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一举消灭对我大明心怀异志的北虏死硬分子，更能宣我大明国势军威，震慑蒙古各部。那些不愿臣服我大明天威，或是虽表面臣服，内心却仍在蠢蠢欲动的北虏各部，日后再若想要犯边剽掠，就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能耐！为了我大明社稷存续、万民福祉，这个险，值得冒！”
俞大猷抗辩道：“欲要尽诛逆贼、收降四夷，成就天朝四海一统之伟业，自有我大明百万雄师在。皇上只需一纸诏书传谕诸边将士，而后垂拱九重，坐待捷报即可，不必以九五之尊行此险着”
朱厚熜一哂：“一纸诏书传谕诸边将士就能坐待捷报？若真能如此，我大明怎会被北方边患困扰长达两百年？朕又何必以身为饵？成祖文皇帝五出漠北，三犁虏穴，每次出动大军都在数十万以上，也未能赢得短暂的和平安宁，你俞志辅就没有想想这其中的成败得失？”
皇上突然抛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俞大猷一时真不知如何回答。
明成祖朱棣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一生孜孜以求的便是“万方宾服、四夷来朝”，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直至死在第五次北征蒙古的归途。其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便是五次北伐。而这一丰功伟绩，自然在成祖实录中极尽赞美之词，后世帝王也不吝言辞地赞颂，说什么“万年无疆之业”、“万世不拔之功”，“妖氛残孽，荡焉廓清。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都把明成祖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过了汉唐。身为大明臣子，俞大猷当然不敢另持一辞，讥评先帝。
听完他的那些话，朱厚熜又是一哂：“志辅言不由衷啊！朕知道，五出漠北，三犁虏穴，是成祖文皇帝最引以为傲的北征伟业，朕作为后世子孙，也不该妄自菲薄先人。但要说到什么‘远迈汉唐’，只怕还值得商榷。汉武大帝北征匈奴，将他们赶到了莱茵河，导致了欧洲人第一次遭遇了‘**’；唐太宗讨伐突厥，打得颉利可汗等酋首心服口服，尊之为‘天可汗’。成祖文皇帝五次北征，第一次、第二次调动兵马达五十万，其他三次都在三十万以上，可谓倾尽全国之人财物力，却不能为我大明赢得数年之安，甚至在班师回朝的途中还曾遭到北虏的追击，战果究竟怎么样？”
见俞大猷不敢应声，朱厚熜又说：“我朝史官记起居注、修实录，对征战之功的记载十分详尽确凿。如太祖实录中对徐达、蓝玉等人历次北伐所获俘虏，乃至马匹牛羊数目都记载的一清二楚，可无论是太宗实录，还是金幼孜奉成祖文皇帝之命所编撰的北征录，里面对于战果的记载却语焉不详。天子御驾亲征，举国瞩目，成祖文皇帝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出塞之后未及接敌便急于勒铭刻石，若战果可观，又怎能不详加陈述以夸示天下？两相对比，究竟真相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皇上这一番剖析丝丝入扣，更不在自己面前讳言成祖文皇帝之失，可见对自己是何等的信任！俞大猷倍受感动，也就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说：“皇上睿智。微臣也曾仔细想过，成祖文皇帝五次北征，第四次、第五次北征，六师深入草原腹地，北虏已闻风而遁，诸将分索山谷四野三百余里，不见虏贼踪影，连车辙马迹也都被尘土湮灭，未能取得战果；前三次三犁虏穴，战果究竟如何，微臣不敢妄言。但第一次于永乐八年北征鞑靼，未能俘获酋首本雅失里，班师归途还曾两次受到虏贼袭击，可见并未给予北虏歼灭性打击。第二次于永乐十二年北征瓦刺，以五十万之众征讨三万余人的瓦刺，本应摧枯拉朽，仗却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此外，成祖文皇帝圣驾于八月初一还师于京城，闰九月便有瓦刺某部欲掠甘肃的消息，亦可见瓦刺实力犹在，贼心不死。第三次于永乐二十年征鞑靼，酋首阿鲁达远遁，我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俘虏其老弱、获其马牛羊而回。本为伏虎而出塞，却只能擒兔而归，亦未能达到解除国朝北部边患之目的。究其根源，乃是因蒙元各部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逃；反观我军，道途险远，气候恶劣，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寒仆之患，更有粮饷辎重供给不济，将士饿死者十之二三，成祖文皇帝亦不得不久用素食果腹；解送粮饷辎重的民夫倒伏草野之中者，更是不胜计数”
说到这里，俞大猷瞥见皇上目光炯炯有神，正含笑注视着自己，突然觉得自己说的太过直白，忙住了口，躬身说道：“微臣愚见，不足以污浊圣听，请皇上恕罪。”
朱厚熜感慨地说：“志辅，能一眼窥破其中关键之所在，还能这样直抒己见，朕真是没有看错你！成祖文皇帝竭全国之财力，聚各省之雄兵，历时十余年的五次北征，从军事上来说其实并不成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等若拿大炮打蚊子一般，既徒糜国帑民财，致使国家财用大窘、民力枯竭，却未能收到实效。如今朕要反其道而行之，引蛇出洞，好将他们一鼓而歼。你倒是说说，除了朕这个万乘之君，还有谁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俞大猷还想再说什么，朱厚熜抬抬手阻止了他，说：“志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有你和你麾下五千精锐之师，朕根本就不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更相信你定能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为我大明北部边境赢得百年安宁！”
俞大猷可没有那样的自信，头上冷汗潺潺而出，喃喃地说：“若是圣驾有事，微臣纵然身死族诛，也难偿大罪之于万一”
朱厚熜又是一哂：“亏你俞志辅还是我大明不世出的一代名将，是朕一直看好的社稷干城、国之栋梁，竟说出这等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的话！朕之所以敢做这样的豪赌，手中还握有三张王牌：一来蒙古各部摄于我大明国势军威，也未必敢轻举妄动；二来你麾下将士被称为我大明第一强兵，战力不逊于最精锐的蒙古铁骑，还整备着远比他们先进的犀利火器，野战决胜，未必会输给天下任何一支军队；三来此地距离大同不足三百里地，禁军第二军、第三军，还有大同军二十多万人马就驻扎在大同，一旦有事，至多两三天就能赶来救驾。你不必担心了，快去与杨惟约商议如何调兵遣将吧！你们两人，一个是运筹帷幄于庙堂之上的总参谋长，一个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中大将，如今再度携手，定能演出一场好戏来！”
第五十一章旁观者清（）
（你的轻轻一点，点亮我码字的人生，支持数字，支持正版，跪求订阅。）
皇上乾纲独断，既然圣议已决，人臣只有凛然奉行，俞大猷无法说服皇上收回成命，只好拜辞出了皇上的行在，来到总参谋长杨博的营帐之中。
杨博正与随行的两位作战参谋王崇古、殷正茂一同趴在案几之上，紧张地绘制军用地图——明军此前从未如此深入草原腹地，行军途中，杨博就安排第一军派出大批斥候，勘察四周地形，每天宿营之后，根据各队斥候勘察结果绘制地图就成为总参谋部雷打不动的工作。离开大同这几天来，这个由总参谋长带两名作战参谋，被皇上戏称为“袖珍参谋部”的三个人每天都要熬到半夜，辛苦程度不亚于每晚起来巡营查哨的俞大猷。
杨博与俞大猷曾在第一军共事近两年，关系处的十分融洽，见他进来，杨博也不起身相迎，只简单地打了一声招呼：“志辅兄请稍坐片刻，等我忙完了再与你叙话。”
论品秩，俞大猷是从三品的指挥使，与正三品的兵部侍郎杨博相差无几，但杨博是文官，又是明军总参谋长，有调动指挥全军之权，照理俞大猷应该俯首听命才是。不过，两人熟不拘礼，俞大猷心中又着急万分，便嚷嚷着说：“惟约兄，火都上了房，你还是先把手头上的事情放一放吧！”
“哦？”杨博放下了手中的笔，笑道：“能让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俞大将军如此方寸大乱，不用说，定是皇上驳了你的奏！”
“唉！”俞大猷长叹一声：“皇上还是坚持只留五千人护驾，我却没有皇上那样的弥天大勇，又怎能不方寸大乱？”
杨博越发大笑起来：“哈哈哈，嘉靖二十六年春，大同奏称上年鞑靼各部遭受雪灾，恐其今春乏食而入境劫掠。某人向朝廷献上‘攻守相间’之策，建议各边镇守军坚壁清野，固守城池边堡，阻敌进入我大明内地，并向朝廷请命，要率所部精锐骑兵数千作为一支偏师，出塞游击于鞑靼后方，袭扰其后方，令其首尾难顾，不战自溃。旬月之前，朝廷欲遣使与西番哈密修好。某人又向朝廷提议先发制人，请命率所部精兵数千西出嘉峪关，联合哈密等西域小国，共抗雄霸西域的胡虏番国吐鲁番。去事不远，余音尚且绕梁，我就不明白了，某人既有胆量率军深入数千里之外的大漠不毛之地，怎么就不敢领命护卫圣驾巡幸三百里之外的草原？”
俞大猷负气地说：“惟约兄就不要取笑我了！身先士卒、效死家国，俞某当然不敢人后，甚或浴血疆场，马革裹尸，正是俞某生平之夙愿。可是，圣驾就在军中，安危之责，何其之重，俞某安敢冒此大险？”
杨博说：“志辅兄不必担忧过甚，司礼监首席秉笔黄锦黄公公，一向在皇上身边当差，殷勤伺候，甚得皇上宠信，只为建议皇上带两位新晋妃嫔同行，便被斥退，留在大同不得随行。还有此次出关，皇上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改以骑马，包括你我在内，随行文武官员都剀切苦谏，皇上也一概不纳。及至接近俺答所部营地，不待我等再奏请，皇上自己就改用乘舆，以示天家威仪。往事历历在目，志辅兄难道还不明白，皇上天聪明慧，圣心深远，胸中既有沟壑万千，更有一定之规，非我等愚夫俗子所能企及的。比如说，皇上只留五千人马随行护驾，除了要检验各部是否诚心归顺天朝之外，大概还有一层用意，不知志辅兄想到了没有”
杨博未曾参加刚才在行在的奏对，却能一语道破皇上的用意之所在，俞大猷不禁大为佩服，但听他说皇上此举还有一层用意，忙说：“这我可没有想到，愿闻其详。”
“你是重任在身，方寸已乱，当然没有余暇去想别的事情。”揶揄了俞大猷一句，杨博笑道：“你那支试验部队，皇上大感兴趣，赐名曰‘混成旅’，有意要在全军推广，难道不给你一个实战检验的机会吗？”
原来，随着御制神龙炮、“27式”半自动步枪、手榴弹，尤其是战车等新式火器广泛装备全军之后，明军对战术的研究也随之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俞大猷提出了以诸兵种协同作战为核心的现代化战术思想，并在第一军组建起了一支试验部队，由原营团军神机营、战车营和骑营、步战营各一部混编而成，共计有骑兵一千人，步兵两千人，炮兵五百人，战车营两千人，装备轻型神龙炮的重战车一百辆，装备佛朗机轻炮的轻战车二百五十辆。迎敌之时，先由骑兵出击狙击敌人，辅以神龙炮队的远程火力支援，使战车有充裕的时间展开并构成战斗队型；敌人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构成的环形防御圈之中，所有战车的火炮同时开火，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敌人再逼近到战车防御圈的近前，就由隐藏于战车之后的步兵开火，以步枪、手榴弹等近战火器杀伤敌人。等到敌人被各种火器反复杀伤，锐气已折之后，步兵就从战车防御圈中冲杀而出，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打退敌人的进攻。当敌人攻击受挫，队形溃散之时，已休整多时的骑兵再整队出击，追击溃逃之敌。
这一战术，脱胎于嘉靖二十四年戚继光在营团军首创的战车营铁桶阵法，不过，由于更多的火器相继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可以有效利用诸兵种协同作战，并将各种火力依射程远近进行合理配置，威力较之当初的铁桶阵大了不知多少倍，连来自二十一世纪的朱厚熜看了也不禁叹为观止。由于这支试验部队总计五千五百人，超过明军一个团的编制，又没有达到一个师的兵力，朱厚熜索性操练出了旅这一级编制，赐名曰“混成旅”。
按照朱厚熜的本意，如此先进的军事建制和战术思想，应该立刻推向全军。可是，总参谋部经过严密的论证，提出了三大暂缓推行的理由，其一，受限于当前科技及生产水平低下，皇上又力排众议，确定了以优先发展海军，确保海疆安宁和商路畅通为军事建设的重点，兵工总署要优先满足适用于海军舰艇的火炮的生产，无法大量生产刚刚定型的轻型神龙炮；加之装备佛朗机的轻战车可以用民用大车改装而成，而装备轻型神龙炮的重战车却需要特制，驮拉战车的马骡也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这些必需装备的生产和训练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其二，明军刚刚完成新式军制的整编，各级指挥体系尚未完全理顺，不宜再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其三，混成旅的建制及其相应的战术还停留在试验阶段，尚未经过实战检验，贸然在全军推行肯定会遭到那些因循守旧的高级将领的反对。
朱厚熜考虑再三，觉得总参谋部的建议也很有道理，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这一想法，却一直引以为憾，吩咐俞大猷抓紧试验部队的建设和训练，演练各种战术，并时常垂询相关情况，显然是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将混成旅这一建制向全军推行。
听杨博这么说之后，俞大猷也觉得很有可能，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愚兄是当局者迷，不如惟约兄旁观者清啊！不过，即便如此，只一个混成旅，拢共不过五千五百人，独担如此大任，兵力还是显得过于薄弱了些”
杨博微微一笑：“皇上是曾当众说过只以五千人随行，其余部曲都要班师回朝。不过，皇上还曾有过严令，不许我军就食于蒙古各部。但此地尚不是我大明统辖之地，既未曾建州设县，又没有军需转运署，这五千余人的粮秣军需如何保证？还得从大同押解而来。鞑靼各部预定举办那达慕大会的古丰州距离大同有三百里之遥，征发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