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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地方官想要拿到一笔中央财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导致许多地方官会在汴京设立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作用就是派一个人常驻在汴京，然后等到中央的官员一下班，就拉他们免费喝酒聊天，吃饭，加深关系，这些办事处的钱，甚至直接由各个官府直接从预算中出，每年少的十几万贯，多的几十万贯，更有为了一个上亿的项目，投资上百万贯的，这种情况徐清很不喜欢，但宋朝如今的这一套制度就是如此。
这些中央的官员，你若是不平日里讨好他们，他们虽然也会给你办事，但原本一个月能成的，就要用一年的时间去做，反正就给你拖着，至于拖着的借口自然是数不胜数，什么工程不符合规定啦，工程改道不容易之类的，反正就是不让你办事，在宋朝，一次性贪的多了是要被抓的，可在生活中吃一点，喝一点，却是不怎么管。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指望羊干活，还想羊不吃草，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能够制止大范围的贪污，这已经是竭尽全力的后果，若是连公款吃喝都不让了，那这些官员非得举着一个牌子站在徐清的家门口，逼着他下台了。
所以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对于这一套，徐清也只能当没看到，反正这套系统虽然速度慢了点，但好歹安全，不会出现一些豆腐渣的工程，更不会出现一些十分不靠谱的项目，可以说只要施工的，大部分都是符合质量的，不然一下子就会牵连到无数的官员下台。
在现代，讲究的是个人承担责任，也就是一个部门负责一项，只要一项出现失误，就算在那个部门头上，以避免互相之间推诿，但宋朝则不同，一个项目往往是多个部门共同办理，这是宋朝的制度决定的，为了不让地方权力扩大，在中央也要把权利集中在皇帝手中，现在则是集中在宰相们的手里，所以往往会把权利细化，像是修一条公路，就不仅仅涉及公路局，还有环境部，卫生部，能源资源部，城市管理部，以及当地的公交管理系统，质量检查系统，工部，户部需要进行搬迁等等工作。
就是为了不让一权独大，以保证宰相们的至高权利，所以就会出现推诿的状况，但自从徐清上台之后，便大力改革，虽然制度的根本不能变，但是惩罚的范围却能改变，以前是互相推诿最后就只能不了了之，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如今反正宋朝官员多得是，所以徐清干脆一个项目出了问题，所有部门都要负责，采取连坐制度，大不了这批官员全部辞退，换一批新的。
这种做法在刚开始的时候，获得了整个官员体系的反弹，他们认为这是不负责任一刀切的做法，明明自己没做错，为什么也要受到惩罚，为什么要替别人的错误来承担后果，但徐清把这些声音全部压了下来，并且在之后几次出现重大事故的施工现场，直接将几名带头人全部移交司法处理之后，众人知道徐清这是在玩真的了，且整个政事堂十分统一。
对于朝堂之事，宰相们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官府之间斗的再怎么厉害，争权夺利也好，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若是在百姓们的吃穿用度上耍马虎眼，这就是绝对不可以饶恕的，这一点是整个政事堂的统一意见，虽然每一个人信仰不同，但儒家文化所独有的爱民思想，是深深刻在真正的君子心中的，虽然整个宋朝不可能所有官员都是君子，且大部分都是庸官，但作为整个国家最高权力组成部分的七人，他们之中大部分还是秉持着济世救民的态度，在政事堂中工作，他们七个人统一了意见，自然别人也不可能改变。
这也就是为什么，党争政事堂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徐清也无法逼迫他们跟自己的意见相同，但是在这件事上，众人能够统一意见的原因，官场争斗不应该涉及百姓，百姓就好好生活就好了，不需要让他们承担党争的恶果，把党争控制在朝堂，这是众人的共识，所以在众人的共同意识之下，官员们的反弹被压下，在连续处理了三四起因为官员疏忽从而发生事故的事件之后，整个办公气氛立刻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原本是每个人都磨洋工，想着反正出事了就互相推诿，到时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多推出几个替罪羊来，而现在，随着连坐制度的实施，每一个单位都严格了手下的要求，只要出现一点差错，就会重新再一次审核，检查，这样一来，起码保证了施工品质不会低于质量水平，甚至很多地方的基础建设都要超出国家所既定的标准，不得不说，这样做确实有奇效。
但这也同样带来了许多麻烦，那就是各个部门都害怕承担责任了，而不承担责任的方式自然就是加倍严格审查，即便是宰辅要求的案子，也必须严审，毕竟案子出了事，宰辅不会有事，有事的是他们这帮做事的人，所以即便是徐清亲自交代要好好办的案子，也只不过是提高了一下工作的效率，但在时间上却没有太大的提高，这也是西京的办事处不利的原因，最后原本说是尽快拨款的，最后却是足足过了三个多月，第一笔款项才拨下来，而此时广州府的电线网络已经开始在建，第一个电线杆都已经插在地上了，这速度自然是大不一样，这也就是国际大都市和一般城市之间的区别，而之后再想要追，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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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一次在全世界亮起灯光开始，足足三年的时间，人类对于黑夜即将光明的时代无疑充满了期待，而如今，第一个大面积的灯光覆盖社区即将在广州府建立，这自然引发了许多人从世界各地赶到这里来参观，还有无数的记者携带着摄像装备，从各个地方赶来，参与这难得的一幕。
只不过对于这一次，徐清并没有到来，倒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广州府距离汴梁实在是路途遥远，且从浙中开始便是一路蜿蜒曲折，不像从汴梁到西安，一路上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平原，火车比较容易修建，来回只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就可以了，而从汴梁城到广州府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却在半个月以上，因为黄河，长江阻断了火车的道路，以如今人类的技术，尚且没有在长江黄河上修建火车用的大桥的手段，因此火车到了这里，便用轮渡来运送，等到了对岸之后，再用火车进行运输，等到安徽之后，便需要重新坐船，因为安徽之后的福建直到广州，几乎是一路的山川，火车的修建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以现代的技术，根本无法修建管理，如此蜿蜒的铁路，且极为容易出现事故，所以在这些地带，基本都是使用船只来进行运输。
这也不得不说是当地特有的交通方式，或许河流阻断了火车的发展，但也正因为河流的存在，让这里的百姓生活富庶，家家都有余钱，米粮存放在自己的家里，吃不完，用不完，同时在海运为王的时代里，这些河流就成为了船只运送货物的血管，因此坐船是这些地方人的不二选择，只不过对于时间来说，自然要满了许多，而一来一回便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徐清自然是没有时间的，别说他了，便是整个宰相内阁都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他们也只能写一封嘉奖信寄给广州府的衙门，表彰他们做出的贡献，同时对做出杰出成就的广州工程大学给予表彰，同时拨出一笔款项，作为今年度额外的研究经费嘉奖，这些钱并不多，但对于广州工程大学来说却格外的重要，作为一所并不算是重点大学的学校，广州工程大学一直以来都被认定为是普通大学，这一次却超过所有的重点大学，一举拿下嘉奖，这确实让他们得以振奋，要知道在以前，这些嘉奖可都只有那些重点大学来拿的。
虽然这份光荣其实是沾了广州府的光，广州工程大学与西京大学之间，一个是借着政府的光抢先了一步，另一个则是衙门借着大学的光，第一个研究出十万瓦级别的发电站，两者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其实还是不小的，但奈何他们有一个不差钱的城市呢，所以自然也就拔得头筹了。
在如今的宋朝，正规大学数量在一百三十所左右，数量并不多，其中一百一十所普通大学，这其中有将近三十所大学是最近几年新修的，都是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各个科系开始爆发性的增长，而对于大学的建设应该采取综合性的建设还是专业性的建设，整个学界也是吵得一塌糊涂。
就像前世也是如此，作为冷战时期敌对的双方，苏联所采取的就是专业性的大学建设，每一个大学只管一样事情，当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很多综合类大学在新中国时代被拆分，变成了专门的学校，工业的就只有工业，理科的就只有理科，后来直到改革开放，这些学校才开始学习美国的综合类大学。
这两种大学有好有坏，自然也是根据国家的不同来选择，如今的中国既有专业类大学，如西北工业大学，哈工大，哈工程，南京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大学一类的专业类大学，也有清华，北大，浙大，武汉大学之类的综合类大学，这也是徐清的建设思路，所以为了培养出一些专业类大学，有很多科系被从原本的大学中分出来，然后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此类问题的大学，学校的数量自然也得以增加。
而剩下的二十所大学便是如今宋朝的重点大学，也被成为士族大学，因为只要从这里毕业，有很大概率能够攀上人生的巅峰，成为一名士族，获得爵位从此之后世袭罔替，封妻荫子不在话下。
而这二十所大学的分部是极为不均衡的，其实跟现代很像，那就是发达城市拥有着绝大多数的大学，且政治中心拥有的大学数量极多，而边缘地带的重点大学数量就非常少了，如今的这二十所重点大学，七所在汴梁，一所在蓟州，两所在南京，一所在西京，三所在昆山，一所在杭州，两所在成都，一所在武汉，一所在长沙，最后一所则是在洛阳，总计二十所。
从中可以看得出来，教育资源是被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即便是西安和洛阳，放到现代来不算什么大城市，但在这个时代，他们还是十分强大的城市，同时身上的文化底蕴也不是其他城市所能比拟的，那是一种超越金钱的力量，再加上他们的政治身份，所以必然会有一所重点学校。
而广东广西地区是一所都没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广东，广西地处偏远，在传统中国文人看来，是化外之地，宋朝一般对于犯了错的官员，才会流放到这里来，其地位相当于清朝时期的宁古塔，相当于是大英帝国时期的澳大利亚，是对待犯人的地方。
因此虽然经济发达，但在文化上十分欠缺，因此自然朝廷也不会垂青他们，所以虽然广州府的财政十分充裕，但本地所拥有的大学数量并不多，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数量就更是一所也没有，这也是广东地区人们很介意的一件事情，因为同样作为国际大都会，他们却连一所优秀的大学都没有，这确实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最近几年他们向朝廷申请了很多办理普通大学的申请处，这多出来的三十所学校，其中很多便建立在广州，有七所之多。
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学校建设在广州府，广州府自己有强烈的意愿这是第一个，朝廷有补偿的想法这是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广州府是拿自己的钱来办学校，朝廷不用出钱，还能多几个学校自然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
只不过这样的做法，也立刻引起了其他道的效仿，一些比较富裕的地方，自然不愿意局于人后，便也开始设立学校，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要在经济上作比较，还要在文化，教育，潮流，思想上做全方位的比较，因此这些地方也是大办学校，最后导致这三十所新的学校，几乎二十五所左右全部开设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以及京畿地区，这也是让众人没有想到的事情。
原本建立大学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大学，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但被这么一弄，却让高等教育的资源变得极为不公平了，因为各地的大学面对不同道的考生，他的考试分数线是不同的，这跟现代几乎一样，为的就是保护本地考生的权利。
之所以会那么做，是因为这些学校办校的钱几乎都是由各个道自己负担，也就是说这些学校办出来的钱，来自于当地老百姓的税收，那自然是要招收更多本地人才能把这部分教育资源回馈给当地人，所以在考试分数线上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京城的户口这么值钱的原因，因为这里有七所重点学校，还有二十多所普通学校，学校数量和质量都居于全国之首，其他地方的人想要考汴梁大学，需要极高的分数，而本地人考，或许低一百分都能够进去，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或许会有人觉得不公平，但一来如前文所说，办学经费一小半由朝廷拨款，大部分来自于当地衙门，因此照顾当地人，在学校看来，合情合理，二来则是出于当地保护政策，汴梁大学是汴梁人的大学，这是很多人会说的一句话，至于第三个原因，自然是特权了，士族有士族的特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合理合法拥有特权的时代，所以自然大城市的人也拥有专属的特权了，他们报考属于当地的大学就是会容易很多，而本道的学生相比起其他道的学生就是要容易的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这些学校的建立，也是经过了很长波折的。
至于这一套制度，也是久而久之缓慢形成的，它虽然有瑕疵，但也没有阻碍真正有能力的人往上走，所以对于这一套制度，整个社会也普遍满意，虽然位于底层的人大致也并不喜欢，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唯一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