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矗霸帜芽蹈�360”技术就能帮助慈善机构和本地的应急工作人员确定何时、何地、何人需要何物，从而提高双方沟通与物资调配的效率。一般的社区需要三年时间才能从灾难中恢复原状，而“灾难康复360”技术可以以某个受灾社区为中心，不断地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员和机构提供信息支持，即使这类灾难已经淡出了公众和媒体的视野，救助工作依然能够有条不紊地继续。
简言之，Good360几十个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比拥有几百号员工的机构更有成效。我们拥有最高效的技术和一支伟大的团队，辛迪·郝柏林是Good360的首席执行官，她创造的组织文化权责明确、鼓励创新、富有企业家精神，对卓越和成效的追求让官僚主义无处藏身。
官僚主义的存在是为了服务某些特定的需要，以确保这些事情的顺利完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官僚作风逐渐有了这种特征：只关注于内在。他们忘了组织存在的初衷，只是为了保持组织的存在墨守成规。你对这种情况肯定不陌生。华盛顿特区有很多庞大的、权责模糊的机构，而且这些机构还在日益膨胀。这些组织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每天只关注于如何保持现状、保存权力。比如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它创立的目的是为了服务退伍的军人，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军人。而如今，这个机构彻底腐败，除了服务于自身外，没有其他任何作用。
官僚主义会扼杀人们的潜能，但它给人们或者机构造成的伤害却各不相同。当面对美国环境保护署和美国国税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时，大企业还比较容易应付，因为它们可以雇用专门的律师和会计师来处理这些繁文缛节。最受政府官僚主义戕害的是小企业。它们无法冲破障碍，难以通过官僚主义的各种关卡。这刚好合乎大公司的胃口。规定越复杂、税收越苛刻，能跟大企业竞争的小企业就越少。政客编造的最大的谎言就是政府需要与大型企业对抗。实际上，这句话完全说反了。大型企业和政府刚好需要彼此的支持——也就解释了这个现象：美国最富裕的6个县城都在华盛顿特区附近。企业巨头每年都得耗费大量资金在专门的政坛说客身上，因为这些企业需要通过他们给政府施加影响力。
官僚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遏制了美国潜能的发挥。想要抵制官僚主义的不良影响，挖掘美国的无限潜能，最有效的杠杆是领导力。我初入商界时，认为领导者肯定都拥有非凡的经历，叱咤风云，运筹帷幄，办公室看起来宽敞明亮。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是领导（通常是西装革履的男性）。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直到如今，我才明白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权力大、官衔高的人，但他们未必懂得如何领导他人。这样的人在华盛顿比比皆是。他们不仅拥有敞亮的办公室，说不定还身居政府要职，甚至在白宫工作也不一定。
真正的领导力是能以不同于常人的眼光看待未来，有勇气、有能力去改变现有的秩序，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领导者的职责不应受制于世俗认知，而是应当敢于打破常规，推陈出新。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说，你无法在人云亦云中实现领导。领导者应该能够看见其他人看不见的未来，或者尚未预见的未来。正因为如此，领导受到的非议也会更多。伟大的领导者能看到美好的未来，带领众人走向光明。
作为领导者，最崇高的职责就是激发他人的潜能。我有幸早早地得知了这一点。我大学毕业时，曾在一个只有9名雇员的小机构里担任秘书。当时，我没有所谓的伟大梦想，只是想着谋生。有一天，公司里的两位同事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对我说，“你知道吗？卡莉，我们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了，认为你很有潜能。你能做的绝不只是当一个秘书。你想了解我们的业务吗？”就是这番话，引领我走进了商界，也成为我极力挖掘个人潜能的第一步。寻找千里马，就是身为领导者的一大要务。
领导者是谁？领导者就是那个愿意给普通工薪阶层、小型企业主和单身母亲机会的人，就像当初那两个给我机会的人一样。愿意在一个人身上赌一把，其实就是给他（她）充分的机会和条件，放手让他（她）一搏。我们所有人都拥有未知的潜能。我通过亲身经历的沉痛教训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身上的潜能往往会超过自己的想象。
对于企业家而言，领导力是为成功的企业做好愿景规划，在充分发挥员工个人潜能的情况下，大力发展这个企业。2014年，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碰到了这样一个领导者。诺姆·卡尔森从1996年开始在自己的车库里制造可以测量热量、湿度、速度和压力的仪器。很多年来，他都是独自一个人在推销这些产品。那段时间，他居无定所，累了就睡在车上，早晨起来对着汽车后视镜剃胡须。如今，他成了新罕布什尔州迈奇达公司的所有人和运营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有54名员工、分别负责设计、制造和生产产品。迈奇达公司在本地制造产品，然后销往全世界。以迈奇达传感器为例，该监视器能够保护罗马西斯廷教堂里墙面和天花板上珍贵的装饰壁画。诺姆·卡尔森是一名领导者，他的领导才能和事业不仅服务于地方经济，也激发了员工宝贵的内在潜能。
多年的商业管理经历教会了我很多。当我们无法发挥个人潜能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责怪他人。很多自称领导者的人，花了太多的时间指责他人、寻找借口。
人们努力坚持，所能取得的成就常常会让自己感到惊讶，你从他们闪着光的眼神中就能看出这一点。这与洛丽和我在门多塔碰到的人的眼神截然不同。这是希望的目光，能由内而外点燃人们的激情。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我在很多Good360同事的眼中都能看到这样的目光。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年轻女性的眼里也看到过她们为美好未来奋斗的决心，这些女性只需要获得不超过每个月手机月租费的低额贷款，就能重拾对生活的希望。
对我而言，希望、承诺和人尽其才的眼神就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
第2章
永远不要出卖自己的灵魂
不要违背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做事，不要委曲求全，不要放弃信仰。不论要面对怎样的结果，做自己永远比出卖自己的灵魂要好。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打电话来的时候，弗兰克正在健身自行车上锻炼，我在楼上睡觉。弗兰克比我更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卡莉在家吗？我想跟她说点儿事。”弗兰克上楼叫醒了我，并且说：“总统打电话找你。”那天是2005年2月10日。第二天，我就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被惠普公司解雇了。
在离开惠普公司后的6年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其双面性。一方面，媒体报道极具攻击性，唯恐天下不乱。我曾在技术行业最艰难的时期，艰苦战斗。历史会告诉人们，我和惠普公司其他精英一起励精图治、顺应潮流所做的变革，在我被惠普公司解雇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有效。我们将惠普公司的收入翻倍，创造了9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将增长速度从2％提高到9％，现金流增加了三倍，使惠普公司在多个方面都从市场的后进者变成了市场的引领者，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了就业机会。我们的努力也大大提升了惠普公司的创新水平，创新率翻了三倍，现在平均每天获得的专利数量平均高达11项。
然而，媒体却完全忽略了这些事实。一些报道只提及惠普公司股价下跌的情况，却没有说明很多其他大型科技股，包括思科（Cisco）和甲骨文集团（Oracle），在互联网经济泡沫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大盘暴跌的萧条时期里，也无法避免股价跌势凌厉的情况。很多公司拒绝转型，目光短浅地把注意力放在季度盈利方面。股票市场真的是一个无常的是非之地，尤其是在如今每只股票平均持有时间仅有不到90天之时。我在惠普公司工作时的宗旨是大刀阔斧，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公司能在未来变化迅速的行业中取得长期的成功。我们的举措影响力深远，在我离开惠普公司后多年依然奏效，而这样的长远影响显然无法在短短三个月的股价走势中得到体现。
很多人公然抨击我的领导风格，也有些人含沙射影地发表他们具有性别歧视的批评。我在惠普公司的业绩——无论成败与否，媒体通通视而不见，只是对我个人不惜笔墨。像“专横的悍妇”这一类的字眼，在这种批评的浪潮中，都算是手下留情了。我没有把全部报道看完，因为多年前，奥普拉·温弗瑞就曾告诫我，别去在意媒体对你的报道。能经得起赞扬，就能经得起诋毁。可怜的弗兰克，他坚持读完了这些报道，这让他心如刀绞。
与媒体公然驳斥我的情况相反，在我离开惠普公司后，我收到了很多的个人来信。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我曾经给他提过建议，他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的政府工作。我也收到了很多惠普公司同事给我发来的多达数万封的邮件。弗兰克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他们的信中大多是在同情我、支持我、鼓励我，为我打抱不平。
我还收到了一些科技行业高管的来信。当时，史蒂夫·乔布斯也曾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很是感动。在硅谷工作的时候，我和史蒂夫就是好朋友了。电话中，史蒂夫非常和蔼，也很气愤，他说：“他们会后悔的。”他不仅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更给了我难得的建议。
“卡莉，未来6个月先好好休整一下。”他说，“肯定会有很多人聘请你去他们的公司，你的本能会让你想要赶紧回到业内。别这样做。先好好休整6个月。”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对于我曾经以为和自己有着深厚交情的惠普公司董事会成员，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曾经认为他们是很有原则的人，直到后来得知有几位董事向媒体透露了我们在董事会上讨论的内容。他们害怕自己的董事席位不保，迫不及待地以不道德的方式把我赶出了惠普公司。
这是一个考验人的时候。我在出席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就职典礼时接到了惠普公司公关人员的电话，说第二天媒体将会在版面头条位置刊登惠普公司董事们最近一次开会的事情。我很快拨通了董事会的电话。后来，弗兰克告诉我，那个接电话的人说他之前从来没有碰到过我如此生气的样子。电话中，我告诉董事会成员媒体将要大肆渲染的事情。情况危急，我感觉我们的行为规范受到了侵犯，如果事情不能妥善解决，我不会继续担任董事长。“大家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我问道。电话那一头是长久的沉默。有个董事会成员提议全体都应该辞职，我可以委任我所信任的人继续担任董事。我坚信这个和我共事多年的人绝对是一个有原则、讲诚信的人，但我并没有走那条路。其实，我当时应该那样做的。
董事会成员一再否认他们当中有告密者。我咨询了外聘律师团队，要求他们和每个董事会成员进行面谈，希望每个人都能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当时其实已经知道谁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勇气承认，并重新挽回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信任。当外聘律师在电话会议上向我汇报面谈结果时，我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那天，达沃斯当地时间凌晨12点30分，我在酒店的房间里，失望地发现参与那次电话会议泄密的几个董事既没有明确表态的意思，也没有出面澄清、挽回局势的打算。两个星期后，我被惠普公司解雇了。
事实上，我本可以阻止董事会对我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不愿意丧失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也不愿意让公司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因为内讧绝对会影响惠普公司在全球的发展。作为董事长，我对董事会商议的事情有优先投票权，包括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人选问题。但最后，我决定不行使这样的特权，没有对董事会针对我的解聘实施一票否决制。如果我使用了这种权利，可能再与董事会僵持几个月，最终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这样做不利于惠普公司的发展，整个董事会斗争不休，于公司无益，对我个人也未必有利。我想连我的同事也都没有想到，一些董事会成员竟然会把这类消息透露给媒体。一年后，这些董事会成员被全体解聘，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我的提议和行为完全正确。继续和董事会成员纠缠下去，会让惠普公司在本已脆弱的情况下元气大伤。所以，我没有进行任何争辩和解释，毅然接受了董事会解聘我的决定。
虽然我对自己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惠普公司有些失望，但离职后的我却感到一身轻松，我觉得自己更加自由了。从秘书到首席执行官，我在惠普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一刻不敢懈怠。离开后，我反而觉得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这种自由的感觉让我想起了自己从法学院辍学时的情景，我讨厌法学院，虽然我的父亲非常希望我们家能再出一名律师。我记得那天我在洗澡，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应该由我自己做主，我要用有限的人生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于是，我从浴室里出来，穿好衣服，下了楼，告诉父母，我不去法学院读书了。
虽然我很热爱我在惠普公司的工作，身为首席执行官，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但离职后，我反而感受到了长久以来难得的轻松自在。那几个月，我尽力休整自己，有时间也有条件感受自己的想法。我不想丧失这种自由的感觉，所以我接受了史蒂夫的建议，尽情想象自己未来更多的可能性。虽然不断收到社会各界想要聘用我加入他们公司或非营利机构董事会的邀请函，但我都一一拒绝了。我不想继续待在董事会里，也不想再做首席执行官了，这几年时间里，我都不想再当首席执行官了。我读过的季度报告已经够多了。
弗兰克和我很快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