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版权观念是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传入中国，因为它导致了印刷规模的骤然扩增，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比以往不知要大多少倍。到了光绪二十年左右，上海地区基本完成了印刷业近代化的改造，但其他地区却仍暂时在传统印刷方式的掌控之下，人们的意识一仍其旧，有些人出版了书籍还是不反对乃至欢迎别人翻刻。om光绪十六年（1890），“文光楼主人”刊刻了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其友“知非子”在序中写道，这位书坊主宣称“有乐意翻刻者，则幸甚，祈及早翻刻”，理由是“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倘若众人翻刻，“庶广传一世，岂非一大快事哉”。一位书坊主为了道德追求，难道愿意放弃应得的利润？这有可能是真心话，由此也可得知，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翻刻并非是应受道德谴责，更别说法律追究的行径。其实，小五义一旦售行于世，别人是否翻刻已经完全不由“文光楼主人”所能控制。声明不许翻刻、但翻刻本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刻者徒唤奈何几成通例。既然如此，还不如高调标榜为维护忠孝节义所作的贡献，同时原刻本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小五义原刻本刷印了五千余部，这在当时可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所得利润也将颇为可观。
小五义果然被翻刻了，仅仅只过四个月，申报馆翻刻本就已行销于世，而且要使“文光楼主人”气塞的是，该本绝口不提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能无顾忌地隐去原刻者，前提自然是当地读者并不知情，而翻刻本行世后，文光楼本更是几无进入南方市场的可能。“文光楼主人”依据传统习惯，强调忠烈侠义等劝善惩恶内容，翻刻本遵循市场法则行事，注重迎合读者喜好，只宣传“事迹新奇，笔情天矫，空前绝后，生面别开”2。申报馆得意地宣称其印本“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3，可见收益相当丰厚。不久，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这次不再有欢迎翻刻之语，但尝到甜头的申报馆还是立即翻刻。十个月后，申报馆宣布小五义与续小五义业已售罄，再次翻刻，并减价销售：“兹又续印成书，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以飨阅者之心。”4两书均减一角五分，约是七折销售。减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只要了解当时翻刻情形，就不难明白其用心。其时有多家翻刻，有的售价甚至高到每种八角，申报馆显然是想用低廉价格击垮竞争对手。翻刻诸家中，上海书局等采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善成堂等则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这固然是一场围绕小五义销售的竞争，同时也使人感受到新、旧印刷方式的竞争，而在版权观念未树立的当时，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盗版！这种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更何况当时申报馆已认定以新法出版是其重要财源之一，并有计划地添置设备以瞄准市场。上海地区其他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出版机构也不甘落后，传统的出版根本无法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新法击败传统的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证，是野叟曝言的出版遭遇。这部乾隆间的长篇首次由汇珍楼搜得秘本出版，售价每部六元，但当时并无注册版权的意识与法律环境，于是没多久沪报就在报上连载该书，不仅是新法印刷，而且运用了新的传播方式。接着便是申报馆版的野叟曝言行世，它每部仅售一元。书价差距如此之大，充分体现出了先进印刷技术的压倒优势，于是后来只见申报馆版的再版，而汇珍楼版在市场上则是销声匿迹了。
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韬两本集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版权意识在作家以及出版机构心目中的地位。光绪元年，应申报馆请求，王韬将集遁窟谰言交其出版，谁知“刊布未几，而翻版者四出”。王韬亲眼在书肆中看到一本闲谈消夏录，竟是将遁窟谰言与朱翊清埋忧集“编撮成书，借以弋利”5。眼见别人拿自己的作品“弋利”，自己一无所知且一无所得，王韬自然很不高兴，但他光绪六年时又将此书交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在今天看来，此举已构成对申报馆版权的侵犯。不过此事似未被追究，王韬与申报馆也一直维持着较好关系，由此推断，版权究竟归于作者还是出版者，同一部书稿是否可交与不同的书局出版，当时似乎都未有共同的规范。
光绪十年，到申报馆任职的王韬带来了集淞隐漫录，议定先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点石斋画报从第六号开始刊载了三年多，正当连载即将结束时，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申报上刊载了石印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的销售广告：
长洲天南遁叟，文坛健将，墨海闲人。是书为渠极得意之作，用笔仿乎聊斋，命意等于说怪。以数十年之阅历，数万里之遨游，所见闻之侠女高人、灵狐老怪以至青楼妙妓、白屋书生，凡有可惊可愕可敬可喜之事，无不曲意描摹，正所谓长篇不嫌长，短章不嫌短者。兹特不惜工本，抄成工楷，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书。吾知此书一出，实可与前聊斋志后先媲美矣。每部用红木夹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并各书坊发售。味闲庐启。这部后聊斋志异，就是淞隐漫录中已被连载的内容。当初“尊闻阁主人”一再索讨，花了大价钱方得到淞隐漫录书稿，点石斋画报又花费许多精力财力，如请著名画家吴友如逐节绘图。可是按广告所言，读者都会误认为从索稿到插图纯为味闲庐的精心安排。申报馆计划先连载，保证点石斋画报的销售，然后再结集出版，再获取一次利润，如今凭空冒出一个味闲庐横刀夺爱，强抢它计划中的利润，这如何忍得？可是申报馆所能做出的最强烈反制措施，也只是先由王韬发表声明，责以大义：“是书乃由点石斋主人出重价购来，以后或照印，或排纂，或付剞劂氏，惟点石斋主人可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因“已受书价故也”，即申报馆的权益不应遭到侵犯。王韬又责问道：“乃今者既不商之点石斋主人，又不下询之余，绝不一言，毅然竟为，抑何巧取豪夺一至于此。”6由王韬的声明可知，实际的纠纷，已迫使当时一部分人开始思考版权问题。可是，味闲庐第二日在申报的回应却表示，它根本不承认申报馆拥有什么权益，自己唯一可感到“歉愧”的，只是事先未与王韬打招呼，但这也有原因：“本拟预先陈明，只缘向未识荆，不敢造次。”对于擅自出版他人作品则理由十足：“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看不上的我们还不印呢！7这也等于在暗示，它压根没考虑过要给王韬什么报酬。
36。少年，算命伐（）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提供的历代行政区划沿革情况，系统研究了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南迁过程中所建立的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游牧民族的南下过程大致可划分4个阶段。om
一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偏居塞外。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它的南方屹立着封建农业文明大国。北方游牧民族时时侵扰秦汉王朝北疆，秦将蒙恬和汉将卫青、霍去病等驰骋大漠，追歼犯境铁骑。游牧民族和农耕政权两个世界的界线基本上维持在长城一带。
二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割占黄河流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从三国鼎立到司马炎代魏立晋的近百年间，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纷纷内迁。晋室偏安江南，内迁各族则割占中原，相互混战，黄河流域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前秦疆域南界推进到淮河一线。到南北朝后期，北齐政权的南界甚至扩展到长江岸边，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南北“画江而治”的政治格局。
三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王朝长期分庭抗礼。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还只是混乱而短暂地占据黄河流域的话，到宋、辽、金时期，从辽与北宋的对峙（边界在河北省中部的淮河一线）都表明，一个单独的游牧民族政权已经能够稳居黄河流域并敢于同农业王朝分庭抗礼。
四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业王朝。从蒙元帝国到满清政权（其中明朝为例外）时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业王朝。公元13世纪，欧亚大陆的游牧人之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半个世纪中，先后灭亡了西夏和金，倾覆了宋室江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牧者王朝”。在朱明灭元270年之后，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登上金銮宝座，建立了第二个“牧者王朝”。
将数千年来气候的冷暖波动、干湿变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三者用一个时间座标绘制在同一图上后发现，无论是王朝的兴衰，还是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om
最近四、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3个主要的温暖湿润时期。第1个暖湿期为“仰韶暖期”（约公元前3000至1000年），它与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相对应。黄河中下游游地区当时为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高出现代2c～3c。先民在这里创造了仰韶…龙山农业文化，继而出现了光辉的黄河流域文明。
秦汉时代为第2个暖湿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初）。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生长于黄河流域的桔、竹、漆和桑等亚热带经济作物今天在这里已无法种植。历时七、八百年的温暖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
第3个暖期为“隋唐暖期”（公元600年至1000年），对应于欧洲的“中世纪暖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国都长安的冬季无冰无雪，梅、桔等亦可在皇宫中生长、结果。由于黄河流域雨量丰沛，水利事业发达，农业丰收，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
综上所述，大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势强盛的大一统农业王朝时代，都与上述的气候暖湿时期大体一致。与暖湿气候期相间隔，2000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3个寒冷干旱时期。
第1个寒冷期为西周冷期（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50年）。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第1个文化层与该时期相当。其环境考古分析表明，当时气温明显下降。竹书纪年中有周孝王七年（公元前903年）江、汉结冰的记载。
第2个寒冷期为魏晋南北朝冷期（公元初～公元600年）。当时的年均温比现代低2c～4c。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物候，约比今天推迟10天至15天。这次冷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动乱岁月。
第3次寒冷期出现在北宋初年到清末（公元1000年至1900年）。其中北宋初年到南宋中叶的100年出现了本次寒冷期中第1次明显的降温；南宋中叶到元朝初年（公元1200年至1300年）有1个短暂的回暖期；从15世纪开始，气候进一步向干冷方向演进，直到20世纪初气温才有所回升。最后这个连续500年的干冷阶段，即为“明清小冰期”，其中17世纪最为寒冷，尤以公元1650年至1700年最甚，形成中国最近四、五千年来气温下降的最低谷。黄河流域从1627年到164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14年的流域性干旱。第3次寒冷期几乎经历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1000年。它最初引发了辽、金与宋室江山的对峙，后期导致元、清两代“牧者王朝”对黄河…长江流域农耕世界的统治。
由上可见，最近几千年来我国气候虽然表现出以数百年时间尺度为周期的冷暖波动，但总的趋势是暖期不断缩短，冷期愈来愈长，冷期降温的幅度逐渐加大。如，“仰韶暖期”历时几千年，秦汉暖期延续七、八百年，而“隋唐暖期”只有三、四百年。相反，最初的西周冷期只有100多年，魏晋南北朝冷期则经历五、六百年，而第3次寒冷期则长达八、九百年，到17世纪中叶又形成了中国最近四、五千年来最寒冷的气候。
众所周知，中国季风气候的特征表现为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历史时期亦复如此。因此，最近几千年来，由于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历史时期以来我国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根据历史上的旱涝记载，我国北方在9世纪以前，干旱年份出现的几率不超过17％；9至14世纪增加到27％；15～17世纪上升到43％；18世纪则为46％，干旱年份几乎隔年出现。尤其是处于明清小冰期间的公元1431年至1820年的390年间，旱期竟长达320年。
如果将我国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与历代王朝的兴衰荣枯进行对应分析，发现，正是由于2000多年来温暖湿润气候期的不断缩短、寒冷干旱气候期的不断延长和干旱化程度的日益严重，才一次又一次引发了塞外游牧民族步步深入到黄河…长江流域。
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于从事农耕和游牧的民族来讲，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古代，不可能不对其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势的强弱、社会的治乱、王朝的更替乃至游牧人与中原农耕世界的关系。当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旱以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农业王朝必然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农业歉收，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阶段矛盾激化，国势一天天衰微。与此同时，气候的变冷变干同样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向南部的农耕世界发起攻击，寻找扩大新的宜牧地区。尽管游牧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军事组织才能和人口的数量、素质方面都落后于农业民族，但其强悍的民族性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军事优势是农业民族所无法比拟的。而此时，中原农业王朝又因国势衰微无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势，弃都南逃，偏安江南，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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