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的，您哪。”
军官翻了翻，把书扔在桌上；又草草翻了翻另一本，把这本放在一边，又看了第三本的封面，然后把脸转向施托克曼。
“哪里还藏有这类书籍？”
施托克曼眯起左眼，好像在瞄准似的。
“全都在这儿啦。”
“撒谎！”军官晃了晃手中的书，清楚地吐着字说。
“我要求……”
“请您搜吧！”
警察局长手扶马刀，走到箱子边，一个麻脸的哥萨克警察在衣裳堆里乱翻着，看来是被正在发生的事情吓坏了。
“我要求您礼貌一点，”施托克曼用眯缝着的眼睛盯着军官的鼻梁，说道。
“请您稍安勿躁，朋友。”
施托克曼同妻子住的那两间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凡是能搜的地方全都搜遍了。还搜查了作坊。热心尽职的警察局长，甚至弯起手指头，把墙壁都敲过了。
施托克曼被押解往村公所去。他走在街道当中，一只手按在旧上衣的衣襟上，另一只在不停地挥动着，仿佛是要抖掉沾在手指头上的脏东西，警察跟在他身后；其余的人都靠着篱笆边，在洒满斑斑点点阳光的小路上走。检察官仍旧和来的时候一样，用被路边的胭脂菜染绿了的皮鞋踏着太阳的阴影走，只是帽子不是拿在手里了，而是牢牢地斜扣在苍白的耳朵上。
施托克曼最后一个受审。前厅里，警察在看守着那些已经审问过的人；还没来得及洗去手上油污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微笑着的达维德卡、上衣披在肩上的“钩儿”和科舍沃伊。米哈伊尔。
检察官在一个粉红色的公文夹里翻着，向站在桌子对面的施托克曼问道：“在我因磨坊里的械斗的人命案讯问您的时候，您为什么隐瞒了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一点呢？”
施托克曼默不作声地看着检察官的头顶上边。
“这已经查定在案。您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被沉默激怒的检察官大声喊道。
“请您开始审问吧，”施托克曼不耐烦地说道，然后斜看着那张空凳子，要求坐下。
检察官没有吭声；他沙沙地翻着文件，皱着眉头朝不慌不忙坐下去的施托克曼瞅了一眼。
“您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去年。”
“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吗？”
“我没有任何任务。”
“从什么时候起，您成了你们党的党员？”
“您说什么？”
“我问您，”检察官把“我”字特别加重地说道，“什么时候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我想……”
“对您想什么，我毫无兴趣。请回答我的问题。拒不招供是没有益处的，反而有害。”检察官抽出一张文件来，用食指按在桌子上。“这是从罗斯托夫送来的调查表，证明您是该党党员。”
施托克曼用眯缝得很细的眼睛朝白纸瞥了一眼，目光在纸上停了片刻，然后用两手抚摸着膝盖，坚定地回答道：“一千九百零七年。”
“是啦。您否认是你们党派您到这儿来的吗？”
“是的。”
“那么您是为什么搬到这儿来的呢？”
“因为这儿缺做钳工活的人。”
“为什么您单单选中了这个地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这段时间内，您和您们的组织有过联系吗？现在还有联系吗？”
“没有。”
“他们知道您搬到这儿来吗？”
“大概知道。”
检察官翘着嘴唇，用镶贝壳刀把的刀子削着铅笔；他没有看施托克曼，又问道：“您和同党中的什么人通过信吗？”‘“没有。”
“那么搜查出来的那封信呢？”
“写那封信的人，是一位与任何革命组织都没有关系的朋友。”
“‘您收到过从罗斯托夫送来的什么指示吗？”
“没有。”
“磨坊的工人在您家里聚会，是为了什么目的？”
施托克曼耸了耸肩，好像是对问题的愚蠢感到惊奇似的。
“那只不过是在冬天的夜晚聚一聚……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玩玩牌……”
“读过什么违禁的书吗？”检察官提示说。
“没有。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人。”
“可是磨坊的机器匠和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否认这一事实。”
“这是不合情理的。”
“我觉得，您简直缺乏起码的常识来正视……”施托克曼听到这地方，不禁微微一笑，而检察官由于忘了要说什么却在生气，他抑制着愤怒，恨恨地结束说：“您简直没有健全的理智！您拒不认罪，只能害自己。事情非常明显，是你们的党派您到这儿来的，为了在哥萨克中间进行策反工作，企图从政府手里把他们争取过去。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捉迷藏呢？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您的罪过…
…“
“这是您的猜想。我可以抽烟吗？谢谢您。这是猜想，而且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请您告诉我，您曾给到您家里去的工人读过这本小册子吗？”检察官把手掌放在小册子上，这着书名，上端的白纸上露出了几个黑字：“普列汉诺夫”。
“我们读过诗，”施托克曼叹了一口气，抽了一口烟，用力夹着手指中间镶着铜箍的骨头烟嘴……
第二天，阴暗的早晨，从村里驶出一辆双套的邮车。施托克曼坐在车尾上，把长胡子裹在油污的大衣矮领子里打着盹儿。两旁挤着几个带马刀的警察。其中的一个麻脸、卷发，用骨节粗大的脏手指头紧抓着施托克曼的胳膊肘，左手按着褪色的马刀鞘，灰白眼睛恐惧地斜看着他。
马车在街上扬起了一溜尘雾。一个包着头巾的瘦小的女人，依在麦列霍夫。潘苔莱的院子外面的场院篱笆上，在等候着他们。
马车飞驰而过，女人双手抱在胸前，跟在后面追逐。
“奥霞！……奥西普。达维多维奇！，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施托克曼想要朝她挥挥手，但是麻脸警察在车上颠了一下，脏手指头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凶狠、沙哑地喊道：“坐好！否则我砍了你！……”
他这简单的一生中，还是头一次看到敢于反抗沙皇的人。
第三卷 第二章
从马尼科沃—卡利特文斯克镇到拉济维洛沃小镇这条漫长的路，已经消逝在列车后的灰色云雾中。葛利高里想回忆一下沿途看到过些什么，但是一点连贯的东西也没有想起来；车站上的红色建筑物，摇摇晃晃的车板下哒哒响的车轮子，马粪和于草气味，从火车头下面伸延出去的、无穷无尽的铁轨，偶尔钻进车厢门的煤烟，沃罗涅什或者是基辅站台上宪兵的满脸胡子的丑脸。
在他们下火车的一个小站上，聚集了一群军官和一些穿着灰色长袍、脸刮得光光的、讲听不懂的外国话的人。顺着跳板从车厢里往外牵马，就用了很长的时间，兵车副司令官命令卸下马鞍子来，领了三百多个哥萨克到兽医院去。检查马匹的手续十分麻烦。后来又分别编成连队。司务长和军士们在奔忙。浅棕色的马编成第一连；灰色和淡黄色的马编成第二连；深棕色的马编成第三连；葛利高里编在第四连里，这个连里都是些金黄色和一色枣红马；浅红色的马编成第五连，铁青马都编进第六连。司务长们又把哥萨克编成排，然后才领他们到分驻在庄园和市镇上的连队里去。
雄赳赳的、鼓眼睛的司务长卡尔金，戴着超役袖章，走过葛利高里面前的时候问道：“你是哪个镇的？”
“维申斯克镇的。”
“是短尾巴镇的？”
葛利高里在外镇哥萨克们抑制的笑声中，默默地吞下了这句侮辱的问话。
大道变成了公路。这些初次见到公路的顿河马，竖起耳朵，打着响鼻，在上面走着，就像在冻了冰的小河上走似的，后来慢慢习惯了，才放开步子走起来；还没有磨光的新马掌发出单调的哒哒声。眼前是一片被死气沉沉的树林分割得杂乱无章的波兰土地。白天总是热气腾腾、雾蒙蒙的，就连这儿的太阳也跟顿河的不一样，总在浓云的纱幕后面飘动。
拉济维洛沃庄园坐落在离小车站约四俄里路的地方。策马飞奔的兵车司令官，带着一个传令兵在半路上追过了哥萨克。走了半个钟头，来到了庄园。
“这是什么村子？”一个米佳金斯克镇的小个子哥萨克，指着花园里一棵秃树的树顶，问司务长道。
“村子？快把你说的村子忘掉吧，米佳金斯克的小马驹！这不是在你的顿河军区啦。”
“那么这是什么呀，大叔？”
“我是你的什么大叔呀？嘿，真捡到了个好侄子！我的老弟，这是乌卢索娃公爵夫人的庄园。咱们的第四连就驻扎在这儿。”
葛利高里闷闷不乐地抚摸着马脖子，双脚紧蹬马镫，看着那座整齐的二层楼房、木板围墙和院子里的奇形怪状的下房。他们从花园旁边走过，光秃秃的树木，也像已经远离的顿河流域的一样，在跟微风悄悄细语。
寂寞无聊、昏昏沉沉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脱离了劳动的哥萨克小伙子们，起初很苦闷，只有在闲谈时发发牢骚。连队驻在一座瓦顶的大房于里；睡在靠窗搭起的木板床上。夜里，窗框上裂开的糊窗缝的纸片，就像在远处吹的牧笛一样，如泣如诉。葛利高里在人们的鼾声中，倾听着笛声，觉得全身都化作沉重钻心的乡愁消失了。这轻微的颤抖的呜咽声就像些针一样，在往心上扎；在这种时候，他恨不得立刻就爬起来，到马棚里去，备上自己的枣红马，扬鞭策马飞驰，让马吐出的白沫洒在这无声的土地上，奔回家去。
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大家都被唤醒去洗马。在把马匹拴在马桩上喂燕麦的短短半小时里，大家交谈些简短的话语。
“兄弟们，这鬼地方可真叫人心烦！”
“烦死啦！”
“可是司务长——这只母狗！还逼着你洗马蹄子。”
“现在家里正在吃烙饼，过谢向节啦……”
“弟兄们，今天我做了一个梦，好像我和我爸爸正在草场上割草，全村的人都涌到草场上来了，就像场院外的延寿菊一样，”一向老实巴交的普罗霍尔。济科夫闪动着温柔的牛犊似的眼睛说道。“我们割啊，割啊，干草一铺一铺的躺下……简直把我美死啦！……”
“我的老婆一定正在说：”我的米科卢什卡现在于什么哪？“‘”哦哟哟！老兄，她大概正在跟公公蹭肚皮玩儿哪。“
“哼，你这家伙……”
“世界上就没一个娘儿们男人不在时能忍住不吃点儿偏食的。”
“你们发什么愁呀？女人又不是罐子里的牛奶，喝完就没有啦，咱们退伍回去——也有咱们哥儿们享用的。”
全连出名爱取笑逗乐、下流无耻、说起话来满口腔字的叶戈尔卡。扎尔科夫也插嘴了，他挤弄着眼睛，猥亵地微笑着说道：“这是明摆着的：你爸爸是不会放过儿媳妇的。他是一条很壮的公狗。话说有一回……”他眨着眼睛，打量着听众。
“一个扒灰成性的老家伙，总去缠儿媳妇，使她不得安静，可是儿子又碍手碍脚的。
你们猜猜，他想了一个什么坏主意？夜里，跑到院子里去，故意把牲口棚的门打开，牲口全都跑到院子里来啦。他对儿子说：“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是怎么关牲口棚门的，啊？你瞧，牲口全跑出来啦！快去赶吧！‘他想，等儿子出去了，他就可以趁机爬到儿媳妇那里去，可是儿子犯起懒来。小声对老婆说：”快去赶赶。’女人就出去啦。儿子躺着，听着，这时老爷子从炉炕上爬下来，跪着往媳妇床边爬去。儿子也不是傻子，从长凳上拿起擀面杖等着。这位父亲爬到了床边，刚伸手去摸，儿子就拿擀面杖照他的秃脑袋打去，嘴里还喊着：“滚，该死的东西，嚼惯破衣服啦！
……‘原来他们的一只小牛犊在家里过夜，总喜欢跑过来咬人的衣服。儿子装得像打牛犊似的，把爸爸打了一顿，又躺下去，一声不响……老头子爬回炉炕上躺下，揉着打起的疙瘩，这工夫已经肿得像鹅蛋一样大了。老头子躺着，躺着，忍不住说道：“伊万，我说，伊万！’‘爸爸，什么事？’‘你刚才打什么啦？’儿子说：‘打牛犊啦。’于是老头子眼泪汪汪地骂道：”滚你妈的蛋，这么打牲口，你能成个什么样的当家人呀？“‘”你编得真棒。“
“该把你这个麻子用链子拴起来。”
“这儿成了市场啦？散开！”司务长走过来喊叫道，哥萨克们说笑着，逗着，各自回到马那里去了。喝完茶就都出去下操。下士们开始折腾这些乡巴佬。
“肚子缩回去，喂，你这个大猪肚子！”
“向右看齐，开步走……”
“全排，立正！”
“开步走！”
“喂，排头，他妈的，你是怎么站的啊！……”
军官老爷们站在一旁，抽着烟监视着下士们在大院子里来回折腾这伙哥萨克，有时纠正纠正下士们的命令。
葛利高里看着那些穿着漂亮的浅灰色军大衣，缝得合身的漂亮制服，油头粉面，衣冠楚楚的军官老爷，觉得在他和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看不见的高墙；墙那边过的是一种不同的、非哥萨克的、富丽堂皇的生活，于干净净，没有虱子，也不用在那些动不动就打人嘴巴子的司务长面前吓得发抖。
来到庄园以后的第三天发生的一件事，不仅给葛利高里，也给全体年轻的哥萨克留下了一个痛苦的印象。他们在操练骑兵队形；那个生着牛犊一样温柔的眼睛、时常梦见故乡的集镇向他招手的小伙子普罗霍尔。济科夫的马，一匹脾气很坏、很难驾驭的马，在操练的时候，把司务长的马踢了一下子。踢得并不重，只不过把马大腿踢破了一点皮。司务长跃马向普罗霍尔冲去，劈头就照他脸上狠抽了一鞭子，喊道：“你他妈的是于什么吃的？……为什么不照看好？我要给你这个狗崽子点颜色看看！罚你给我值三天班！……”
正在向排长下命令的连长看到了这个场面，扭过身去，摸索着刀穗子，无聊地打了一个大哈欠。普罗霍尔用大衣袖子擦了擦肿起的脸颊上渗出的一道血迹，嘴唇直哆嗦。
葛利高里在使自己的马跟队伍走齐的时候，眼睛看着军官们，但是他们正在闲谈，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过了五天，葛利高里在饮马的时候，把水桶掉进井里。司务长像鹰似的向他扑过来，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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