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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晋鹏觉得，周秋水看问题入木三分，有人情味，不似往日那副模样，心中有些疑惑。转念一想，自己今天主要探探口风，不能只顾聊天，忘了正事，于是说：“周书记，不管怎么说，我们党委、政府要为这件事负责，我心甘情愿接受纪律处分。”
周秋水说：“你能够主动认识错误、承担责任，我感到很欣慰。当然，至于如何处理，要看调查组带回来的情况，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吸取教训，增长见识和能力。也希望你不要灰心，安心工作，争取创造优良的工作业绩，让县委对你放心！”
从周秋水办公室出来，袁晋鹏心中暗喜，脚步随之变得轻盈。看来，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不必惊动谢建平、刘贞吉。
在家吃罢午饭，袁晋鹏忽生倦意，便躺到床上，没过几分钟就呼呼入睡——好久没有睡一个安稳觉了。一觉醒来已是四点多钟，于是，翻身下床，到厨房洗一把脸，感觉十分舒服。不由得想起一副对联“眼界有尘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接着，从公文包里翻出那本《国画》，细细品读。这本书，他前一段时间读过一遍，觉得意犹未尽，稍有闲暇总会不由自主拿出来翻一翻。他内心深处忍不住把自己和书中的主人公朱怀镜再三比较，朱怀镜的未来是怎样的呢？自己呢？
晚上，袁晋鹏和周自远去医院看望丁向东。丁向东剃了光头，白纱布缠住大半个脑袋，如果不是那别有特色的深目高鼻，他们几乎认不出他。两个老同学的到来，让丁向东心头一热，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险些掉下来。这是委屈的泪水，一个人在受到欺负后遇到亲人朋友的自然反应。他的确感到委屈，一个堂堂检察官，在亮明身份后，不仅没有救护弱者，反而惹祸上身，被打得头破血流。对方还明目张胆地叫嚣“照打不误”，多么猖狂啊！袁晋鹏、周自远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问一问伤情、身体状况。直到丁向东说三个凶手傍晚时全部落网，气氛才轻松一点。周自远如释重负地说，凶手落网，稿子也好写。
回家的路上，袁晋鹏把下午找周秋水谈话的情况告诉周自远。周自远默然不语，好大一会儿才说：“周秋水的话不一定信得过，他两三次暗示提拔我做宣传部副部长。这么久了，也没个影子！”
袁晋鹏心中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却不愿意把周自远的事和自己的事情挂钩，觉得即使情况不太好，也不至于太糟糕。
第28章 思想盛宴，浮生又得半日闲（）
袁晋鹏满以为能够涉险过关，琢磨怎么样让凤岭乡重拾元气，处理结果悄然而至。他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乡党委书记职务，调任县委政研室副主任，保留正科级待遇。他懵了，迟迟没有缓过神来，一次又一次反思。看来自己出现错判，上了周秋水这个老狐狸的当！真不是从政的材料啊，自己和周秋水关系那么糟，怎么能相信周秋水的鬼话？何况周自远还提醒了自己。周秋水老奸巨猾，先稳住他，免得你四处活动搬救兵。突然手起刀落，一招致命。如果谢建平和刘贞吉双双出马说情，不看僧面看佛面，怎么也得给点面子吧？对他来说，最痛苦的还不是挨处分这件事，而是和周秋水在同一层楼上班，几乎天天见面。当周秋水迎面走来时，你至少要挤出一丝笑容吧，多么别扭啊！这就是佛教“八苦”里的“怨憎会”吗？！这样的日子要熬多久呢？
谢建平、刘贞吉、李中孚和赵昂先后打来电话，无非说一些安慰话。刘贞吉说，年轻没有失败。是啊，虽然受了挫折，毕竟仍是正科级。自己刚过而立之年，即使耽搁几年又如何？山不转水转，你周秋水总不会一辈子在平安县吧？
事实再次证明，袁晋鹏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他很快适应了这个新岗位，甚至陶醉于由此带来的闲适生活。县委政研室人少事不多，碰到大型会议才协助写些材料。他每日无非读读报看看书，兴之所至，到乡村或企业做一些调研，很是惬意。当然，调回县城后，他接触最多的是柳申。柳申的阅历、思想对他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每一次交谈都让他长见识、受启发。
这天上午，袁晋鹏优哉游哉来到办公室，泡一杯绿茶。正要摊开报纸，却见周自远闪进来，一脸神秘状。上午九点多钟，本是周自远最忙碌的时候，袁晋鹏不解地问：“有事？”
周自远折身回去，关上门，压低声音：“邓城出大事了！你没听说？”
袁晋鹏自嘲道：“我现在不问世事，也问不到，只知道天还没有塌下来。”
“还真是天大的事！听说镇长被活埋，警察被打死。”周自远声音不大，却听得出他内心的震撼。
“啊！怎么回事？”袁晋鹏惊得合不拢嘴。邓城和平安县相邻，山水相连，但行政管辖分属两个地区。
周自远说：“具体不清楚，消息封锁得很紧。和邓城接壤的几个乡镇昨天消息满天飞，不过老百姓口口相传，也不知有没有夸大。”
袁晋鹏端起杯子，嘘嘘吹开茶叶，连着喝几口茶水：“柳申的妹夫是邓城市副市长，他肯定知道得更多。”
县城街心花园总是停着一排排脚踏三轮车，老百姓称之为“蹬士”，大概是脚蹬的士之意。袁晋鹏和周自远叫了一辆蹬士，直奔柳申家中。柳申恰好送客人出来，见他们两人，很高兴，一同到客厅坐下。
袁晋鹏说：“柳部长，难得您亲自送人啊。”
柳申笑了笑：“七十年代在农村交的朋友，孙子读书的事要我出面帮忙，我也不知道说话顶不顶用。”
周自远说：“柳部长出马，还能有什么问题。”
柳申摆摆手：“我现在一介布衣，谁知道人家听不听你招呼。读书问题也不是小问题哦。不是这样说嘛，一等爸爸不说话，二等爸爸打电话，三等爸爸跑上跑下，四等爸爸坐在家里骂。”
袁晋鹏兴奋起来：“怎么说？有点意思。”
“也不是我的原创。一等爸爸是指县领导，他们孩子读书的事，不必开口自然有人打理好。二等爸爸指各局局长、乡镇长、书记，打个电话能解决问题。三等爸爸是能人，到处找关系。四等爸爸最无能，只能坐在家里拍桌子骂孩子不争气。”柳申娓娓道来。
袁晋鹏和周自远相视一笑：“概括得太绝了！”
柳申继续说：“现实总是很残酷，权力在哪里，方便之门就在哪里。不过，谁都有下台的那一天。昨天早上，我去县一中跑步，发现王业勤也加入了跑步的队伍。我和王业勤是三十多年的老同事，一起当县革委会秘书起步。后来，我卡了壳，他步步高升，做了县人大主任。这次，他退下来也就闲了。看到以前的同事一个个加入跑步队伍，我想，不管以前做多大的官，退下来都是糟老头一个。人啊，人生过程风光各异，但起点和终点完全一样，从娘肚子里出来，最后归于一抔黄土。”
袁晋鹏叹道：“柳部长说得太有哲理了！有人说，人过五十就该做减法，走在归零的路上。”
周自远说：“我想起了那句话，英雄到老多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
柳申笑道：“我们这些糟老头子没有谁是英雄和宿将，我说的只是个人感悟，让你们年轻人见笑了。”
“柳部长，您每一次都让我们受益匪浅。有个事我没想通，你说周秋水对我怎么下手这么重？”袁晋鹏问。
柳申说：“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正科级还在，愿意用你随时可以转任。听说你是通过别人出面才当上书记，那你到任后上门感谢了吗？”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才是关键，要不周秋水怎么总看他不顺眼。袁晋鹏遗憾地摇摇头：“没有。”
“周书记本来没有考虑你做书记，你硬要去。去了还不领他的人情，不登门感谢——不一定要送钱送礼，他肯定不舒服。这次你又倒霉出这么大的事，他哪里会轻易放过你？”柳申分析说。
袁晋鹏压抑住心中的波澜，淡然地说：“算了，都到这一步了。怪我没有早点向您请教。听说，这次邓城闹出了很大的事，您听说了吗？”。
柳申点点头：“听到一些消息，不知道是不是谣言。说有个农民不满当地政府把各项负担加到农民头上，自费收集整理了中央和省委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复印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结果，被镇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几十个人到镇政府闹事，又被镇政府赶跑了。于是，四邻八乡几万农民冲到镇政府，镇长和一名镇干部被活埋，一名警察被当场打死。镇党委书记乘一名老师的摩托车侥幸逃跑。这几天，去了很多武警和警察。听说形势已经稳定下来，领头闹事的人逃跑了。”
“哦，不可思议！怎么有点像二、三十年代的农民暴动。那几个死去的干部能评烈士吗？”周自远问。
柳申说：“暴动谈不上，不过是一时激愤，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不过，你说评不评烈士，还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袁晋鹏叹道：“现在，农村太萧条了，农村干部太难了！在凤岭时，总有干部问，我们党委、政府的牌子还能挂多久。我说，牌子摘不掉，只是苦一点难一点，城市里还是欣欣向荣。怎么也想不到发生这么激烈的暴力事件。”
这时，邱姨用大托盘送上来五、六块黄澄澄的西瓜。正是日渐少见的黄瓤西瓜，子黑瓤甜。“黄瓤瓜越来越少了，你们多吃几块。”柳申拿起西瓜逐一递到袁晋鹏、周自远手中，接着说：“国家整体还稳定。不过，城市里未必欣欣向荣哦。下岗工人多，什么问题都出来。听我女儿说，下岗工人围堵市政府司空见惯，治安也大不如前。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抢劫时有发生。你想想，一些大一点的工业城市，一下子几十万人下岗。这些人要吃要喝要穿要住，不好办啊。”
周自远点头赞同：“柳部长看得准。我每次去省城送稿，都担心车上的小偷。在省城，经常看到上访的人堵在省政府门口，多的时候有几百号人，打着我们要吃饭要生存的牌子。”
“是吗？那你们这些人怎么一天到晚写一些歌舞升平的报道？”袁晋鹏有意调侃周自远。
周自远夸张地哈哈大笑：“柳部长，你看看，台上台下就是不一样啊！我们袁书记几个月以前还巴不得我妙笔生花，现在倒怪我涂脂抹粉了。”
柳申微微一笑：“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很时髦，却是真理。林语堂说，我们中国人也很幽默，论据之一就是当官、卸任分别被称为上台、下台。这个台本来指戏台，所以不会演戏的人要当好官不容易。”
袁晋鹏问：“柳部长也喜欢读林语堂？”
柳申叹息一声：“唉！还是你们幸福，这么早读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这些大家作品。我们年轻时基本上接触不到，无非读一读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
周自远说：“读大学时，文学史说周氏兄弟是现代散文的两大巅峰。我觉得这个结论有失偏颇。”
柳申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见仁见智的事情争起来永远没有结果。这些年我闲来无事，读书看报多了。说来奇怪，年轻时喜欢读散文、。后来读传记、报告文学。现在老了，喜欢哲学。包括佛教的轮回转世、邵伟华的周易预测什么的。”
袁晋鹏说：“哲学、玄学是对生命的思考、对未知领域的探讨。懂哲学的人大多心态平和，处世从容。柳部长已经修炼到这个境界了。”
柳申微微一笑，摆手反对；“我哪里有这等境界。事实上，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时，谁也无法从容。余华《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不是从容，是无奈。前几年自杀的周永臣不是无法忍受无辜的伤害，而是无法忍受伤害后的漠视。”
“周永臣？你是说去年《信息日报》上那篇《迟到的判决》中的周永臣？”周自远想了想，问。
柳申点头：“是啊，不过，记得周永臣的人未必很多。你天天和新闻报道打交道，应该有印象。”
周永臣是一位死不瞑目的老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永臣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到兰州石油企业工作。不久，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因所谓偷听敌台罪被捕，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九六七年刑满出狱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原籍继续接受监管。周永臣无处安身，顶着反革命的帽子找不到工作，孤身一人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窝棚里，以拣破烂为生，一拣就是二十七年。十年浩劫结束后，他一直盼望着能够象其它无辜的受害者一样获得平反。北京画家藏伯良确信舅父周永臣无罪，不断给甘肃省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写信申诉，但石沉大海。直到一九九五年，藏伯良向甘肃省主要领导发出一封求助信，此事才获得解决。一九九六年一月，兰州炼油化工总厂派人给周永臣送来了17年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他无罪的判决书复印件及该厂的善后处理意见。周永臣呜咽道：一九七九年，我还不到四十岁，还可以为国家工作二十年，可现在……。几天后，周永臣怀揣无罪判决书悬梁自尽。藏伯良悲愤地发问，为什么再审判决书在长达17年中没有送达？工厂和法院解释说，他们一直不知道周永臣的确切地址，也从未收到藏伯良的信。
袁晋鹏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你们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
柳申说：“这很正常。对周永臣来说，这是他一生的悲剧。但对多数人来说，却无关紧要。周永良九六年自杀，九九年见报，你去年在乡镇工作，哪里会注意这个可怜的老人。”
袁晋鹏默然不语，他第一次听说周永臣的故事，情绪陷入莫名的惆怅中。
柳申接着说：“有一句话说，乱世人命贱如狗。有几个人能够改变一个时代呢？那些年，**、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