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人丁逃亡，这便是人丁田赋抵不上军屯租的原因所在！”骠骑将军一字一句，句句击在刘健的心坎上——作为内阁首辅，他岂能不清楚这其中的“猫腻”！
可这简短的十二个字——“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人丁逃亡”，便是导致这一奇怪现象的根本原因？
是的！
“据臣所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咱大明尚有田土近九百万余顷，千余万户，七千余万口。而从洪熙元年（1425年）起，大明的田土却减少至仅五百余万顷，九百余万户，六千余万口。短短几十年，咱大明便莫名其妙的田土减少四百余万顷，户减百余万，口减千余万……”
作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除了太祖、成祖同蒙古人掐架掐得比较多（这俩父子同蒙古人掐架，多半都是出了长城，属于“境外作战”，也死不了多少人，更破坏不了大明境内农田土地），再除了英宗时候的“土木堡”之役，便再无动不动便是五六十万大军掐在一起的大兵团作战。是以，大明这百余年来算得上是太平盛世。
再则，自太祖以来，大明也没出现过如同五百年后（1942年河南大旱，饿死了3万人，饿跑了3万人）那般的洪涝旱灾，偶尔发个天灾，也只是皮毛之癣——也算得上是风调雨顺。
一句话：大一统的大明朝，在太平无大战、算得上是风调雨顺的前提之下，人口会越来越少？农田土地会越来越少？
而且还不是减少一丢丢！
鬼才信！
这减少的土地与人口都哪儿去了？
仍是那十二个字——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人丁逃亡！
简单一点说，便是这么个意思：官僚地主、大户人家们实际占有的农田土地，与他们报上来给官府“册文”（登记纳税）的严重不符——少报、偷报、漏报了！
而普通的“劳苦大众”因为土地不够（被兼并了），便交不起“赋税”，只得跑路逃亡——成为没有“身份证”的“黑户”，或是沦为大户人家的“农奴”！
“……而自洪熙元年（1425年）至本朝十三年（15年），咱大明的农田土地又仅只四百余万顷，八百余万户，五千余万口。这七十几年的光景，咱大明又莫名其妙的田土减少百余万顷，户减百余万，口减千余万！？”骠骑将军吐出来的数据简直就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人丁逃亡”，这简单的十二个字，简直就是一无底洞！
王睿说的这些数据，弘治不知道？刘健不知道？
他们都知道，可是他们找不到解决之策——某一问题若是找不到解决的方式，那你提出来做甚？没事寻心塞吶！？
关于大明的灭亡，有很多说法，也有很多理由，而其中有一说法与理由，是相当之重要——大明亡于“穷”！
大明的科技领先世界，光是火器火炮这一项便教当时的世界诸国有些难望其项背——更不用说是还在过着狩猎打鱼生活的满洲人；大明的人口、资源，也是任何一国都望尘莫及；可煌煌大明，硬是被一群扛着锄头耙子、卷着裤腿的农民军给灭亡了！
原因何在？
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没钱！
陕西闹灾荒了，没钱赈灾；四川发大水了，没钱赈灾；满洲人开始折腾，辽东要增加军费开支了，没钱；农民们造反了，要调拨大军去镇压，可大明朝廷却还欠了大兵们的军饷没发，还是那句话——朝廷没钱！
大兵们整天拼死拼活，最后连军饷都没得拿，谁他娘还给你打战！？
大明真没钱？
呸！
大明有的是钱——明朝时候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动则投资上百万两、数百万两用来做生意的“老板们”遍地都是。
而事实的真相便是——大明的银子都不在国库，而在商贾地主、官僚乡绅们的腰包里！
“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人丁逃亡”——原本应该流入大明国库的银子，便是通过这十二个字，流入到了商贾地主、官僚乡绅们的腰包里去了。
“骠骑将军所言，微臣附议”，平江伯很识时务的又跳了出来，“大明的田赋，若是正儿八经的征收，绝不止这个数，且会大幅翻番，咱大明的收成，也绝不止是二千七百余万两。骠骑将军既是看出了这当中的问题，可也是有了解决之法？可令大明收成增加，而在革除卫所军制一事上，朝廷再无财力不堪之忧？”
别他娘光说问题不说对策了——你说的问题，上至圣上，下至朝臣，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关键是没法儿解决吶！
平江伯看出了弘治的急切——他迫不及待的想知道解决这问题的对策，相当之“乖巧”的将“引子”扔了出来。
“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人丁逃亡”，这十二个字，其因果关系又是这样的：大明的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它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是——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造成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农民跑了，留下的土地，便被“大户人家”们给侵占，便出现了“册文讹误、豪强欺隐”的现象。
久而久之，大明便变得财力分散，扰乱分配秩序，终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也削弱了中央集权，助长了地方势力膨胀——大明富可敌国的人儿多得是！
是以，“苛捐杂税”使人民长期处在赋税徭役负担沉重的境况里，民不聊生——它才是造成“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人丁逃亡”的罪魁祸首！
依据史料记载——“今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山压。加以彼旱此涝，收田之人，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唯有破家去产而已”造成的“田地荒芜”以及“流徙死亡”的“不计其数”！
毫无疑问，要解决“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人丁逃亡”所造成的大明朝廷财政危机的问题，实际则是要解决“苛捐杂税”的问题。
这一问题，直至八十年后的万历年间，出了个叫张居正的人，他针对这一现象，搞了个改革，叫做——一条鞭法！
平江伯说——“大明的田赋，若是正儿八经的征收，绝不止这个数，且会大幅翻番”，他这当真不是在吹牛逼！
张先森实行“一条鞭法”过后，大明的财政收入当真是实现了“几何倍数增长”——大明一度出现了“回光返照”的迹象，可惜张先森才实行这项改革措施不久，便他娘见马克思去了，他的“一条鞭法”也不了了之。
“臣思虑良久，终于觅得了两条法子来解决咱大明的收成问题……”
骠骑将军说有两条法子？
除了一条鞭法，还有个什么法子？r1148
第184章 解决之法（）
“这俩法子，其一为‘一条鞭法’，其二为‘摊丁入亩’……”骠骑将军终于做了一回“剽窃犯”，不但盗用了八十年后张大学士的“版权”，更将满清康熙皇帝的功劳也“盗用”了过来。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叶之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大明的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一情况，“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
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
它是大明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一条鞭法”的实行，至少有四大益处：一是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三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杜绝苛捐杂税的作用，嘉靖、隆庆时期的财政危机大为好转，“海内殷阜”，“帑藏充盈”，使得明王朝政治衰落的危局也大为缓解；四是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因为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句话概况，实行“一条鞭法”后，既缓解了劳动人民的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就此角度看，这项制度可谓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土地农业政策之一。
而在弘治十三年，有一个名叫王睿的骠骑将军要将“一条鞭法”提前八十年实行。
“‘一条鞭法’目的有三，一简化税制，二增加收入，三方便征收税款！而在实行‘一条鞭法’之前，务必得再行清丈土地……”
八十年后，张大学士针对当时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税减的情况，率先从清丈土地入手，试图做到赋役均平。仅部分清丈的结果（两湖两广，加了个贵州云南），便增加了土地二百八十万顷（2。8亿亩）——推而广之，若是全国范围内的清丈土地，以弘治十三年登记册文的“四百余万顷”的土地来看，恐怕只会是个零头。
而骠骑将军言及“务必再行清丈土地”——这句话如同一记闷雷，“轰隆”一声在金殿内炸开：不管哪朝哪代，占用大片良田土地，而又“虚报、假报、漏报”，以致“逃税、偷税、漏税”的人群当中，官僚们始终如一的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同僚肃静，先待骠骑将军道完”，伟大的刘健又做了一记“狮子吼”，将嗡嗡的群臣压了下来——弘治朝内阁首辅刘健的威望，绝不是盖的。
身为内阁首辅，他自是一听便听出了这“一条鞭法”的伟大作用：当真是既能简化赋税程序，又能增加朝廷收入，还能严厉打击“逃税、偷税、漏税”！
“‘一条鞭法’，便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如此一来，没有土地的百姓能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百姓能用较多的时间来耕种土地”，骠骑将军朝着刘健投去感激一瞥——这死老头，有一点好：永远都只向着真理！
“至于这‘摊丁入亩’，便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人头税’，按照田地征收赋税……”骠骑将军今日扔的“炸弹”当真是一个接着一个，“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一句话——“摊丁入亩”，便是教那些占有田地多的土豪们多纳税，占有土地少的寻常百姓们少纳税，它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能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摊丁入亩”到底有多大的能量，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便能知道：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全国人口更是由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179年）的三个多亿人。
“摊丁入亩”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过程，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活跃商品经济起来推动作用；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了丁役负担，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进一步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能起到十分重大积极作用。
它一方面使得广大自耕农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不至于沦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得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此外，“摊丁入亩”还能抑制土地兼并——地主的利益将不再优厚，土地的负担大幅度加重，因为“摊丁入亩”的原则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农民田少了多，于是“富户也困于役，而置产困也”！
再则，“摊丁入亩”还有这么一种作用：人口是变动的，而土地却是是完整的、稳定的，因此，“摊丁入亩”的制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稳妥和适用——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能使赋役负担达到某种合理、平均的分配，使纳税人的财产与其赋税负担成正比，更能能确保国家的正常税收，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可这他娘的，当真是没法同骠骑将军一块儿愉快的玩耍了——他这两条办法，严重损害了大明“栋梁们”的利益：士大夫阶层，便是地主阶级的代表！
弘治寒着脸瞧着蠢蠢欲动的大臣们，冷冷的道：“众爱卿，可是觉着骠骑将军说的这两条法子有何不妥？若有不妥之处，务必得说出个原委来……”
“原委”？
能他娘说出个什么“原委”？
难不成老子们跳出来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么一搞，老子不是要多缴许多税了！？
“臣附议骠骑将军所奏！”平江伯一见满朝老王八蛋尽皆腮红脖子粗、吹胡子瞪眼，却又扭扭捏捏的放不出半个屁来，心底没来由的一爽，又非常识时务的跳了出来。
“臣也赞同骠骑将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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