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交通不便，长沙城的洋布也仅仅影响长沙城周边的地区，对于那些偏远地方的城镇依然在使用男耕女织产物下的粗布，但是这一状况自从徐卫的纺织厂生产出可以和洋布媲美的布匹后都改变了。
徐卫的布匹是在本土大批量生产的，与洋布相比少了很多的运输成本，同时虽然徐卫给与工人们的工资很高，但是相对于欧美的工人来说依然非常的低，同时在原料的成本方面很有优势，于是从徐卫的纺织厂生产出的布匹的成本是长沙城内洋布价格的百分之二十，而徐卫将布匹的售价提高了一倍后依然只有洋布的百分之四十，彻底将洋布挤出了长沙城的布匹市场，也让徐氏纺织厂的布匹在长沙城一枝独秀。
凭借着长沙便捷的水上交通，徐卫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徐氏纺织厂的布匹就可以遍布西南诸省。
由于招收的工人增多，徐卫的兵源也变得充足起来，于是徐卫从二十万男工之中又选出了三万六千多名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新护卫队员，并且和原来的护卫队员一起选拔跟随徐卫出海的雇佣兵。
自从徐卫的出海计划公布之后，不管是前期的护卫队员还是后期又招募的护卫队员很快就分成了两种态度，那些家境还算不错的护卫队员本着安土重迁的思想很是抵制出洋冒险，而那些家境贫寒的护卫队员却对每月十两银子的薪水趋之若鹤，尤其是徐卫承诺在他们出现伤残后将会替他们照顾老人入土以及孩子成年后更是有一种以死相报意愿。
对于这些护卫队员对出洋的态度，徐卫本着自愿的原则让他们自己选择，毕竟不管是矿场还是工厂目前都需要有人保护，同时这些留守的人员以后可能就是徐卫夺取湖南的军事保障。
经过统计，徐卫将近五万的护卫队有三万多人要求和徐卫一起出洋，这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徐卫两万人的预计，于是徐卫决定半个月后从这些愿意出洋的护卫队中选取二十个总队的人数，一时之间护卫队员训练的积极性大涨，连着那些不愿意出洋的护卫队员也不自觉地加进了训练的步伐。
徐卫在年初向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下达的十艘两万吨的商船在五月底的时候已经有五艘建造完成，于是就根据徐卫的要求将其中的三艘商船装修成运兵船，另外两艘装修成货船，并且在七月初的时候装修完成，现在其中的三艘运兵船已经在驶往中国的路上，而另外两艘商船则是停靠在贝尔法斯特港口，正在装载粮食和工业机械以及建筑用的水泥和钢材，这些都是要运往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地区的物资。
第四十七章 外资银行（）
从回国到现在，徐卫已经在长沙投资了将近一百万英镑的资金，这些资金大部分是从英国以邮寄的形式从各大跨国洋行转到中国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徐氏银行在上海的分行提供的，但是由于回收资金依然遥遥无期，仅靠这样的方式提供的资金已经不能满足徐卫的需要。
**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银行；开始进入中国，从1845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到辛亥革命前的整个晚清时期，在华设立过营业机构的外国银行不下40家。
这些通商口岸的外国在华银行除了从事一些国际商务汇兑结算、存放款等基本金融业务外，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它们又开拓了一个新的更大的业务，那就是向清政府提供借款。
晚清时期，清政府曾举借大量外债，涉及军事、实业、赔款、行政等方面，据统计可以确认的有208笔，总额约为13亿余两，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就是由外国在华银行提供的。
其中长期处于龙头老大地位，获利最丰，实力最强者，非汇丰银行莫属，因为大量借款给中国政府，汇丰银行就牢牢控制着中国政府的盐税和关税，中国政府如要动用，须经汇丰准许。
这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连汇丰银行的买办也高人一等，因为经常替清政府中介借款，它的买办甚至被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绝对保密”避风港汇丰银行开办后，一改在华外商银行只重汇兑不重存款的做法，将存款业务列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近代国人没有什么存款概念，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钱储蓄，因此达官显要的存款才是汇丰银行关注的重点。
为了吸引他们，汇丰一面做广告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一面规定存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从不示人，这一招果然有效，《北华捷报》说，汇丰成为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际上，汇丰银行的举措获得了当时不少权贵的芳心，清廷官吏、民国政要宁愿少取利息，也要将贪污、搜括所得的巨额资财存入汇丰银行，以保证安全。
清末皇室亲贵、掌握中枢的庆亲王奕劻就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据清人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庆亲王奕劻曾将120万两黄金送往东郊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汇丰银行很清楚奕劻巨额资财来路不正，于是摆足架子，多方刁难，数次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
事情为清末御史蒋式瑆得知后，上奏朝廷，认定奕劻所存必是赃款，务须从汇丰银行中提出此款，充公入股官立银行，慈禧太后得报，派尚书鹿传霖、清锐与汇丰银行交涉，确查具奏。
鹿传霖、清锐到银行后，当日是星期天，没有人营业，吃了闭门羹，隔日再去，仍是无功而返，据清锐等人的奏折称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询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经见过，询其账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准以示人。
很显然这是奕劻已经得知风声提前做了手脚，结果被撤职查办的不是奕劻，而是百口莫辩的蒋式瑆。
此事发生后，等于为汇丰银行作了一次义务宣传，中国官吏和工商业者都将汇丰视作安全的避风港，纷纷到汇丰银行开立账户，将巨额资产和金银古玩存入银行，一时间汇丰存款大增。
蒋式瑆弹劾奕劻，朝廷派员去汇丰查账的故事，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就有生动描写，作者李伯元只是把地点改到了上海，笔法曲折传神，不仅揭示了汇丰银行的生意经，而且把当年外商银行的霸气和傲慢写得活灵活现。
有了汇丰银行的例子，其他各国的银行也都学习汇丰银行的办法来招揽中国官吏的存款，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银行自身的储蓄金额，也使得银行在中国的发放贷款的自己不需要从各国银行总部调拨。
徐卫的徐氏银行或许是在名字和老板方面太本土化了，而且进入中国的时间又太晚，在上海根本就竞争不过那些老牌的外资银行。
为了银行的发展，也为了吸收更多的资金，徐卫在长沙城设立了第一家徐氏银行中国区的分行，分行的大班虽然依然沿用英国人，但是自大班一下的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从上海招募的有金融管理经验的华人。
为了能够尽快的回收资金，徐卫选择了一项赚钱最快的事情，那就是印制纸币。
清朝统治者鉴于以前朝代印发纸币的弊端，二百多年间，只用银钱，不用纸钞，但到咸丰三年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给清王朝财政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于是为了筹措军需费用，清朝廷不得不破例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这就是今日习称的钞票一词的由来。
清廷印刷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多为木版或铜版印刷，与宋、元、明时相仿，票面呈竖方形，尺幅较大，虽为二色或三色套印，但色彩单调，印刷技术并不复杂，民间多能仿制。
当时的官府既要防止民间伪造，又无技术措施，只好在票面上加盖官府印鉴，用以保证信誉和增强可靠性。
与此同时，政府还制定了维护钞票信誉的法律，通过对伪造者和揭发报官者进行惩罚和奖励的法律条款，来防止和制裁伪造者，以保证钞票的流通和信誉。
清代的纸币，除政府印发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之外，清末官私银钱行号和私营银钱店也在印发钞票，其中私营银钱店又有钱庄、钱铺、钱店、银号等多种称谓，是一种地方性的金融行业，其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和印发钱票银票，起着配合制钱和纹银、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
私人钱庄印发的银钱票，印刷质量更为简单粗糙，票面金额数字多用手书写，缺乏必要的防伪措施，使得当时的币制更加混乱。
西方列强在军事入侵的同时，还把西方货币流入中国，并为中国的地方和私人银号印刷钞票。
他们印刷的钞票，因采用先进的近代印刷技术，图画精美、印制精良，从而引起清政府中有识之士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力主革新的政府官员，纷纷议奏朝廷，要求政府引进西方先进的印钞技术，在中国发行纸币，以适应当时清政府的经济需要。
与民初时期外国银行在中国滥发纸币的情况不同，清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也惧怕洋人，但是毕竟是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有着完善的而金融体系，各大票号都有着极强的信誉，不管是士绅官商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非常信任本地的钱庄发行的钞票，所以外资银行制造的纸币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并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于是这些外资银行也只是给一些钱庄印制银票或者和清政府合作发行纸币。
外资银行滥发纸币的事情是在民国军阀混战的时候，那时候各地的军阀都滥发纸币，并且过分盘剥各地的票商银号，不仅将自己发行的军票变得毫无信誉，也印象了那些票商银号的信誉，将本国的纸币信誉破坏的一干二净。
于此相反的是外资银行有着本国政府的保护，各地的军阀对这些外资银行都是毕恭毕敬，这就增加了这些外资银行的信誉，老百姓也愿意使用那些外国人发行的纸币，很多外资银行大发其财，等到有挤兑风潮的时候就关门大吉，端的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同时这也造成了中国的资产大量外流。
纸币的发行在于流通，只要能够流通，这种纸币的发行才真正的算是成功的了，也真正的能够为发行方盈利。
为了自己制造的纸币能够顺利流通，徐卫使用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捆绑方式，那就是徐卫在长沙城内开办了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场，里面不仅有中国人必须的茶米油盐酱醋，也有从外国进口的洋油灯、自行车、肥皂、钟表等很多进口的东西。
整个百货商场占地上百亩，分为低档区和高档区。
在低档区出售的都是日常需要的茶米油盐酱醋以及很多从国外进口的日常用品，同时还有自己工厂内生产的布匹和女工们制作的成衣被褥，货物类型之多无出其右着，货物量之大也无出其右者，单单其中存放的大米就够整个长沙半月的食用。
在高档区则经过了豪华的装修，里面大多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奢侈品，进入的人都需要衣着整洁，衣服旧点新点都无所谓，但是必须保持衣着和自身的干净，这并不是什么狗眼看人低的规定，而是必须保持其他顾客购物时的赏心悦目。
第四十八章 捆绑销售下的纸币（）
为了做到与自己发行的钞票捆绑起来，徐卫规定在百货商场内的所有的货物都必须用徐氏银行发行的钞票购买，百货商场的柜台上不再接受除徐氏银行发行的钞票以外的货币，而兑换徐氏银行所发行的钞票的地方就在百货商店旁边的徐氏银行。
在前期的时候，长沙的市民肯定会因为麻烦而去别的地方购买东西，但是像百货商店诸如自行车、钟表、怀表等等这一类中国人自己还不会生产的奢侈品一般只有徐卫的百货商店最齐全，前期赚的就是这一类货物的钱。
同时为了更广泛的使用徐氏银行发行的钞票，徐卫规定矿场和纺织厂所有的工人都发纸币工资，当然前期这些工人依然会有很多人将这些纸币换成金属货币，不过应该还是有一部分人使用这种货币购买东西，而徐卫需要做的就是培养他们的习惯，毕竟与沉重的金属货币相比较，纸币还是非常方便的。
徐卫在长沙开设的徐氏银行所使用的印钞机是从美国进口的，印钞所使用的纸张是采用棉纤维和麻制成的。
棉纤维长使纸张不易断裂，吸墨好、不易掉色，麻纤维结实坚韧，使纸张挺括，经久流通不起毛，对水、油及一些化学物质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在纸币的防伪方面，徐卫不仅在纸币上设置了水印防伪，甚至还盗用了后世的技术，使用了现在只应用在重要文件上的技术，安全线防伪，同时还在钞票的防伪印刷中掺杂了大量的防伪油墨。
现阶段所有国家的货币都因为防伪技术比较落后，几乎所有的防伪措施都用在了钞票的印刷方面，例如早期的美元出于防止伪造的目的它使用难于照相复制的绿色油墨，不过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钞票背面使用了比正面深的绿色，由此被称为绿背票，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依此称呼美元。
徐氏银行发行的钞票正面的图案是孔子的全身照，后面则是奔流不息的湘江，在防伪印刷方面采用了很多的底纹。
钞票最大的面值是一百元，在价值上的等同于白银一百两或者银元一百枚，小额的面值有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五元、两元、一元、五角、贰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
这些纸币的图案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有纸张的大小，一百元的纸张最大，比现在通用的一百元纸币还要大一圈，五十元、二十元、十元的纸张大小一样，以次以三种面额递减，以厘计算的纸币大小已经和现在的一角的纸币差不多大了。
这种纸币只和白银挂钩，以现在的白银对铜钱的换算，一厘大约是一点四文钱，不过由于铜钱和白银的兑换非常不稳定，具体的兑换要按照当时的比例。
由于纸币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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