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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也已经受够了这种把戏。在2014年，奥巴马总统通过了他对移民法案的单方面修改后，我在《会见新闻界》节目中告诉一脸怀疑的主持人查克·托德，“我觉得总统真正的目的是让美国国会上下对此进行表决。如果否定了，在总统看来，就会损害他们针对西班牙裔人的立场，由此进一步提升总统形象，因为似乎这一切都与总统无关。尽管他在演讲中一再强调自己对非法移民的同情，但我要说的是，他的行为瞬间出卖了他。他的很多做法都有政治利益的考虑。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政治从业人员的所作所为，都不过是他们愤世嫉俗的政治手腕。”
“他让2007年开展的全面移民改革方案石沉大海。他在能够有机会接触参议院、众议院和白宫的时候，竟然袖手旁观，对于推动移民改革不置可否。他在当月的11号和12号都公开表示，他爱莫能助。然后他为了竞选，推迟了自己的行动，这是典型的让人不可理喻的犬儒主义。”
有必要提出一个没人敢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新闻界》中提的问题：总统的行为到底在关照谁的利益？总统的行为根本没有解决美国非法移民最终的身份问题。更糟糕的是，这种现象使得本应该保护移民、解决系统漏洞问题的移民改革变得无法实现。总统没有办法让国会上下一致表明态度，但他却成功地做到了让各方成员和代表怒不可遏。最终谁吃亏？还不是美国境内合法和非法的全部移民。
在我看来，一旦涉及女性，人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打起愤世嫉俗这张牌，似乎政治言论和现实完全是两码事。虽然说，女性能够撑起半边天，但如果就业机会稀缺，工资水平下降，女性和男性遭遇的困境是一样的。如果大学教育费用上涨、挣的工资还不够送孩子进托儿所，或者医疗保险费用居高不下，女性面临的局面可能会比男性困难得多。女性通常要负责家庭的理财，做出医疗保险和接受教育的决定。但这些问题，政客们从来不把它们看作为女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却同样需要靠女性的力量去解决。我们的政治体制又是如何回应这些疑虑的呢？他们只会利用男性的优越感和故意设计的哗众取宠来打消人们的疑虑，赢得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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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体制从来就不是为女性服务的。我深知这一点。我看到也深刻感受到了像芭芭拉·博克瑟这样的自由人士，为了能够吸引女性活动家所采用的策略。我也亲身经历过共和党是如何以多种方式辜负了女性的。
我在堪萨斯为萨姆·布朗巴克举行的一次活动上，碰到过一位女性。她告诉我，她是一名虔诚的共和党志愿者。和许多其他共和党的女性一样，她会帮助发放宣传资料、打电话、到各地奔走相告，积极地为她所中意的候选人筹款。她告诉我，她对共和党已经失去了信心。跑腿的事情都是她做，但共和党的上层官僚却屡屡居功自傲。她鼓励我继续向选民介绍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工作中心和人们的潜能。我知道她的意思。有太多的女性厌倦了在男人主导的职场里扮演装点门面或者平衡性别的角色，她们最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女性能够存在，为何女性就不能对做女人以外的事务有平等的机会发表意见呢？难道女性就应该被忽略？
在美国各地出差旅行的时候，我留意到共和党与女性选民有两个截然不同但互相关联的问题。首先，很多倾向于共和党的女性其实是不太过分关注两党问题的。她们可能是因为不再对政治抱有幻想，也可能是随机投票的结果。其次，很多人不反对投票给共和党，但还需要一些推动力。这两类女性选民都不太喜欢政治论调，也不关心票期。她们对两党之间的争论、没完没了的表态和竞争表示漠不关心。她们的日程安排繁忙紧凑，因此往往需要较高的执行力和协调能力。当她们看到政治中缺乏执行力和协调能力的时候，就会感到无比泄气。
这真的是一个悲剧。因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有为民众服务的潜能，她们的潜能甚至要比男性更多。她们并非是无助的受害者，也不是头脑简单的“花瓶”，更不是动辄就会处于歇斯底里失控状态的弱势群体。美国政治往往歪曲了女性的形象。从我担任惠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起，就需要源源不断地召集才人。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能够撑起半边天的女性人才，就是公司管理者的失职。同理，如果我们的政党想要成为执政党，就必须要了解如何激发女性的潜能。共和党中也必须要吸收更多的女性代表，其多元化程度不应该亚于美国这个国家的多元化程度。
在我看来，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为身在底层的妇女争取权益。2010年，我的竞选活动结束后，我参与了一个名为美国保守联盟（ACU）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拥有许多伟大的领导者和观点。它也是一个充满故事的机构。我想了解保守主义运动自下而上的变迁过程，所以我加入了保守联盟董事会，后来还成了保守联盟基金会的主席。
在担任保守联盟基金会主席期间，我一直努力地向民众宣传保守主义的观点，希望能够激发出所有美国人的潜能。我们联合了保守主义运动中涌现的最有活力的思想家，设立了政策中心，并针对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制订了具有前瞻性的可执行方案和建议，包括政府角色、公民教育、贫困问题、国家安全、政府开支和刑事司法改革等诸多方面。我们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以及各地的舆论领导者和选民进行了对话。我相信，只要能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了解保守主义原则以及有关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理论，美国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美国保守联盟每年春季都会举办一次大会，名为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大会（CPAC），与会者是来自美国各地各个行业的基层保守主义者。伟大的保守主义领袖，包括罗纳德·里根以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每一位总统竞选人，都曾经在这个大会上发言。2014年冬季，我在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这无意间把我推向了新的高地，让我有机会为美国妇女争取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
当时，2014年的中期选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大电视台也在不断地播放所谓有关共和党人抨击女性的言论。为了转移话题让人们不再关注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奥巴马医改的失败或者总统较低的审批评级现象，自由主义者开始了一场赤裸裸地操纵美国妇女的行动。他们不仅把美国妇女当作小孩，而且是唯唯诺诺、愚笨不开化的小孩。
我告诉大家，保守主义者跟他们不同，“我们尊重女性，不会认为女性只会关注生孩子的问题。我们坚信，所有的问题都与女人有关。”我说：“女人能撑起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的半边天。”观众们听到我这样讲，立即欢呼起来。
“女性会权衡开支，会理财。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无法管理好华盛顿政府的财务问题时，自然而然就会引起女性朋友关注的原因。女性需要为每个家庭做出医疗和教育的决定，还要担心自己的工作，孩子的未来，还有丈夫的工作。”
民主党的目标就是将保守主义者描述成冷血无情的人群。我们要反驳。我们不仅要反对那些对女性的虚情假意和欺骗，还要通过我们的行动来证明自己。
“问问那些正在疲于奔命的单亲母亲，她们在想什么？”我说，“她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知道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自尊和自爱，同时也需要我们学会爱惜自己。女性有权利获得就业机会，也应该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需要用领导力来激发她们的潜能。”
当我做完演讲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随后，我接受了电视采访。当我走向会展中心的时候，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走过来跟我说，她们非常喜欢我的演讲，希望我能继续就此类问题演讲下去。绝大多数女性不愿意接受“妇女之战”这种策略，她们知道，这只是另外一种推翻她们信仰以及媒体当前报道的政治游戏。这些听众非常渴望有人能把那些像气球一样的政治谎言尽早捅破。
我不需要对此思虑过多。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妇女之战”，但是的确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就业到医疗，再到社会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很需要女性的加入。我开始筹划建设一个针对基层女性的组织，希望能创造条件为女性寻找发声的机会。我对民主党邀请女性参与的这种方式不太认同，他们认为女性就是具有特定狭隘需求的身份群体。我希望能为女性办实事，因为女人本来就能撑起半边天。除非我们能深入其中，否则我们无法实现真正的变革。我很快开始筹款。6月份，我们正式启动了一个名为“解放潜能计划”（CUP）的项目。
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里，我走访了美国的很多个州，包括科罗拉多州、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我们之所以选择紫色州（既不支持共和党也不支持民主党，又称摇摆州），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没有明显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倾向。我们在那些地区的教室、会议室和小型会场给那些对此感兴趣的女性开展培训。我们知道，女性更容易被她们所认识的女性劝服。女性最关心的并不是左翼派系所说的那些问题，而是经济、政府开支和医疗保健。我们要激励更多的女性说服彼此，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选举。所以，我们给解放潜能计划的受训者提供相关的数据，让她们知道如何鼓励更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竞选。因此，除了关注生育的问题，我们还谈论了大量身处困境的女性案例，探讨为什么她们不能获得正常的医疗保健，以及工资下跌的原因。
在我们的培训环节里，我们可以揭开有关女性的一切“谎言”以及保守人士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比如，薪资平等的问题。虽然这个活动举办的初衷是想要为《女性平等法案》造势，但是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对同工同酬的观点表示了支持。1963年，美国通过了同工同酬的法律提案。从此，任何女性如果因为个人性别原因在薪资报酬的问题上遭到歧视，都可以利用法律的手段来寻求帮助。我告诉解放潜能计划的参与者，阻碍女性获得与男性相等薪资报酬的最大屏障在于论资排辈的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以资历和工作年限来评定薪资等级，而非绩效。因为女性特殊的生理以及传统的角色需要，她们往往不可能在年限或者资历方面与男性享有同样的优势。有哪些人在支持论资排辈的体制？工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分子。民主党可能会用《女性平等法案》之类的招数来玩政治游戏，但是他们面临的是更加严肃的政治问题，工会里的官僚主义。民主党是完全支持工会的，因此，也一定会继续支持非同工同酬的做法。
我们从来不会用所谓的“妇女之战”这种标题来哗众取宠。我们培训志愿者学会如何针对经济运转中有关女性的事实进行政治对话。2008年以来，美国几乎有400万女性陷入贫困。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女性的年平均收入下降了733美元。女性的劳工参与率创历史新低，降至56％。
在花了几个小时消化数据，并理清人们在政治对话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我们给了志愿者一份可能会被说服的女性名单，并让她们从中选出5位女性加入这场运动。然后，参与活动的每个人再负责邀请另外15位女性加入到发掘个人潜能的项目中来。我们的目标是说服那些没有政治党派倾向性，容易被说服的女性以及那些已经注册为共和党人，但却从未出来投过票的人。
我们在解放潜能计划中学到的是，女性，尤其是那些肩负着独自养家责任的女性是在官僚主义盛行的国家中受伤害最深的人群。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一场解放潜能计划的活动中，一名女性介绍了她的经历。她和丈夫都是波士顿的执业律师。在她的丈夫突然意外去世后，她带着年幼的孩子们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她决定开办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这样就能兼顾事业和抚养孩子了。但这时候，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出台了，她没有了保险政策的支持。来到新罕布什尔州后，在新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她无法获得儿科或者家庭伤害辅导员的帮助。由于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保险费和自付额，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转而在一家大型的律师事务所上班。如今，她的工作时间更长，但赚的钱却更少，也无法照顾自己的小孩。她告诉我们，她依然无法获得她们曾经非常依赖的家庭医生的帮助。
政府本应该为人们提供帮助，却反而一手毁掉了这个女人的生活。这个女人的生活完全掌握在华盛顿特区一帮不知名的政府官僚手中。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不仅控制着这个女人的生活，还让它变得不堪重负。
我从解放潜能计划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美国女性渴望对现实问题进行真正意义的对话。每一个对国家重要的问题，跟她们也有切身的利益关系。她们对于这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也愿意承认她们还需要从其他人身上学习更多。想要说服女性相信这些，就需要派专人花时间去和她们沟通。于是，我们找到了小区居委会的负责人来跟当地的女性沟通，了解她们曾经生活过、工作过以及热爱过的地方。我非常感谢这86位负责人、250多名志愿者，以及105位顾问，是他们一手促成了这个项目的成功。他们举办了培训会、圆桌会议和小型聚会等不同形式的培训课程。最终，我们与6万多名选民进行了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