初七十七年飞临木星；首次临近观测了木星环、大红斑和3颗木星卫星。然后又于太初七十九年和太初八十一年先后飞近土星，拍摄了土星的照片，提供了关于土星环结构的新资料并发现了土星的新卫星。而直到此时中国在太空中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巅峰，美国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发射航天器的能力，他们只能依赖中国或者欧洲航天总署才能把自己国家生产的卫星送上天空，阿盟在中国的帮助下倒是具备了发射卫星的能力，当然拜阿奴航天基地其实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中国海外发射基地而已，从发射场到地面跟踪，从发射用的火箭到信号传输都是用的中国的产品，维护监控也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即使是欧洲航天总署也只能憋屈的在地月之间逛荡，直到太初八十四年才有第一个非中国宇航员在月球上留下新的足迹，而此时中国的宇航员已经开始做登陆火星的准备了。
第五百九十七节 战后掠影民生篇（）
二战前的中国算得上是中等发达国家，不过老百姓也就是越来越宽裕，最少饿殍遍野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各地老百姓的生活比起共和时期也不过略有提高而已。但是随着二战的进展，中国企业赚的不亦乐乎，财政红利越积越多，在周仲辅主政时期，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惠民措施。
第一项就是农民不用再交农业税，不用再交征购粮，不用再交乡统筹、村提留。国家不但不再向农民要，反过来种地还给各项补贴。过去农民交完地租和公粮、征购粮后的余粮都也不能自己处理，还得统一售卖给当地的粮商，价格很低，农民不卖也不行，这是粮食行会制度。而现在农民的产品，完全可以自己处理，价格自然也由市场说了算。过去的农民种地，什么时候种，种什么，自己都说了不算，都得听当地粮商士绅的统一安排，而现在农民有了自主权，想种什么种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千年的皇粮国税从此不用再交了，粮食产业成为第一个永久性免税的国民经济产业。
第二是过去老百姓都是自己解决养老的问题，从来也没想过、也不敢想什么退休金。可是现在超过60岁的老百姓每人每月有了70中元的养老金，虽然不多，可是毕竟能保障基本的生存要求，且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还同比例增加，不能让养老金输给物价上涨指数。这也成为政府对全国百姓的一个庄严承诺。
第三是成立了城市拆迁监督中心，城市的拆迁让许多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住进了有煤气、暖气的明亮楼房，但是很多中小开发商不愿意承担回迁的成本而选择低价的收购甚至是欺诈。通过城市拆迁监督中心，保障了老百姓选择回迁或者享受房地产增益的机会，任何老百姓作为房产主人都可以选择回迁享受1。5倍的住房补偿或者是折算为房地产投资。
对于城市住房困难的家庭，政府也先后推出了廉租房、经适房，圆了自己的住房梦，这也是房地产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中等收入的家庭，绝大多数都改善了居住条件，过去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套房甚至是联排多层房，现在是很普通的了。中国老百姓的居住面积已经到了世界最前列，甚至比起地广人稀的加拿大都高。
第四、城市的交通问题不再困扰着人们了，公交车越来越多，价格很低，因为有国家的补贴。出租车遍地都是，私车汽车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自行车越来越少了，许多已经不是出行的需要，而是健身的工具。
第五、各种家用电器日益齐全，电脑成为日常用品，并且进入了数字时代。电话不再是单位才有的了，每家都有了。而且手机还成了人手一部的，通讯变得异常的方便。结束了写一封信，十天半月才能到达对方手中、打个长途电话要去电信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的问题。
第六、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日益增加，出行变得简单快速，许多人还坐上了飞机和软卧，也不需要富豪身份去包厢或者托人购买了。旅游变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出门办事、串亲也不用再开什么过所了，一张身份证走遍全国。
第七、文化生活丰富了，不再是只能看看广场电影或者看大戏了。电视、电影、广播，给人们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互联网也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太初十五年的中华广播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新闻纵横》成为世界上第一套商业电视节目，到太初四十五年，中国的广播电视节目已经多达四百多个频道。
第八、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穿衣服五颜六色了，打扮上也是五花八门了，不再是“黑蓝灰”老三色了，乡村妇女也开始烫发了，再也不是大城市妇女的专利。化妆品成为了人们的时尚，人们敢美了、能美了、有钱美了，不必再担心被人指责出风头了，不必再担心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
第九、法制的完善。在太初元年之前的共和时代，中国只有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几部法律。而到太初四十年，中国除了宪法之外，还有各种基本法共1109部，包括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在不断的完善中，这些法律极大地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使人民更加生活在安全的社会环境中。
第十、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可以吃饱肚子了，而且还需要减肥了。粮食调配制度作废了，城市粮食供应票证变成收藏品了，这在“我大清”或者共和时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从百姓的生活来看，把中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形成了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欧美社会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很多欧美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两三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政府来接济。
为什么中国和同为发达国家的欧美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欧美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欧美，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
无论是中国的低物价，还是欧美的高物价，都是中国主导的新经济秩序的结果。这就是中国*政府比欧美还要关心欧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中国低物价来说。大多数欧美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
其次，就欧美的高物价来说，则是欧美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5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4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5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2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例如美国社会，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美国每出口1中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2。5来增发2。5美元来平衡，目前外汇储备大约2。35万亿中元，国内由此增发的超过5。8万亿美元，相当于太初三十年1。2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让美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美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美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中国，不收取中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美元，货币也不会贬值，美国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中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美元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就是美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中国情况恰恰与美国相反，中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美国，美国的商品流入了中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中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美国的中元又通过美国购买中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中国财政部（二战战争债务的规定以及王宝和体系的要求），中国财政部可以用美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中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美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中国老百姓用中元买走了，中元被美国政府拿走了；中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美国政府得到了中元，而美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中国给欧美印发中元纸币，欧美国家给老百姓印发本国纸币；中国用这些纸币为中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欧美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欧美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中国及中华共同体等东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欧美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中国高工资低物价，而欧美很多国家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的原因，即也是中国印钱却不会通货膨胀，而欧美花费大力气制造产品却换回来通货膨胀的秘密。中国掌握着货币的主导权，让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围绕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运作，只要在新经济秩序里运行的经济体无一例外的都成为“中元的奴隶”。
第五百九十八节 战后掠影法制篇（）
对于中国的法制环境，很多国家来访的人们都有自己的感触，或许通过一篇来自法国的汉学研修学者在中国的一篇随笔更能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在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法制环境里。
“在中国的外国人所感受的法治环境，首先就是公民自觉守法的意识很普遍，这种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折射表现为一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公共秩序，这一点对所接触到的许多人或事都感受很深。
在中国国负责安排我们参观学习事务的是山东韩非法学院的赵茜女士，在这个期间无论我们听课还是参观她都伴随我们，绝不会晚来早退或中途离开。由于我们是这个项目的第四批人员，所以对她而言也许已经意味着第四次重复伴听相同的内容，况且她在本国大学学的就是法律学业。尽管这样，她始终和我们一样每天从早上九点坐到下午五点。而且进行讲授的人员也不例外，基本都是早到晚走。偶然有一天在下午四点半时讲授的内容结束了，讲课的人征求坐在一旁的赵茜女士的意见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她毫不客气地说，不行。她要求剩下的时间用来进行讨论。后来即使有一点时间就是授课的人不问我们有没有问题，我们也会积极提问的，感觉似乎大学四年也没有讨论过那么多问题。
我们在青州的临淄公园碰巧遇见了一次动物保护者的游行，整个游行队伍从毗邻青州市议会的一条路走入临淄公园。参加游行的既有年轻人，也有老人小孩，他们举着标语牌。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许多人不断发出“咩咩”的声音，后来才知道因为此次游行在休息日举行，依照法律不准呼口号，所以他们就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抗议。这天是一个周六的上午，青州市的市民大多都在家里，临淄公园也算市区一隅，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外和几个警察之外，没有别的人观看这支颇为庞大的游行队伍，但是这支队伍按照警局指定的路线、时间和其他要求，源源不断地走进了临淄公园
我们同行的一位成员曾经向一位中国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很多领域是不制定成文法，那么又怎么用法律来预先规范人们的行为？当然事实上中国也是有很多成文法的，但就普通法系的一般特点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见地的问题。也由此启发我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在中国乃至中华共同体，公民的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了普遍的规范作用，成为法治意识观念的基础。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代理是中华共同体国家普遍实行的制度，正是这个制度激活了中华国家圈的抗辩式庭审，律师的参与使原、被告双方在诉讼格局上力量大致均衡，法官才有条件实现居中裁判。而在大陆法系律师是为被告提供帮助的人，也是法律的捍卫者，负有揭露事实真相的义务，有利于法官从不同角度查清事实真相。两**系的强制代理制度都切实促进了公平公正，提高了诉讼效率。我们在中国参观的庭审中，无论案件大小一律都有律师出庭。强制代理制度与法律援助有紧密联系。在中国按个人收入水平划定了法律援助的对象，对达不到一定收入水平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由国家予以保障，从而保证了强制代理制度的落实。
在中国我们还听了一次关于涉及公民民事权利方面的法律援助标准化服务的介绍，即社区法律服务，其特点是将来自于政府、个人、慈善机构等方面的资金组合在一起，提供一种共同确定的服务目标和服务标准，有三个层次上的服务标准：信息服务标准，一般服务（如提供咨询服务）标准和专业服务标准，计划到太初四十七年（中国人固执的使用这种他们的君主制定的纪年方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