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鬼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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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鬼去哪儿-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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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火枪还需要人工点火,还得用明火,打起仗来,万一下雨怎么办?万一刮大风根本点不着怎么办?后来的无烟火药的爆炸是稍微温和一点的,在枪膛里作用的时间更长,赋予子弹的威力更大。而黑火要爆炸太猛,会经常炸膛。可想而知,士兵在训练的时候经常要心算一下自己的心理阴影的面积有多大。

    黑火要没有在它的发源地流行起来是有原因的,它简直就是一个破玩意儿,只能用来点炮仗、放烟花。

    正如瓦特因为改进了蒸汽机而名垂青史一样,重点不是谁第一个发明了火药,而是谁把它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欧洲的人口一直都不多,特别是跟中国相比。中国古代的盛世据说gdp可以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实都是因为粮食生产的多。大家都知道意大利是南欧国家,可是没多少人注意到,罗马的纬度几乎跟北京一样,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苦寒之地。

    苦寒之地,粮食产量自然就不会高到哪里去。人口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人口不多,还要经常面对邻国的军事威胁,欧洲人不得不忍受黑火要武器的一切缺点,只要能够有一线机会。

    中国在历史上统一的时候、和平的时候居多,这个时候肯定会刀枪入库,说不定买菜刀都要实名制,更不会允许随便造火器。这被视为一种大统一国家的优势,在这美好的温柔乡之下军事科技也睡死过去了。

    世界岛西侧的小国们无时不刻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他们对火器的持续改进兴趣浓厚,逐步发明了密集阵形来弥补射击精度的不足,燧发枪代替了火绳枪,纸壳定装改进了装镇速度,到这里,基本上火器就可以完败弓箭了。

    因为一个小姑娘练三天就可以用燧发枪干死一个耍了十年大刀的壮汉,西班牙探险家几十个士兵征服美洲几百万人口的大国,以印度人、北非人为主的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以近乎零伤亡的代价击溃蒙古亲王的数万骑兵。

    说到底,还是我们政治太单一了,就像有人把远离陆地的广袤海洋称为蓝色的沙漠,在没有暖流和寒流翻动海底营养物质的时候,作为生态基础的浮游生物无法生存,大型动物更不可能存在,那里的海域甚至比沙漠更荒芜。单一政治大统一的古代中国,是人头攒动的荒原。

    再来说指南针。陆地上是不需要指南针的,因为有无穷无尽的参照物,没路的地方你也走不了,但是古代中国又经常海禁,这个东西也就只能沦为看风水的罗盘了,这玩意儿到现在还有人玩儿。甚至郑和下西洋也不需要这东西,因为他只是沿着海岸线走,看到风浪大了就靠岸,我很怀疑一些人对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的吹捧。

    更讽刺的是由于政治的原因,郑和所有的航海纪录都被销毁了,偌大一个号称数万人的船队,居然连一点渣渣没留下来,简直跟无烟火药有一拼,叫后世如何相信郑大官人的丰功伟绩?

    人家维京人的长船好歹也有遗留一些残骸供考古学家研究。

    一般来讲,什么都没留下来的传说,最好要打一个问号。

    航海术是地理大发现的关键技术,它也绝非一个国家短时间内可以搞出来的。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第一种适合远洋的克拉克帆船,起源于地中海流行的柯克帆船,柯克帆船是阿拉伯航海家的发明,其主要特点是三角帆。

    三角帆比欧洲人原来横帆比起来要轻巧灵活,不过柯克帆船是一种单桅帆船,不可以逆风行驶,而克拉克帆船有三到四个船桅,尾部有一片三角帆,可以通过调整风帆的鼓风角度从多个角度借力,使逆风行驶成为可能。

    三角帆的威力继续被欧洲的航海探险家们挖掘,因为探险家要探索美洲和非洲,经常要在陌生的狭窄的海岸航行,克拉克帆船仍然保留的几片巨大横帆成了探险的障碍,它需要庞大的船身,又贵又耗费更多的人力,于是,采用纯三角帆的三个桅杆的卡拉维尔帆船应运而生。

    说起来,欧洲探险家的开发新航路的欲望还要归功于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被打断,这条路上经过太多的国家,正处于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政局经常动荡,丝绸之路从来都是脆弱的。

    当大一统的东方大国固步自封的时候,欧洲、阿拉伯世界、奥斯曼土耳其的突厥世界和波斯世界的文明正在上演相爱相杀的大戏,互相竞争,互相借鉴。竞争与扼制会产生破解的办法推动技术改良,而好东西一旦被发明出来,一定会被快速地山寨。

    会借鉴的欧洲国家纷纷崛起,拒绝与时俱进的中东、北非、中亚地区则被崛起的欧洲国家吊打。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甚至当时还是农奴制度的沙俄都在寻求变革图强。

第007章 华夏() 
第007章华夏

    日尔曼蛮族南下给整个欧洲都带来了新的血液,日尔曼,其实就是德意志的意思,大家可能想不到,英语其实是德语的一种方言,共用的词汇相当多,其实我感觉德国人的英语讲得比某些bcc的纪录片的苏格兰口音还更像英语一些。原因就是苏格兰人原来的语言属于凯尔特语族,没有英语跟德国亲近。

    不管是日尔曼语族还是凯尔特语族,都属于印欧语系,这是全世界超过一半的语言的归属。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语言都属于这个语系,一个欧洲的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的起源的时候发现,他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四种语言:希腊语、波斯语、拉丁语和梵语居然有相似的地方,于是,他提出了“原始印欧语”的说法,后来19世纪初德国的弗朗兹·葆朴对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往北到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国家和俄国,往南到希腊,往西到亚平宁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往东到伊朗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居然他们的语言是同源的。这是一种多么强烈的羁绊和联系。可见地球心脏地带西面的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

    印度的高种姓阶层,直接就是跟德国一样的雅利安人。这个神奇的语言的带头大哥是怎么产生的呢?语言学家根据词汇的相似来溯源,在中亚大草原上找到大致的印欧语系的源头,位于黑海和里海北部的干草原。

    原始印欧语的扩张跟马的驯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在东欧大草原发现原始印欧语的源头。为什么是中亚草原而不是蒙古大草原成为语言之母呢?自然是因为人类的全球大迁徙中,走出非洲的人类先祖是先到达中亚,在那里先繁荣起来,更不用说美洲的草原了。

    那为什么不是人类的摇篮——东非大草原先驯服马呢?我们来看看东非那里都是些什么马。不是河马、角马就是斑马,河马不用说了,张开血盆大口一口下去能把人生吞了,谁也不敢去惹它,而角马其实是一种大羚羊,外形跟水牛差不多,虽然也是吃素的,脾气可一点都不平和。

    人类是驯服了有角的水牛,但迄今为止,各地的畜牧业者还要经常用把公牛变成太监的方式来控制这些有角的不安份的家伙。

    斑马则是一种极端集体主义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之道是靠大家伙儿一起奔跑,用斑马线的海洋晃瞎掠食者的眼睛,碰到危险就本能地撒开脚丫子玩儿命地跑,也是难以驯服的。

    非洲五霸:非洲狮、非洲象、非洲水牛、花豹和黑犀牛。一个比一个机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丰饶的土地上,掠食者和猎物们生存竞争十分激烈,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所以非洲人搞不定他们,非洲人可以征服马儿的肉体,却无法征服马儿的心,驯马的光荣任务就落到了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头上。

    马儿是什么时候被驯服的,不能直接看马儿,但有一个东西是跟驯服的马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战车。战车又经常在墓葬里被完好的保存,给了考古学家们通过战车来间接考察驯马的过程。

    事实上,把印欧语系的发展跟马儿联系在一起的学说叫“坟塚假说”。考古学家是通过墓葬建筑的相似性来确定中亚大草原古文明的相似性的,并把它们称为坟塚文化。

    公元前2000年,第一辆战车出现在里海北方大草原的北部。200年之后,战车传到了两河流域。我们在这里用的词汇显得似乎是北方的朋友带来了友谊和福音,但很可能是游牧民族对两河流的血腥征服。

    从东欧、中亚的大草原到蒙古大草原的地理和气候相似,所以,马儿又吃草又奔跑,仅仅在到达美索不达米亚的100年之后,战车的滚滚车轮就碾压到了远东的黄河流域。此时是公元前1600年。

    根据传说,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战车的战斗,要算到夏朝的第二代君主夏王启镇压叛乱的甘之战,发生在洛阳的附近。但是,这个时候至少是公元前2000年,战车还没传到中原。夏朝是否真的存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谜。

    因为考古学家仅仅在河南发现过商朝殷墟的遗址,并没有发现夏朝存在的铁证。其中,对于战车的记载,有比传说更可靠的写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商汤灭夏的时候在一个叫鸣条的地方发生了战斗,商汤的军队里有70辆战车。有数字出来了,就更可靠了。

    综合战车在全球的扩散数据,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商汤灭夏和战车传到远东大约是相同时间,一场战争的胜负很可能是武器的优胜劣汰,所以,有可能是商汤拥有优势的战车,所以才颠覆了夏朝。

    春秋战国时代对战车很看重,所以强国被称为千乘之国。这种战争的图腾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战车出现时的颠覆性效果。当时还没有出现可以固定双脚的马蹬,站在马车上双手使用长矛对单手持刀的敌人骑兵有力量优势,对敌人的步兵则有机动性优势。

    关于夏朝是不是存在的问题很有意思。显然,即使夏朝不存在,那商朝之前的几百年也可以被称为王朝前夜。战车出现之前,显然人类已经开始驯马,并肯定早于战车出现一段时间。被驯养的马匹一定会早于战车出现在中原大地。

    夏王朝的第一任君主在名义上是治水的大禹,但为什么是他呢?因为之前所有的君主事实上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轮流担任首领,直到大禹出现,他死后,按照传统,盟主的位子禅让给伯益,但是大禹的儿子启更强大,杀死了伯益,夺取了王位。

    大禹并不知道自己儿子做大做强会给他带来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大打出手的夏启有点像李世民,虽然表面上唐朝的开国君主是李渊,可是李世民才是正牌儿的唐王朝缔造者。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回忆录,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经过夏朝李世民的精心打扮,大禹就几乎变成了整个华夏史上拥有最崇高地位的人,夏朝的开国之君啊,而且还治理了黄河泛滥的问题。

    我们从黄河在后世的表现来看,大禹根本就不可能掌握了控制黄河水患的方法,不管是花了13年还是30年,黄河永远是定期泛滥、不定期改道的祸水。民间有“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黄河边上这么凶险,却还聚居着大量的人呢?这是因为泛滥本身带来了肥沃的淤泥,给农作物带来营养。在自然界,植物是天然轮作,不同的植物和以它们为基础的土壤生态系统吸收的营养和排放的废物是不同的,土地永远保持活力,而耕地则不同,持续多年的单一作物会使土壤的生产力逐年下降。

    人类早期的农业文明都是定期泛滥的河流带来的,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尼罗河,这也是一条经过沙漠、荒地,每年从上游带来巨量农作物渴求的营养物质的非洲母亲河。

    超常的洪水来了就赶紧跑,爹找不到娘,娘找不着娃,房子什么的就更管不了了。这是在大禹时代之前的原始先民最本能也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到了大禹这个时代就开始想治水了呢?

    因为,财富在积累,定居点的建筑也越来越高级,人们已经舍不得背井离乡了。这是农业文明跟游牧文明最大的同。古代的农业文明的科技可不一定比游牧文明高级,驯马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包括后面的马蹬的发明,都是游牧文明科技先进的例子,只不过人家是不同的科技树。

    游牧文明整天跟马打交道,自然就会先解锁跟马儿有关的技能,你很难想象一帮种田的哥们儿突然哪一天一拍脑门就想出了给马装上马蹬这种东西。

    同样,游牧民族整天满世界晃悠,一定是第一个发现天然铜,进入红铜文明的种族。阿尔卑斯山的冰冻天然木乃伊冰人奥兹身边有一个红铜的铜斧,证明欧洲在公元前3300就开始开采铜矿。塞尔维亚发现的铜斧甚至是公元前5500年的。

    但游牧民族最大的问题是财富不可积累,他们也许发现了铜矿,但是无法带走,更是很难走进青铜时代,因为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是比较复杂的冶金技术。不但是矿产带不走,就连小朋友也不能多生,如果一不小心生多了一个娃,很可能要残忍地处理掉。

    强大的游牧民族根本无法产生文字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根本带不走写上了文字的东西,你能想象一帮马背民族大包小包地驼着沉重的竹简永远走在路上吗?

    所以,大规模的城市还是必须要靠另一个文明的分支——农业文明来建造。黄河文明就属于农业文明,大禹的时代必定是城市规模在扩张的时代。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考虑建造河堤来对抗大自然的规则,只有大规模的聚居这种事情才有可能。

    巧合的事情是,大规模聚居的时间居然正好发生了中亚的驯马技术传到远东的事件。所以,很可能夏朝的诞生跟驯马有一定关系。在中原地区,发生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流,农民开始使用马来将自己的粮食运送到集市上去跟手工业者贸易。

    城市的本质是贸易,贸易的基础是运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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