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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人发动了侵华战争。东北的大地腥风血雨，尸骨成堆，老百姓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那一年这五个姑娘都已成了大姑娘。王金凤长得身大力猛，黑中透亮，是个黑美人；刘银凤长得亭亭玉立，如花似玉，是个小美人；赵小凤长得娇小伶俐，心眼挺多；李玉凤天生丽姿，羞羞答答，有一股大家闺秀的风范；只有这张彩凤像个大小伙子，泼辣豪爽，敢说敢为，大伙都管她叫假小子。这五个凤都有着不同的悲惨遭遇。面对日本人的凶残，她们各自拉起了杆子，结拜成姐妹，把满洲国江西尖山子一带搅得天翻地覆。日本人急眼了，出动了关东军的正规部队，费了九九八十一天的功夫，才把她们消灭在黑龙潭边。”
说到这里老人又端起了茶碗。我心想这事开始走谱了！
玉莲说：“净瞎扯，这半拉山子就在黄鱼圈的西边，只一江之隔，我怎么就没听说过有什么五凤六凤的。”
“这五龙的事倒有，但不像他这么悬乎，大鼓书吗，你不能都当真事听。”
“可也是，要都是真的那不成了讲历史吗？”
马瑞芳“啧啧”了两下嘴说：“这老头怎么老喝水，急死人了！”
“这叫拉茬，他这一喝水走堂的就收钱，就叫你着急才扔赏钱呢！”唠着嗑的空，老人拿起了说书木。刚要往桌上拍，只听屋门一阵“咣咣”的响声，掌柜的急忙去开门，屋里的人都扭身瞅着门口。
屋门一开，“呼啦”涌进一伙国民党的伤兵。有的吊着胳膊，有的拄着大拐，进屋就七吵八嚷地说：“这屋还真挺暖和。”看到桌子上的瓜子和花生，奔了过去抓起来就吃，嘴里叨咕着：“这些人真他妈会享受！老子在前方打仗命都差不多丢了，他们可都在这地方享受上了。”有几个伤兵蛮横的拉起听书的人说：“滚一边去，老子坐会听听书！”
掌柜的和伙计们满脸堆着笑容，点头哈腰地央求他们说：“老总们哪，你们要听书可以，我给你们找椅子去，分文不要。你们可别打搅客人哪，我这是做买卖呀！”
他们连理都不理，依旧撵着客人。
两个伤兵走到我们的桌前，一个拄着拐、满脸大胡子的伤兵看了我一眼说：“唉呀这还一个当官的，还是个中尉，我得管你叫声长官。长官你好，把座叫我坐一会不行吗？”
我没搭理他。
“架子还不小哪！”
“你要听书找个地方坐着去，受点伤装什么大爷！”
“你说得到轻巧，打仗的时候，你们光叫弟兄们冲啊，看事不好掉头就跑。说得好听受了点伤，你看看我受多少伤？”说着“刺拉”一声把衣服扯开，我一看他身上的伤疤还真不少。
他拍拍胸脯说：“怎么样长官，看到了吧，这是点伤吗？老子在前方卖命，你领两个娘们在屋里热热乎乎地听书。老子朝你借个座，还她妈有怨气，你还有点良心没有？”
“你的嘴放干净点！”
“不干净你能咋地？老子是死过几回的人了，在队伍上我怕你们，老子现在不他妈是兵了怕你干啥呀，我他妈的揍你！”说着就来扯我的领脖子，玉莲在一旁吓得直哆嗦。这马瑞芳性子直，脾气也暴，抓起桌子上的茶碗“啪嚓”一声打在这个伤兵的脸上，把他打得“哎呀”一声捂着脸坐在了地上。
这一下可惹了祸。屋里的伤兵们有大拐的抢起了大拐，没大拐的摸啥扔啥。客人也动起了手，这书馆成了战场，满屋子茶杯、盘子、板凳乱飞。我拉着玉莲和马瑞芳瞅着空往外跑。有前边挡道的我也不管是谁，搭影就踹，好不容易冲开条路，我们三个跑出了屋。
到外边一看，我的帽子丢了，肩章也没了，军服扯了几条口子。马瑞芳的脑袋上不知叫啥砸了两个大包，只有玉莲还好，把棉袍扯了一个大口子。
门外跑来了几个警察，一听是伤兵在闹事，没敢进屋，合计了几句，扭头就走了。我们赶忙回到了旅店，掌柜的问我们：“这怎么造成这样？”我把经过一学，他叹了口气说：“这些伤兵都是爹，谁也不敢惹他们，我们做买卖的最怕这帮人！”
第 七十一 章 特务横行
第二天早上我们老早就起来，我到柜上和掌柜的算帐，他说：“算什么帐，你们能住在我的小店上，就是我的福分，钱就算啦，有件事你要能帮我办了比给我钱都强。”
“啥事？
“你们认识的这个刘所长可恶啦，老找我的茬，你跟他说一下以后少找我的茬就行了，我看你们都是实惠人才敢出这个声，不知能行不？”
“行，这事包在我的身上。”
他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送到了车站。
在车站等了半天没见刘云龙来，我写了张纸条叫他交给刘云龙，条上客气了几句，又告诉他店掌柜的是我的朋友，叫他照顾一下，掌柜的千恩万谢地回去了。
进了票房子，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在难民、伤兵和等车的旅客中间挤了个位子，看着热闹。旁边两个老年妇女在唠嗑，唠的无非就是些老百姓生活苦的事。这马瑞芳听着听着来了劲，接茬说道：“可不是咋地，这中央军的地盘可真不咋地，净些熊老百姓的事。”我一听吓了一跳，心想你搭茬和人家唠嗑就唠呗，小声点不就得了。这可好扯起大嗓门喊。那时候的火车站，净些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他们找茬还不好找呢，马瑞芳这么一喊，不等于告诉人家我们是八路军占领区过来的吗？
果然不出所料，马瑞芳的话刚说完，一个穿着黑色风衣、头戴毡帽的人来到我们面前问马瑞芳：“你是哪来的？”
“江东舒兰的，咋地？”
“不咋地，你跟我走一趟。”
“跟你走一趟，瞅你哪副德行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我一看事不好赶忙站了起来问他：“你是干啥的？”
“你们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他掏出一个证件叫我看了看说：“我是侦缉队的，你们跟我走一趟吧，我有话要问你们。”
马瑞芳说：“跟你走一趟，误了火车咋办哪？”
“那我不管。”
“那不行！”
“六嫂啊他们是侦缉队的。”我说。
“他是真鸡队，我还是真鸭子队哪！我就不走能把我个老娘们咋地？”
他一听伸手就来扯马瑞芳的膀子，我一把推开他的手说：“你不能动她，有啥事和我说。”然后掏出证件给他看。
他看了一眼说：“证件没用这东西假的有的是，你们得跟我走！”
“你不能不讲理，她是我们师长随从副官的夫人。”
他瞅了瞅马瑞芳说：“你唬谁呀？师长随从副官的夫人就这副德行，纯牌像个屯子里的泼妇！”
这句话捅到了马瑞芳的痛处，她扯着大嗓门就喊了起来：“我这德行咋地啦？你妈还没这副德行呢！说这话你也不怕天打五雷轰，有个儿子没屁眼，有个丫头生不出孩子！”
那个人一听她撒起了泼可真急眼啦，掏出个警笛就吹了起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过来五六个和他同样打扮的人，把我们围了起来，并且掏出了铐子。
正在这危急的关头，刘云龙领着他的六个警察弟兄来车站送我们，挤开人群来到我们面前。问了一下情况，对他们说：“你们侦缉队抓探子都抓红眼啦，这证件都不信，那你们信什么？这三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独九师随从副官的太太，一个是作战处参谋，这位是他的夫人。就这么三个人你们抠根刨底的没完没了想干啥呀？要立功请赏找真正的八路探子，你们纠缠起他们三个算啥能耐？”
这几个人看样子和刘云龙挺熟，其中一个领头的人说：“刘所长，话不能这么说。这八路的探子脑门也没贴贴，我们知道谁是啊？这三个你敢打保票？”
“我敢打保票，有事我负责！”
“那好，由你负责我们就不管了。”然后，他们讪不搭（难为情）地走了。
他们走后，刘云龙说：“这些个人哪，像神经病似的，看谁都像八路探子。真的八路探子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都看不着，头几天他们侦缉队还处理了两个放跑八路探子的人呢！”
马瑞芳一肚子怨气还没放出来，冲刘云龙说：“你说你管这个地盘都是些啥呀，乱码其糟的净出些格路的事！在我们家那块现在听都没听说过，人家八路军管理得可好啦！”
刘云龙四处瞅了瞅说：“这两军打仗正是乱年头的时候，你说话可得注意啊，要不就要惹麻烦。”然后从其他两个警察的手里拿过两大包东西递给我说：“我这官小，又是新上任的，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给你们拿。这点吃的留着道上吃，多少是我的一份心意。告诉赵副官叫他以后到长春一定到我这来。”
第 七十二 章 战乱人家
这时候火车开始检票了，刘云龙领着他的弟兄们把我们送上车，安排好座位后才下车走了。
车厢里乱哄哄的一片，孩子哭、女人叫，伤兵们连哼哼带骂，把你闹得昏头涨脑。好不容易火车才在一声鸣笛中开了车，车厢里这才稍微安静了下来。
我们三个坐在一排椅子上，对面坐着四个难民摸样的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还没有到冬天却过早地戴了一顶棉毡疙瘩帽。车厢里人多，有些热，他顺脸淌汗可就是不摘帽子，我寻思他这帽子里八成是有钱之类的东西。靠窗户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怀里抱着个吃奶孩子，中间还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看他们穿着破衣烂襟和打满补丁包孩子的小夹被，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一家难民。
火车启动后，妇女开始奶孩子。小的可能吃不到奶水，小的吃了几口把头一扭“哇哇”地哭了起来。大的一看小的哭，也跟着哭了起来。老头愣巴愣眼地瞅着她们，妇女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眼睛溜着我们，满脸不好意思的神色。
马瑞芳人长得大心也大，上车后脑袋往窗户上一搭拉呼呼地睡了起来，玉莲闭着眼睛眯着，只有我睁着眼睛瞅着东西。
过了一会，这两个小孩的哭声还不止，而且像比赛似的越来声越高。妇女哭丧着脸打了那个丫头两巴掌，这一下小丫头哭得更厉害了。玉莲眉头直皱，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我问妇女：“这俩孩子咋这么哭呢，是不有点毛病？”
妇女本来就泪汪汪的眼睛落下了泪，抽泣着说：“已经两天两宿水米没搭牙，我这奶也没有了。”
玉莲这时睁开了眼睛问：“你也是，咋不给孩子买点吃的？”
“哪有钱呐！我们坐车都没起票，是从站台边进来的，等一会查票还不知咋整？”
“你们是哪的，到哪去呀？”
“我家是九台其塔木的。男人叫中央军抓了壮丁，大上个月打仗死了，家里的房子也被炮崩塌了。这天气冷了，我们连个窝都没有。又偏赶上我这哑巴公爹得了脑疮，实在没有办法，我寻思回娘家吧。”
“你娘家在哪里？”
“我娘家在沈阳的八里堡，挺长时间没有信了，也不知道现在咋样？”
正在这时，那个老头可能是脑袋刺挠得不行了，摘下了帽子用手挠了起来。那臭味扑鼻而来，玉莲急忙捂上了鼻子。我往他的脑袋上一瞅，只见他的头发已经掉光，血渍糊拉地淌着血水，帽子里垫的手巾已经湿呼呼的了。妇女赶忙用手比量了一下鼻子又指呼指呼我们，老头苦笑着把帽子戴到了头上。
这时候，妇女怀里的孩子嗓子已经哭哑了，大一点的孩子歪着头睡着了。
妇女说：“我这活着真不如死了。”
我瞅了瞅玉莲，玉莲说：“你瞅我干啥，咱不是有吃的吗？拿出来给他们吃点。”
我一听急忙弯腰从椅子下拽出刘云龙送给我们的包，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麻花、烧饼和蛋糕。那个小姑娘闻到了香味，睁开眼睛眼巴眼望地瞅着包里的东西，小嘴直咔巴。
我从包里拿出了四根麻花、几个烧饼递给那个妇女。玉莲嘴里“啧”了一声说：“拿那么几个够干啥，都给他们吧！”
当我把包递给那妇女的时候，她哽咽着说：“好人哪，谢谢你们啦！”然后给老头和丫头一人一根麻花，自己拿块蛋糕，嚼着喂孩子。我心想这战乱的年头，穷人活得可真难啊！
这件事我倒没觉得怎么地，车厢里的人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人可真有钱哪，一送就是一大包！”有的说：“这年头，这么好心人少啊！”
那个时候，在食品上这麻花、烧饼、杠头（类似面鱼的饼干）和槽子糕（蛋糕）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有钱人家的孩子逢年过节也能吃点，穷人家的孩子成年到辈也难得尝一块。这一大包的好东西，在人们的眼里那就了不得了，就连我们仨也没舍得买。
这件事一哄哄开可不得了啦，前后车厢不知从哪来了那么多的小孩，伸着小手眼巴巴地瞅着我们，有的看着小丫头吃麻花小嘴馋得直巴搭，哑巴老头看着手里剩下的一小节麻花，寻思寻思捌成三块递给了身边的小孩。
一个小男孩伸着小手畏畏缩缩对我说：“先生给我点吧。”这一下可坏了，这些小孩七嘴八舌说：“给点吧，先生！”看这些小孩眼巴眼望的样子，我连寻思都没寻思，从座底下拽出另一个包，打开后，这个一根麻花，那个一个烧饼，转眼功夫一包东西全分光了，没捞着的小孩还眼巴眼望地瞅着我。
这下子玉莲可不干了：“你这个人缺心眼咋地，你全都给分了咱们吃啥呀？”我这才想起来，可不是咋地，留点自己吃呀，但这东西也要不回来了，只好瞅着玉莲气鼓鼓的样子，坐在那里傻笑。玉莲叹了口气说：“真拿你没办法！”我心想不怪她不愿意，我这脑瓜子一热怎么全给人家了？
火车过了几站开始检票了。那时的火车没有列车员，只有车长和警察。车长负责摆旗发车，警察则是干列车员的活。两个警察进了车厢刚开始验票，那妇女着急忙慌地对玉莲说：“麻烦你太太，帮我照看一下孩子。”玉莲刚想问她“干啥去”，她起来就往车厢外走。刚上过道一个警察喊道：“你往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