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不了什么浪花。曾国藩也是一样。”涌上土丘的人群里，响起林绍璋那粗豪的大嗓门儿。
“哈哈，我看也是，可惜没机会，要不，本官一定牵着曾国藩这头老牛先跑遍湖南，累的他吐血，然后再用小刀子慢慢地割他。”这是杨辅清痛快地在笑。。。。。。
第一一七章（）
曾国藩可没有杨辅清想象的那么傻。他的屁股比谁都沉。
曾国藩是什么？一个酸儒而已。一个凭借权臣的赏识，用了九年时间走了别人半生，甚至于一生都走不完的升迁之路的人。他是真正在满清朝廷中极罕见的那种受益者，因为他毕竟是个汉人的血统。他从来没摸动过刀剑，他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凡书生必要置剑的年代了，书剑书剑，那是老祖宗的荣耀。他更没看过什么兵书战策，因为对他来说，那东西没用，他混迹的是官场，而不是战场。
因此，他练兵打仗，从一开始，运用的就是一种在别人看来最笨，而只有聪明人才会明白其中奥妙的笨方法。练兵就不说了，那也许是他偶然不知道哪天闲暇无聊的时候，翻看到了戚继光，就留在了印象中，现在照猫画虎的先学上一番。当然他还没忘了一个“发明”，高军饷养悍兵，人为财死，鸟为食儿亡吗。不管它怎么样，反正自己不喜欢钱的人，断然想不出这种办法来。
在这点上，他比其他的掌握军队的人显然要聪明很多，他甚至窃笑其他的大员们，那些靠克扣军饷企图发财的人。爱钱不是那种爱法的，兵跑光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最后也会赔进去，这样搂到钱给谁花去？浅薄，太浅薄了！
说到打仗，他不会打，可是他笨人自有笨方法。他做任何事情只追求结果，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战术之中，那就是步步为营，打一仗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无所谓，关键是要获取最后的胜利。所以，他要求各营随营夫役，什么不带也要带够吃的喝喝的，更关键的是用的。什么锹镐锄头之类，多多益善，一旦用起来必须达到人手一个。伴随着充足的后勤供应，是他和部下们百说不厌的战术策略。太平军不是喜欢固守城池或者营垒以逸待劳吗？那好，咱们就到了他们眼前先筑垒，然后深挖沟，像蜘蛛网似的朝前一点儿一点儿的推进，直到抵达对手的营垒下，或者是城墙边。至于是用上一个月还是一年的时间打下一个营垒，还是攻破一座城池，都无所谓，就是和他们泡蘑菇似的慢慢拼。
他其实真的是很聪明，聪明到满清入关要说是汉民族的最大耻辱时，那么如果再要叫他靠剿灭太平天国发迹起来，这种耻辱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他这个号称是汉人儒学、理学文化大家的无耻之徒，给中国人背上了一部更加沉重的耻辱史。
被视为蛮族入侵并最后统治中华大地的，数千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也仅有两次，一个是蒙元，再就是满清。
汉文化博大精深，礼仪治国。也许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虽然也曾无数次的强大过，却一直未能根除来自北方蛮族的入侵。汉民族太善良了。善良到即便是在强汉对匈奴投降者，还要采用优抚政策，甚至有汉武帝的“胡降者数万人，皆得赏，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以澹之”。而盛唐则更是有禁止掠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新罗人为奴婢的禁令。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去彻底毁灭那些所谓的蛮族。
可反观蒙元，满清呢。在蒙元统治的时期，汉族是第四等，也就是最卑贱的民族。在蒙元残酷杀戮、欺榨汉民族的同时，它也没忘记蹂躏汉民族的文化。在两宋以前，中国人“对龟的崇拜是至尊至深至全的”，万世一系，皆出于黄帝，而黄帝族就是一个以龟为图腾的民族。在传说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每向文明迈进一步，无不求助于或者是归功于龟。如助女娲补天，向伏羲献八卦，决策黄帝战蚩尤，帮尧立德治国，帮禹治水，助仓颉造字，示汤伐夏，助周公作礼，为秦筑城等等不一而足。即使是财神，也不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那个赵公元帅，而是龟。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国人把龟当作是最公正、最灵验、最现实的财神。
到了唐代，人们更是把对龟的崇拜推到了顶峰。将传统的调兵遣将虎符改为龟符，北方边陲的都护府改为龟林府。至两宋时，中国人凡战前，甚至一定要去行龟卜，求龟助。战争中，将士们都形成了一个坚强的信念：只要还有龟旗在，攻、战无不胜。龟成为了不可替代的军胆，军威。但是元朝的民族征服，却使龟由至尊之位，跌入了污秽的深渊。因为中国人崇龟，具有今天人已无法想象的精神力量，忽必烈认为这才是他损兵折将的总祸根。于是，他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全面开始消除“龟患”。
元以前的二十二史，历代都有以龟为名的人和事立传入志。而自元明清的三史中，全再无以龟为名的人事踪迹。甚至在《史记》上记载的八种名龟之一的“八王龟”，当年这个被人们作为求之不得的“官星”、“财神”，元以后竟也被篡改为了“王八龟”。进而演绎出“王八蛋”、“王八羔子”等等骂人的脏话。可笑吗？中华民族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四千多年的龟文化就是这样被彻底扭曲了。
蒙元的统治尽管极为野蛮，但中国人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装和发式。也许开始的蒙元只是把它当作了一个劣等民族的标签，留下它以更方便区分。
而满清则不然，它对中国汉民族文化的摧残更阴毒、更纯粹到十倍、百倍、甚至千倍。
满清直到灭亡之时，总人口也只不过区区500万。做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清是要本能地来推行其“民族主义”。和蒙元简单粗野的**裸“四种人”制度相比较，满清推行的是所谓“全方位的民族主义”，也就是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一体的全方位“民族主义”。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兽行就不说了，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单只从文化角度看，满族就的确是个蛮族，它也只是在努儿哈赤时代，才创建的满文，文化之落后自是不言而喻。入关后，满清却只能、也就最重视利用文化作为精神武器统治汉民族。他们的所作所为达到了几千年蛮族来对中原文化破坏的顶峰，也达到了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
第一个表现，就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文化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元朝也曾最后试图过要改变汉民族的统一服饰，结果却酿了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
满清的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它还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服饰传统陡然间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往日的骄傲、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境界。
而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尊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立即大张旗鼓地祭拜孔庙。这是一个令人落泪的天大笑话。满清的辫子兵们一边儿杀人放火，无恶不做，一边儿却在祭拜孔庙，以显示他们如何地崇尚礼仪。这个“孔圣人”的地位也就是在这流淌的血海和如山的白骨之中，达到了“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
谁会相信这是真的？孔府的后人们相信过，也曾低贱地去哀求他们满清的新主子，期望能保留下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孔家衣冠，可遭到是什么？只有那惯常的以句话，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非但如此，满清还更是特别重视和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来奴役和宰割汉民族的传统精神。
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样一个大可收买人心的举措，也是常常的荒废。
满清却不仅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无比，使有清一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右文之盛，前古罕见”。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和大肆的诽谤。满清手段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且“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姑且不提。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叫你“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应该说，他们成功了。经过满清二百多年的精神奴役，到了曾国藩们的这个时候，满清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还有过什么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
鲁迅先生曾说过：“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了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其实，这大家早忘了的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
第一一八章（）
你可以说他是个文盲，甚至于被曾国藩们视为贱民的烧窑工，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在他的《奉天讨胡檄》书中，曾痛心疾首地提醒着世人，“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
这番话当然不是会杨秀清自己写出来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农民的领袖，毕竟还是看到了这一点。至少，他说着或是听着这番话的时候，感觉一定极其入耳，不然也不会写到檄文里。
曾国藩呢？曾国藩是“大儒”，认识的字兴许比杨秀清吃的盐还多，可是他似乎却早忘了这一点。而且和这些企图恢复汉家河山的“暴民”、“长毛”们势如水火，把蹂躏和践踏祖宗道德的野蛮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如果说当世的千百万下层百姓由于没有文化，愚昧和无知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把长袍马褂、粗大的辫子当做了那就是祖宗遗留下的产物还有情可原的话，对曾国藩之流在此时的表现，却叫人只有悲哀了。
曾国藩他真能忘了这一切吗？当然不会，他看的书不可能就着饭吃到了肚子里头去。甚至可能还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儒学的变迁史。
中国的儒学由前秦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气象万千，到汉唐时期尽管弄假成真，而依旧不失浩然之气的儒家一统。尽管当年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原本是“假”，适应帝国统一的需要才是真。他罢黜了百家，使儒学失去了竞争。所以久而久之，便弄假成真了，儒学演变成了唯一的真理。
到了所谓的宋明理学，却是把真的弄成了假的。在这个时期，儒学彻底走向了阴柔一路。因此，在宋儒的眼里，从前的汉儒统统都是伪儒，朱熹甚至在他的《四书集注》中，引了程颐说程颢的话，发出一声慨叹，“千载无真儒”！他不仅把汉儒都赶出了儒家的门外，就连弄假成真的儒祖们也都被他一起扫地出了门。如此一来，宋明犬儒们自然就可以大唱其歪理邪说了。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闭关处守而又独立尊大哲学”，这一切都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哲们提倡出来的产物。
曾国藩刚好就是继承了宋明犬儒衣钵的人。他口口声声，“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以此来谆谆教诲徒子徒孙们，借以展现自己形象之光辉。可背后他做到了哪一点？他若真是“读书不求官”，也就不会在当上二品大员的时候，写出踌躇万千，又洋洋自得的“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的家书了。至于什么皇帝大丧期间阵前纳妾，为丁点儿小事恨不能把你记上一辈子，即便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也照样不予理睬你等等，更是数都数不过来了。万幸的是历史发展到现在，后面的坏事他还都没来得及干。可见，他不过是个伪儒、假道学而已。喜欢唱唱高调儿，糊弄糊弄无知者罢了。
现在，当曾国藩浩浩荡荡地率领大军进入株州城的时候，脸上丝毫也看不出他内心里的忧虑。临进城前，虽然已经是傍晚，他还是刻意整理了一下身上新做的马蹄袖官袍，正了正头上二品的顶带花翎。还冲着身边的几个侍卫们眯起眼笑着，告戒着他们，“衣冠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骄傲，也是一个人内心的体现，帽不正，服饰肮脏的人，心术一定好不到哪里去。这都是祖宗留下的至圣之言，切不可忽视。”他就是这样，有事儿没事儿的总要以先哲的身份，处处诱导诱导身边儿的人，哪怕是个很微小的事情。
在由株州县衙临时改成的大帅府里，他手捻胡须，静静听着株州知县关于曾国荃、刘蓉等人出兵湘潭的禀报。听着听着，他的屁股下如同有了块儿针毡似的，渐渐坐不住了。清晨老九他们就去了湘潭，怎么至今却没有任何消息向回传递？想来一定是打的有些手顺了？这个老九，就是喜欢贪功，这样下去，早晚要吃大亏的。这样一想，他心里倒又踏实了许多，赶紧吩咐塔齐布等各营将领，一面派出快马向湘潭方向哨探，一面注意布置好城防。
最后，他瞅瞅还在那里躬身站立的株州知县，“株州离长沙、湘潭近在咫尺，又恰逢长毛猖獗。为何夜幕降临了，城门还在大开，一点儿危机感都没有。倘若长毛乘虚而至，岂不是帮了他们的大忙？”邹寿璋
株州知县糊涂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