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夏尔…马丽…维多尔衔，他坐在他车子的方向盘前，我让他等着我。我再次亡立在俄国教堂前，不过这次是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一个人影也没有。也许他们都已经离去了吧？要是那样，我就不会有机会再找到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踪迹了，因为这个名字没有收进巴黎的《博坦》。在对着林荫道的彩画玻璃窗的后面，大蜡烛一直在燃烧着。我以前认识这个现在大家为她做弥撒的老妇人吗？如果我那时经常和斯蒂奥巴来往，他很可能会把他的朋友们分绍给我，其中也许就有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呢。在那个时候，她当比我们年长得多。
他们走进去的那扇门一定是通向举行宗教仪式的小教党的，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者那扇门。它突然打开了，戴着火枪手高帽子的金发女人在门口出现了。搭着黑披肩的棕发女人跟在她的后面。接着是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那父子俩，他们搀扶着那位“石膏”老人，后者此刻正同长着蒙古人脑袋的秃顶胖汉在说着什么。胖汉俯下身子，把他的耳朵几乎紧贴在老人的嘴上，因为那个“石膏”老人的声音确实轻得只有一口气了。其他的人也跟着出来了。我注视着斯蒂奥巴，心里怦怦直跳。
他终于随着最后一批人走了出来。他身材非常高大，又穿着海军蓝呢大衣，使得我能够牢牢地盯住他。他们人很多，至少有四十个。大多数的人都上了年纪，不过我也注意到有几个年轻的女人，甚或还有两名儿宣。大家都停留在林荫道上，彼此说着话。
那条林荫道，此刻真象一个外省学校课外活动的院子一般。他们把那位脸色白得象石膏的老人安顿在一张长椅上，轮流到他跟前问长问短。他是谁呢？是不是就是报上讣告中提到的那个“乔治·萨谢尔”呢？还是“年轻侍从学校”的一个老校友呢？他也许在旧制度崩溃以前，在彼得堡①或者黑海之滨，同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太太还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呢？那个长着蒙古人眼睛的、肥胖的、秃顶的人，也被很多人围着。那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父子俩，在一群一群人的中间来回走动，他们就象社交场中的两个伴舞，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他们看去自命不凡，那个为父的还不时仰头大笑，——我认为那样是很失礼的。
斯蒂奥巴呢，他同戴着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在严肃地交谈。他搂抱着她的胳膊和肩膀，这是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表示。他从前准是个美男子。我看他已有七十岁了。他的脸显得有点臃肿，头顶已经秃了，但鼻子相当大，昂着头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气。至少，这是我从远处看去所得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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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圣彼得堡，从前是俄国京城，现名列宁格勒。
时间在流逝。将近半个小时快过去了，但他们却还在没完没了地谈着。我真担心他们之中有人最终会发现我正站在人行道上。那个出租汽车的司机呢？我三步并作两步地折回夏尔…马丽…维多尔街。出租汽车的发动机一直开着，司机正坐在驾驶盘前埋头读着他那份纸张略微带些绿色的报纸呢。
“好了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还得再等一小时。”
“您的朋友还没从教堂里出来吗？”
“出来倒是出来了，但他正在和其他的人聊天呢。”
“您不能叫他过来吗？”
“不能。”
他的一双蓝色大眼睛带着一种不安的表情凝视着我。
“请您不必担心，”我对他说。
“我是为您考虑……因为我不得不把计费器开着……”
我重新回到了俄国教堂对面的我的岗位上。
期蒂奥巴已经向前走了几米。确实，他已经离开了林荫道的深处，走到人行道上了，处在由戴着火枪手帽子的金发女人、搭着黑披巾的棕发女人、长着蒙古褶眼睛的秃顶男子以及另外两个男人所组成的包围圈之中。
这一回，我穿过街道，走到他们旁边，但是背对着他们。我满耳朵里听到的都是从那些俄国人嗓子里发出来的温柔的话语声，其中有个人的声音比其他人的更为凝重、更为洪亮，莫非就是斯蒂奥巴？我转过身去，只见他长时间地在紧紧拥抱着那个戴火枪手高帽子的金发女人，差不多是在摇着她，他脸上的线条因肌肉的抽搐而变成了痛苦的强笑。之后，他又以同样的方式轮流拥抱了那个长着蒙古褶眼睛的、肥胖的、秃顶的男人和其他的人。这时我想：他准是要走了。我于是奔向出租汽车，跳上车座。
“快……一直开……到俄国教堂前……”
斯蒂奥巴还在同他们说话。
“我该干什么呢？”司机问我。
“您看到那个高个子了吗，那个穿海军蓝呢大衣的？”
“看到了。”
“如果他上车，我们就跟着他。”
司机扭过头来盯着况他的一双蓝眼睛都鼓出来了。
“先生，但愿这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请放心，”我对他说。
斯蒂奥巴离开人群，向前走了几步，头也没有回，只是挥了挥手。其他的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不动，目送着他离去。戴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站得比其他人稍前一点，她挺着胸，如同古时帆船的船首头像，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她那帽子上的大羽毛。
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汽车门打开。我想他一定是把钥匙弄错了。当他一坐上驾驶盘前，我就俯身向出租汽车司机说：
“跟着那辆汽车，就是穿着海军蓝呢大衣的人钻进去的那一辆。”
但愿我没有跟错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真正表明这个人就是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
四
他的车子开得很慢，所以要跟上他并不难。到了马约门时，他闯过红灯，而我的出租汽车司机，却没有敢跟着他那样做。但到莫里斯…巴雷斯林荫大道时，我们终于追上了他。在一条人行横道线的前面，我们两部车子并排地停了下来。他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就象驾车人在交通阻塞时挤在一起所常做的那样。
他把他的车子停在里夏尔…瓦拉斯林荫大道尽头几幢楼房的前面，这里已靠近皮托桥的塞纳河了。他走上朱里安…波坦路。这时，我便付了出租汽车费。
“祝您一切顺利，先生，”司机对我说。“要小心点儿……”
我自己走上朱里安…波坦路，我觉得出租汽车司机一直在目送着我。也许他是在为我担心吧。
天黑下来了。朱里安…波坦路很窄，路两旁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盖起来的外表相似的楼房，它们构成长长的、连成一体的门面，从路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斯蒂奥巴在我前面走着，我们相距有十米左右。他向右拐上欧内斯特…德卢瓦松街走进了一家食品杂货店。
是接近他的时候了。但由于我很胆怯，所以这样做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我讲起话来嘟嘟哝哝，颠三倒四，真怕他把我当成疯子。要是他立即把我认出来，那么我就可以让他先开口了。
他从食品杂货店里走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您是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先生吗？”
他现出非常惊奇的神色。我们两人一般高，四目对视着，这使我更加惶恐不安。
“是我。不过您是谁呢？”
不，他没有认出我来。他讲一口地道的法国话。应该鼓起勇气来。
“我……我很久以来……就想见您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我在写……在写一本关于流亡者①的书……我……”
“您是俄国人吗？”
这是第二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刚才，出租汽车司机也同样问过我。实际上，我过去也许是俄国人的。
“不是。”
“那您对流亡者感兴趣？”
“我……我……我在写一本关于流亡者的书。是……是……”是有人建议我来看看您的……是保罗·佐纳基奇……”
“佐纳基奇？……”
他用俄国腔念着这个名字，如同风吹树叶发出的飒飒声音，听起来很为悦耳。
“这是一个格鲁吉亚人的名字……我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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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能指1917年十月革命后流亡出去的俄国人。
他皱起双眉。
“佐纳基奇……不熟悉……”
“我并不想打扰您，先生。只是想向您提几个问题。”
“请吧……”
他淡淡一笑，神情忧郁。
“流亡者，这可是个悲剧性的主题……但您是怎么知道我叫斯蒂奥巴的呢？……”
“我……不……我……”
“叫我斯蒂奥巴的人，大多数已经谢世，今天还健在的屈指可数了。”
“就是……那个佐纳基奇……”
“我不认识。”
“我可以……向您……提几个……问题吗？”
“好的。请您跟我到我的家里去，我们到那里好好谈吧。”
我们来到朱里安…波坦大街，先是通过一个能通车辆的大门，然后穿过一个周围都是建筑群的街心广场。我们乘上一部木制的电梯，它的门是双扉的，外面装着铁栅栏。电梯里面很狭小．而我们的身材又高大，两人为着防止额头相撞，只好把低着的头扭向板壁。
他住在六层楼上一个有两间房的套间里。他在他的卧室里接待了我。他躺在床上。
“请原惊，”他对我说。 “天花板太低了。人要是站着，就会透不过气来。”
确实，我的头顶离开天花板只有几公分，因此我不得不弯着腰。此外，我们两人都得矮一个头，才能走过那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洞。我想他住在这里，额头常常要碰破的。
“您如果愿意的话，也这么着……请躺下来……”说着，他指给我一张小的、浅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它靠近窗户放着。
“请不要拘束……您躺下来会好受得多……即使是坐着，也会感到象是关在一个过于狭小的笼子里似的……如果，如果……还是躺下来吧……”
我躺了下来。
他扭亮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只罩着橙红色灯罩的台灯。灯光投在天花板上，显出了一个柔和的光点和一些暗影。
“这么说，您对流亡者感兴趣啦？”
“非常感兴趣。”
“不过，您还很年轻……”
年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是年轻的。墙上挂着一面镶在金质镜框里的大镜子，它就在我的旁边，我照了照自己的脸；年轻吗？
“啊……我不象您说的那么年轻……”
一阵沉默。我们各自靠在房间的一侧躺着，活象两个大烟鬼。
“我刚刚参加了一次丧事活动，”他对我说。“很可惜，您以前没有见到过那个现在已经死去了的老太太……要不然，她定会给您讲很多的事的……在流亡者当中，她生前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是这样吗？”
“这个女人胆子很大。起初，她在蒙塔博尔路开了一家小茶馆，帮助大家……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他坐在床沿上，弯着背，双手交叉着。
“那时我十五岁……推算起来，那一代人现在不会有多少人剩下了……”
“还有……乔治·萨谢尔……，”我随口说。
“他活不了多久了。您认识他吗？”是那位“石膏”老人，还是那位长着象蒙古人那样秃头的胖子呢？
“请听我说，”他对我说，“我不能再谈这一切了……这使我太痛苦了……干脆，我给您看看照片好了……照片的背面写着名字和日期……您自己去搞清楚吧……”
“您这样费心，真是太谢谢了。”
他对我莞尔一笑。
“我有一大堆照片……我把名字和日期写在背面，因为人们什么都会忘记的……”
他站起来，弯着腰走进隔壁房间。
我听见他打开抽屉。接着，他手里捧着一只红色大盒子回来，然后背靠着床沿坐在地上。
“请坐到我身边来。这样，看起照片来会更方便些。”
我坐过去了。盒盖子上，用哥特字体①刻着一个糖果商的名字。他打开盒子，里头全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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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二世纪开始使用的一种字体。
“主要的流亡者，”他对我说，“全都在这里了。”
他把照片一张一张地递给我，同时告诉我他在照片的背面所读到的名字和日期，这些俄国人的名字时而象打击饶钹的声音一样洪亮。时而变得如哀似怨、几乎哽咽无声，从而使他的本来是冗长单调的叙述，显得特别的铿锵。特罗维茨库伊、奥维利阿尼、切列麦捷夫、加利京、叶里斯托夫、奥鲍连斯基、匹格列钦、恰夫恰瓦杰……有时，他向我要回一张照片，又重新看看背面的名字和日期。这是一些宴会上的照片。在大革命以后，鲍里斯大公爵还在巴斯克城堡里大摆酒席。这是摄于一九一四年一次晚宴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笑逐颜开……还有一些照片，上面是彼得堡亚历山大中学一个班级的学生。
“这是我的哥哥……”
他把照片越来越快地递给我，自己甚至连看也不看了。看样子，他急于要结束这件事。突然，我的目光停落在一张纸比别的厚些、背面却什么也没有写的照片上。
“怎么啦？”他问我，“先生，什么事使您这样惊讶？”
这张照片的前景，是一位老人，他挺直身子、微笑地坐在一张扶手椅子里。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长着金色头发、两眼明亮的青年女子。在他们的周围，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背对着镜头的。靠左边，是个穿着一套浅色方格细呢西服的男子，他个子高大，头发乌黑，蓄着尖细的小胡子，约有三十岁光景。他的左手搭在那个金发青年女子的肩上，右手则没有照上，——我确信他就是我。
我向他那里靠了靠。我们的背倚着床沿，肩挨着肩，腿平伸在地上。
“请告诉我，这些人是谁？”我问他。
他拿起照片，懒洋洋地瞥了一眼。
“这人吗，他是吉奥尔吉亚奇……”
他给我指了指那个坐在扶手椅子里的老人。
“他在格鲁吉亚驻巴黎领事馆……直到……”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好象我立刻就该明白他的下文似的。
“她吗？她是他的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