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当年的大礼仪之争一样，有不顾身家性命批龙鳞的人，自然也少不了替皇上说话的人，不少官员纷纷上疏替皇上抗辩，称颂吾皇英明神武，力陈新政利国利民，建议朝廷严厉惩处那些非议新政、诽谤君父的逆臣贼子。
接到这样贴心贴肝的奏疏，朱厚熜非常高兴，便想明发诏谕褒奖这些支持新政者，并给他们加官进爵。吕芳听了他的主意，惴惴不安地递给他的一份名单，朱厚熜一看就傻眼了。
这是镇抚司下属秘密机构大明反贪局自去年开展“捕蝉行动”以来整理出的贪官名单，那些上疏支持新政者的尊姓大名大部分都赫然位列其上，其中最早上疏的两淮盐运鄢茂卿的名下被他着意点了三个墨点。他当日点这一连串的墨点之时还明确指示吕芳，等时机一成熟就要将其下狱论罪开刀问斩
这些贪官为新政鸣不平，不用说也知道是揣摩透了皇上的心思，便效法夏言的前任内阁首辅张熜张孚敬，将此次新政之争当成了平步青云的好机会，靠逢迎上意来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不争气的东西！”朱厚熜悻悻地骂了一句，然后对吕芳说：“这些名单上的人上的奏疏一律不发，他们站出来帮新政说话，不但居心不良，也玷污了朕的一片苦心，更会为那帮士林清流所不满，反不利于新政日后的大力推行。”
“主子虑的是。”吕芳翻出一具奏疏，说：“依奴婢陋见，此人虽也与那鄢茂卿同为严嵩门下，但为官还算清廉，主子以前也吩咐奴婢着意留心他，据下面的人奏报，官声政绩都还不差，官场风评和士林清议对其也多有赞言。他所上的奏疏奴婢也看了，虽只限于一县之境，倒是言之有物，想必能收到正人心、靖浮言之功。”
朱厚熜接过来看，上疏之人是浙江余姚知县胡宗宪，他奏报了余姚县去年下半年推行新政以来赋税收入情况，以及民间百姓对于新政齐声称颂的有关情况，确实如吕芳所说的那样，是一份有理有据，颇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或经验材料，让朱厚熜看了也赞不绝口，便说：“可将此奏疏明发邸报，并褒奖胡宗宪。升他为”他想了想说：“算了，升官倒也不急这一时，此人朕日后是要大用的，如今新政之争就不必牵扯过深了，让他在地方上再好生历练一番，也免得旁人说他是幸进之臣，你可将朕的这层意思告诉严嵩，让他给胡宗宪写封信。”
尽管通政使司秉承上意，将许多为新政说话的奏疏明发邸报，刊行天下，但因上疏之人除了那些在官场上名声本就不大好，被士林视为贪官佞臣的人之外，也只有一些州县牧民之官，论影响力远不能与那些翰林、御史和给事中等京官相比，因此他们的抗辩在一片攻讦新政的声浪之中显得是那么的微弱，反而遭到了许多清流的斥骂。
官员们闹得不可开交，那些贵戚勋显也没有闲着，也纷纷跳了出来
嘉靖新政财税改革的两大政策，一是官绅一体纳粮，二是子粒田征税。官员们攻讦的矛头主要对着官绅一体纳粮之法，而子粒田征税侵害的是藩王宗室和公侯勋贵的既得利益，单凭朝廷俸禄吃饭的官员们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此都积极支持这一改革，一片攻讦新政的声浪之中也不见有人出来对子粒田征税说个“不”字。但那些贵戚勋显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早就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了。
那些贵戚勋显一个个吃着朝廷一品俸禄，坐享万亩子粒田的半数收入，乡下有田庄，城里有店铺，都富得流油。可是，正应了那句“为富不仁”，他们只想着家中那万亩良田每年只抽取五分收归国库，也有几千两银子几千石粮米，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让那些钟鸣鼎食的豪富权贵也食不甘味，卧难安寝，就如同剜了心头肉一样，都认为自己才是新政最大的受害者。皇上此前惩处了反对新政的沂王和荆王，其他贵戚勋爵都安宁了一段时日。如今官绅士子一闹起来，他们立时就不安分了，许多人也跟着朝臣上本子参奏弹劾内阁各位阁老和户部尚书马宪成，还在上朝下朝之时当着夏言等人的面指桑骂槐，说什么“对皇上的赏赐也要抽分子拿彩头，这是哪门子的王法？如此下去，早晚有一天得打嗝缴税，放屁认捐”。
这还都是明里闹事，至于暗中推波助澜鼓动官员上疏，私底下写诋毁新政的匿名揭帖画谤画，互相串连泄愤闹事，简直无时不有层出不穷。还有人将举子罢考、陆树德自杀以及午门廷杖等事件编成儿歌教京城里的小孩、乞丐四处传唱，大肆渲染这场让皇上丢尽面子的新政之争，将朝野上下、京师内外闹的是沸沸扬扬，乌烟瘴气。
开始的时候朱厚熜还念着他们祖上的功德，怕给人落下“过河拆桥”的话柄，对他们的弹章奏本一概不理，那些人的气焰就越发的嚣张，一帮胡子一大把的勋贵元老竟然纠结起来闯入皇宫哭闹，哭着喊着说新政虐待天亲荼毒功臣，他们已经被逼得活不下去了，不如到奉先殿泣告诸位先帝之后自刎，一是追随先帝于九泉之下，二来以死劝谏君父。闹腾到这种程度，朱厚熜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
大明朝彻底乱成了一锅粥，最早开始煮粥的朱厚熜和吕芳两人面面相觑，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会把粥煮成这个样子，眼看着就要沸腾，却不知道是该再添一把柴还是泼一瓢水。后来看到蜂拥而至的弹章奏本，听到厂卫特务报告朝臣显贵们的种种异常举动，朱厚熜也乱了阵脚，便不顾吕芳的劝阻，疯狂地下令将所有攻讦新政的官员全部抓起来。
早已待命的镇抚司缇骑校尉立刻倾巢而出，直扑翰林院、都察院、六科廊等衙门，将参与上疏的官员尽数擒获；分散在六部等各大衙门的几十名中低级官员也被一网打尽，全部关进诏狱。一时间京城之中缇骑校尉四处奔走，行人官吏无不避让路旁侧目而视。
对这些借着祖宗余荫得了免死铁券，自持皇上不能依朝廷律法治罪，平日里作威作福，多行不法**官民的勋贵元老，朱厚熜虽说不能将他们都打入诏狱或处以廷杖，但也没有跟他们客气，挑头闹事的太师、英国公张茂和成国公朱至孝被圈禁在府邸闭门思过，其他人也分别被处以追夺赐田、罚俸等惩罚。朱厚熜还发狠说：“你们都说朕乱祖宗之成法，既然如此，朕也就不怕人骂朕是朱家的不孝子孙，你们不要以为朕就不能夺回先帝赐给你们的丹书铁券！”
皇上对朝臣对勋贵都摆出了一副极其强硬的姿态，即便如此，这股反对新政的声浪非但没有减弱半分，反而如同眼下的天气一样，越来越热。到了七月十八日，这股灼热的巨浪一下子就砸在了朱厚熜的头上，当场就把他砸懵了——
第三十八章变生俄顷（）
那天的正午时分，吕芳神色慌张地来到了东暖阁，向他报告了一个惊天的消息：蒙古鞑靼俺答部起兵二十余万出河套地区进击大同；大同镇总兵、咸宁侯仇鸾献关投降，并以新政“乱祖宗之成法，变春秋之大义”为借口，打着“清君侧，正王道”的旗帜，带着大同镇十万大军，与鞑靼军队一起杀奔京师而来！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诸部四分五裂，各部之间攻杀频繁，后经联姻、武力征服等方式，基本形成了西部瓦刺、东部鞑靼与东北部兀良哈这三大势力，瓦刺与鞑靼是世仇，相互攻杀不已，兀良哈则多与鞑靼联合共拒瓦刺，但他们染指中原之心无一日不有，解决故元残余势力仍是明朝历代军事边防之重。自明太祖、成祖至于仁宣两帝，均采取以抚为重，以剿辅之的外交军事政策，一方面许以互市通商，并对故元蒙古各部军民采取怀柔笼络政策，不分华夷，任人唯贤，对归降蒙古头目，优礼厚遇，对于漠南漠北归附者，均授予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赐给敕书印信，设羁縻卫所；对内地归附或归附之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军事打击力度，于洪武、永乐年间多次兴兵北伐，明成祖朱棣更是五次亲征，扫平漠北，勒石而归，武功之盛，一时无两。在明朝抚剿两策并用之下，北元势力极大削弱，数十年不敢再生南下牧马之念。
至明英宗正统年间，鞑靼衰落，瓦刺逐渐强盛，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草原霸主，吞并中原之野心就日益高涨。斯时明朝正值权阉王振把持朝政之际，王振专权乱政，导致国力衰弱，武备废弛。正统十四年，瓦刺借口明朝削减了朝贡使者的赏赐而大举犯边，好大喜功的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兴师北伐，几十万北征大军丧师土木堡，连英宗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土木堡之变”也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瓦刺大军挟大胜之威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多亏有“救时宰相”之称的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率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这才保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
其后瓦刺因内乱而分裂，鞑靼趁机崛起，再次称霸蒙古，屡次骚扰明朝边境，杀掠百姓。到了嘉靖年间，因嘉靖昏聩，边防力量大为削弱，鞑靼趁机占据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河套地区，出河套即可犯宣府、大同、三原等镇，震动京畿；入河套，则可攻击延绥、宁夏、固原等镇，侵扰关中，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嘉靖十二年，鞑靼首领达延汗死后，子孙们相互争斗，蒙古再次陷入割据状态，其第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最大，中原称其为俺答汗，所部即为俺答部，此时正占据着土地肥沃的河套地区，威胁着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全。
游牧民族的蒙古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前蒙古历代霸主都积极要求与明朝允许互市贸易。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失去约束，不时南下抢掠人畜财物，明朝就断绝了与蒙古的和平贸易。俺答控制了鞑靼大部力量之后，多次主动表示愿意臣服明朝，请求允许每年进贡并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
昏庸的嘉靖和短视的大臣当然不明白只要稍微放低一点姿态，放弃天朝上国“薄来厚往”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朝贡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其实可以大大缓解财政危机；更不知道蒙古是自己的同胞兄弟，迟早要和汉人坐在一起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他们担心“土木堡之变”重演，就严词拒绝了俺答朝贡互市的要求，并于嘉靖二十一年将俺答所派使者斩首示众，还悬赏购买俺答的首级，最终激怒了俺答，亲率大军兴师南下掳掠，这才有了眼下这等祸事。
单是鞑靼虏贼犯边倒没什么可怕的，九边重镇近百万大军日夜枕戈待旦，鞑靼担心侧翼安全，也不敢长驱直入威胁京畿，每次都是深入边境百十余里大肆剽掠一番之后便引军而回。但此次大同镇总兵仇鸾献关投降并公然起兵反叛，就使形势急剧恶化，朱厚熜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大明开国近两百年来，还从未有过边镇大将不战而降的先例，仇鸾贵为公侯，又是手握十万大军的九镇总兵之一，他之所以公然反叛，自然跟前不久的举子罢考引发的这场波及整个朝廷的风波一样，都是嘉靖新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子粒田征税对宗室勋贵的伤害极大，朱厚熜在推行新政之初，就预计到他们可能会以变法乱政失德的名义，勾结地方豪强势力作乱，在一省或数省闹起来。但他还是自信地认为以这些人的力量还翻不起多大的浪，一是因为明朝藩王宗室一直被朝廷压制，不但不能有自己的军队，更不能随便结交大臣军将，根本没有和朝廷对抗的本钱；二来就算发生叛乱，也是因为个别宗室豪强不满，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要百姓不起来造反，乱也亡不了国。所以他一方面秘令吕芳指挥最忠实于皇帝的厂卫特务机关加强对各地藩王勋贵的监视和控制，另一方面，心中更隐隐地盼望着那些人狗急跳墙闹腾起来——彻底打击削弱宗室豪强势力还在其次，经过近二百年太平盛世的搜刮盘剥，那些宗室豪强一个个肥得流油，只要他们敢公开犯上作乱，朝廷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传檄天下，号令四方，兴兵进剿那些叛乱的宗室豪强，不过费上些工夫，待平定了叛乱，将他们抄家灭族，朝廷就有了钱也有了土地，能大大缓解眼下的财政危局。此外，起兵平叛只要收取全功，还能收到敲山震虎威慑群臣的效果，更有利于今后推行改革，简直是一举多得之美事。说真的，若不是眼下被朝臣攻讦新政闹得腾不出手脚，他甚至还想派厂卫特务去挑唆他们造反，演一出大明版的“无间道”。
可是，朱厚熜万万没有想到，还未等他将文官集团攻讦新政的危机料理停当，身为朝廷公侯勋贵和明军高级将领的仇鸾竟然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背叛祖国，投降了敌人，还引着二十万蒙古铁骑杀向京城，想要借助外族的力量一举颠覆大明的江山社稷！
事已至此，再后悔已是于事无补，朱厚熜怀着最后一线希望，问：“此事可当真？会否守备大同的监军太监与其有隙，故意捏造假情报来构陷仇鸾？”
明朝宦官的一大职责便是干预军政，宦官除了提督京营掌管京军之外，还出任九边重镇的监军以及各军事要地、主要城市的镇守、守备等重要军职。自成祖永乐之后，由于皇上对统军大将多有戒备之心，每逢大军出征还派遣太监任监军，甚至可以加授“总督军务”的头衔，直接干预军事指挥。在这种以家奴治军的模式下，各地镇守太监与地方官府和边镇大将的关系自然是矛盾重重，相互掣肘更多于密切配合。去年以来，借着复设市舶司之机，朱厚熜将各地监矿、税使、采办、织造、监督仓场等太监相继撤回，将国家全部经济事务统一交由户部打理，下一步他就打算废除太监监军制度，但被吕芳所劝阻，因为这些太监是皇家伸向军队的触角，负有监督九边等重要军事重镇的职责，虽多有借助皇上的威信，随意干预军政事务或欺压军将、鞭挞士卒等不法之事，但对各统军将帅能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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