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代表团上书事件。
不管清廷如何办理，山东等四省干脆的宣布了新的政治改良方案，吴宸轩以山东巡抚权知两江剿匪总办大臣的名义宣布各地谘议局成为立法和议政机关，各省府县的政务必须向谘议局报备，涉及民生的政令必须经过谘议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方可执行，谘议局可以立法约束本级政府，如果政府有违背谘议局的决议则为违法，谘议局可以通过弹劾案，报请吴宸轩解除对方的职务。各地驻军也接到吴宸轩的军令，严禁官吏动用武装力量压制谘议局的言论，相反的是，如果谘议局弹劾官吏通过，则军队要解除对方的职务后礼送出境。
吴宸轩当然知道这些工商士绅会搞出很多奇葩的议案，但是如果不让他们自己去试试如何使用权利这把双刃剑，这个阶级永远都会对着欧美日的政体去臆想，自己碰的头破血流才明白如何能因地制宜的去制定政策，才能学会对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去寻找妥协和求同存异。ad2；掌握了军队的吴宸轩根本不害怕有野心家会篡夺政权来搞倒行逆施，更不畏惧外部的敌对势力的干涉。
这样的谘议局制度已经具备了议会国家的雏形，作为四省谘议局总议长的熊秉三忙的脚不沾地，连光复会的蔡鹤卿和陶焕卿两人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投身到议会组织工作中，加上孟洛川担任了四省谘议局总纠察长，几位大才总算是把各省和府一级的谘议局搞起来了，而且近乎三分之二的是商会会员或者和商会有联系的开明士绅，剩下两成多的传统文士和大地主代表，市井百姓和乡野村民大多还不关心这些老爷们鼓捣的玩意，所以民主的代表性还是相当有限的。
在工商业方面，山东本来就已经是占去全国的六成份额，鼓励工商的政策比比皆是，山东商会这个超级托拉斯已经占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虽然山东商会内大大小小的企业集团也有十几个，但是吴宸轩的标准系企业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次四省联合，吴宸轩趁机把山东的政策推广到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的卢永祥一宣布投诚，上海也加入进来，不过这时候上海还是江苏的一个府而已。
鲁苏皖浙本来就是商业昌盛之地，现在政策对路，山东商会和江浙商会分别组建的山东工商银行、山东建设银行、江浙实业银行和江浙商业银行组成的四大银行体系提供了绝大多数工商企业的贷款融资服务。山东证券交易所和江浙证券交易所的挂牌，更让游资纷纷投入到股票和期货的交易中，甚至连日本几大财团和英法美德等国的银行也投入到鲁市和苏市的交易中来。不过在引进了停牌和涨跌停制度后的两市，让习惯了狂涨狂跌的西方资本又开始回流，不过相对温和的股市让日本和一些有回避风险的西方资产找到了合适的避风港，加上四省工商业的高速发展，所以鲁苏两市成为了远东地区最重要的股票和期货交易市场。
文化上从吴宸轩任职布政使的时候，山东的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就走在了整个东亚的前列。在蔡鹤卿等人的努力下山东大学、济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成为国内响当当的名校，也只有北京的美资清华大学堂、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和留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能相提并论。随着山东理工迁往沂州、山东财经迁往青岛，济南府才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天下名校居其半”的局面。ad3；
基础教育方面，随着山东师范和曲阜师范两所大学的建立，经过了现代教育熏陶的教师资源，让山东的基础教育迅速的覆盖到县城，乡村里面也逐渐把私塾里面插入了新式教学内容。各地的基础教育一般是当地的商会给捐资助学，当然也有的地方商会势力太弱，没有钱支持教育，就只好由济南的几大商家分头负责，好在标准系承担了大部分，剩下的又有孟家、苗家、王家、乐家四大家族承担了起来，其他商家捐资也主要是作为奖学金使用。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本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新式教育能满五年，拿到初级学校毕业*证书，在商会里找个工作不成问题，最不济也可以上全免费的师范预科学校，成绩优秀的进入两所师范就读，一般的两年毕业也都分到各地学校去任教，拿的薪俸不次于县太爷（当然是朝廷公布的标准，没有算灰黑色收入的）。三年的中等教育基本上是家有余财的富裕阶层供养的，收费也不算高，一家里面有一两个在商会工作的伙计就能供养一个孩子上中等学校。中等学校毕业就能算的上知识分子了，何况还有各种商会和企业办的技术短训班，考个什么执业证书之类的，就能成为拿上三四个伙计工钱的职员或技术员。另外中等学校的毕业*证书还是报考各类预科学校的敲门砖，预科学校基本上每个府里面有一所两所，两年时间就能毕业，毕业生全部是商会包分配的，优秀的学生都直接被各个大学直接招生了，其他的学生也可以参加每年一月份的联考，除了考大学，还可以考公费出国生，被官府和商会委派到国外的定点大学深造。枣林军校和标准航校都是招录预科生的大户，经过这些路径的预科生占了绝大多数，其他的预科生也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基本上只要有了预科学历，勤恳工作上三五年，在济南府定居，养活十口八口的家人不成问题。让家庭看到教育改变孩子的未来，让山东的教育已经成为全民的选择。至于商会内部办的职工夜校更是成为青壮年职工的选择，就算是再不成器的工人，也要进夜校学习，如果一个工人没有学历还不进夜校，那么基本上就会被家人和周围的亲朋好友认为是烂泥扶不上墙，怕是整天要遭白眼的干活。
现在山东的经验也被光复会的众人传播到江浙，本来就是人文荟萃、物华天宝的江浙两地对于教育的接受能力也是惊人的。很快江浙两省的教育水平急起直追，与山东的差距不断缩小。安徽虽然地瘠民贫，但是皖北平原的府县也开始推行基础教育，不过预科以上的学校还没有师资力量，只好向山东、江苏等地求援，或者干脆就到山东江苏去求学。因为泰州起义军在李锦和伍师古的带领下本来就和张绍曾关系密切，等吴宸轩一回到山东，主持四省军政，干脆的宣布接受四省剿总司令吴宸轩的招安，成为武翼新军的皖南独立支队。这几年来，皖南和浙西接触较多，两地的教育资源也进行了很好的交流，所以在教育上皖南并不落后于刚刚随着倪嗣冲倒戈而加入四省联盟的皖北。
随着一项项议程的顺利通过，终于到了军务的讨论。代表们也没想到，吴宸轩吴大人竟然把各省封疆大吏当作禁脔的军务都拿到谘议局进行讨论，等谘议局代表听到大会要讨论武翼新军的新一期扩军和军费计划的时候，都是一愣。短短一分钟的冷场之后，是代表们纷纷自发的起立鼓掌。对于这位总办大人尊重谘议局的态度，代表们虽然有点还不熟悉吴宸轩本人，但是从他能把军队和军费都拿到会议上讨论来看，还是很值得大家尊重的。
“大会最后一项议题，武翼新军野战军扩军与后备役建设以及下一年度军费案。下面有请武翼新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段芝泉将军上台宣讲，各位代表请注意，本议题涉及军事机密，请不要记录，内容严禁外传，否则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熊秉三的话语让刚刚还热热闹闹的谘议局瞬间冷却下来，不管大家如何民主，也都明白泄露军机的罪过有多么严重。代表们少有的严谨甚至有些拘束的听取段总参的汇报。
就在四省谘议局第一次联合会议圆满闭幕的时候，一场伟大而壮烈的革命却提前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上演了，提前执行了满清这所透风撒气的破房子的拆迁令。
printchaptererror；
第二百五十一节 保路终成导*火索（）
时间还要倒回到光绪二十年，乔夫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又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夫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倒也没有错，
光绪二十二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乔夫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乔夫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乔夫是钦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月11日，乔夫被大清驻英国公使馆抓住。12日到14日，乔夫设法与老师康德黎（jamestline）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送回中国。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贺维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且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苏格兰场警察局报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报》。而康德黎担心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19日，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22日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龚拒不放人。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使馆释出乔夫，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地球报》揭发这一消息，舆？论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称英庭因为舆？论压力才放乔夫之说也不成立。10月23日，乔夫终于被放。康德黎资助了乔夫50英镑，出版了《伦敦蒙难记》。“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乔夫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乔夫。这充分说明了大清政府的愚昧无知，若是后世的政府处理起来，随便躲躲猫猫、喝喝开水之类的都能弄出个自然死亡的结论，大清何至于被革命党给搅和的不得安生。连躲猫猫都不会的政府不是个称职的政府，大清国该亡，不亡都没有天理了。
兴中会成立初期，革命党人中非常缺乏笔杆子，他们所宣传的材料，仅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ad1；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改良派的宣传相比相形见绌。但是仍然留给了年轻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要不是武翼新军建立短而且人员来源单纯，也保不齐被革命党渗透进去了。从打击这种传销组织如此不得力的情形来看，这个大清也着实该亡。
后来在九州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出版时，乔夫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汪昭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从光绪二十一年到光绪三十四年，革命党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革命党在国内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不过正是因为这些起义此起彼伏，才让日俄战争后，国际环境相对较为宽松的情况下，清廷却始终不敢对掌握重兵的袁项城、吴宸轩等人动手，最终北洋一系在袁项城死后四分五裂还干脆在直隶打起了抢地盘的军阀混战，武翼新军成为了清廷唯一能依靠的武装。鲁苏皖浙四省剿总的成立，朝廷下了决心才让吴宸轩成了没有总督职衔的汉人第一总督。不过吴宸轩也没让朝廷失望，久拖不决的泰州起义军干脆的放下武器成为武翼新军的补充大队，而盐枭余孟庭的队伍则被四面挤压，回旋余地大大缩小，成为了困居江北的瓮中之鳖。
朝廷上下看武翼新军不顺眼的大有人在，但是敢说吴宸轩不称职的却没有一个，连力主推荐吴宸轩的庆王爷奕劻都得了个五万两银子的大红包。朝野上下觉得苏北变乱应该要偃旗息鼓，从此天下太平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一个蠢到家的政策把掌握大清命脉的一个阶级彻底给得罪死了！
这个脑子进水的政策就是“铁路国有”。其实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自甲午战争结束到辛亥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新政时期建设而成。ad2；但主要依靠外资资助修筑的就长达4029公里，约占总长度的81％。但是作为回报，大清朝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不过朝廷似乎从来就没过过宽绰日子了，连剿匪的军费都是打的一多半白条，所以让大清朝自个儿投资建铁路，无异于缘木求鱼。
光绪二十七年12月2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粤汉铁路于光绪二十一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