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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蹩扭。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说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佛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提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1963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域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1964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谈傅雷的翻译…陈伟丰
我国有许多出类拔萃的翻译家，但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可以独树一帜的翻译大师却屈指可数，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
“重神似不重形似”
傅雷论翻译的文章只有《翻译经验点滴》和《〈高老头〉重译本序》两篇。另外，他在致友人的两封信里也阐述过对翻译的见解。特别是致罗新璋的信，篇幅不大，却言简意赅，相当精彩。其中“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一句，似可看作傅译的座右铭。
傅雷对“神似”作了如下注脚：“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e殊难彼此融洽交流。”“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译文是让中国人看的，故必须是“纯粹之中文”。当中文不足以传达原著的信息时，傅雷主张在翻译中“采用西洋长句”，“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现代汉语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句式及修辞法，其中许多是受外语影响的结果。
“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
从文字上说，傅雷力求达到“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法文略）
因此，查理带了巴黎最漂亮的猎枪，……他也带了全套最新奇的背心……。还有当时风行的各式硬领与领带，名裁缝蒲伊松做的两套服装……。一套华丽的纯金梳妆用具也随身带了。凡是花花公子的玩艺儿，都已带全，……。（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这一节，巴尔扎克连用六个emporta作艺术渲染。此种修辞法能强调、突出文章某一内容。原文中的修辞手段，如果直译，在译文中也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翻译时当尽量照搬。要是直译收不到同样效果，甚至使译文糟糕得读来不顺口了，就得改换译法。巴尔扎克这段文字直译成中文，看来行不通。傅雷另辟蹊径，略去了四个人称代词“il”（他）；“emporta”（带来了）也多用不同译法，其中有一个干脆不译，与上文“还有风行的各式硬领……最讲究的内衣”一句一气呵成，把原著的神韵再现了出来。
“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鲁迅语），是说翻译不能没字典，不能望文生义。但是，不顾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不顾文章的风格结构，光拣字典里现成的译法往译文里填塞，也不能解决问题。魏文帝曹丕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翻译也是如此。“意”即内容，意思；“气”即语气连贯、文字流畅、结构严密。译文不能舍本逐末，只偏重形式不注意内容，而应该主次分明，“以意为主”，用字遣词一定要顺理成章，照顾左邻右舍。请看傅译两例：
Acettenouvelle；il（Zadig）tombasansconscience；sadouleurlemitauborddutombeau．
一听这消息，查弟格当场昏倒，痛苦得死去活来。
—Etes…voussujetacettecruellemaladie？—Ellememetquelquefoisauborddutombeau，。。。
“这种痛苦的病，你可是常发的？”“有时候几乎把我命都送掉；……”（伏尔泰：《查弟格》）
Mettreqqn。auborddutombeau直译为“将某人置于坟墓的边缘”。上面两句直译便是：“他的痛苦将其置于坟墓的边缘”，“它有时候将我置于坟墓的边缘”。在规范化汉语中，这样的句子读起来不通顺，会使译文欧化；原文流畅、自然的风格会荡然无存。傅雷并不拘泥于个别字眼，这里将同一词组还作了不同的译法，所以他的译笔文从字顺，前后衔接得天衣无缝。
鲁迅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都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因此，译者在汉语方面得有很高的造诣。汉语是很难学的，不说别的，单是语气助词就不少：“啊、呵、噢、呀、呐、哪、喔、哟、哇、……”使用要贴切，与法语要对应。下面我们引一段《高老头》中的对话：（法文略）
一霎时，波尔多斟遍了，饭桌上大家提足精神，越来越开心。粗野疯狂的笑声夹着各种野兽的叫声。博物院管事学巴黎街上的一种叫卖声，活像猫儿叫春。立刻八个声音同时嚷起来：
“磨刀哇！磨刀哇！”
“鸟栗子呕！”
“卷饼，太太们，卷饼！”
“修锅子，补锅子！”
“船上来的鲜鱼呕！鲜鱼呕！”
“有旧衣服，旧金线，旧帽子卖？”
“甜樱桃啊甜樱桃！”
最妙的是皮安训用鼻音哼的“修阳伞哇”！
几分钟之内，哗哩哗啦，沸沸扬扬，把人脑袋都胀破了。你一句，我一句，无非是瞎说八道，像一出大杂耍。
一幕闹剧，跃然纸上。傅译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这段对话中，个别语气助词是沪语，因为傅雷是上海人，上海小商贩的吆喝声使傅译有生气。倘能代之以北京小商贩的吆喝声就更精彩，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诚然，傅雷的译作还有不足之处，比如对话中个别句子过于书面化。我想，这与他倡导的要多“读旧小说”不无关系，况且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多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成书，以当时文坛情况而论，傅译的文笔可算是非常通俗、非常通畅、非常大众化了。再者，巴尔扎克使用的词汇量极大，个别词又较冷僻，要贴切地译出并非易事。傅雷自己也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见不妥。”翻译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溢于言表。再想想傅雷1951年、1963年两次重译1944年初译的《高老头》一事，不能不使人对这位孜孜不倦、不断探索的翻译大师肃然起敬。
巴尔扎克写作的速度极快，稿子修改得也不多，风格冗长而滞重。傅译巴尔扎克小说却是脉理清晰、层次清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傅译本超出了原著的语言水平。这类事，翻译史上常有发生。如歌德认为纳梵尔所译《浮士德》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原作来得清楚；叶君健所译安徒生童话之于中国儿童，比原文之于丹麦儿童更明白易懂。对这样的做法，也许会有反对意见，但我的看法是，翻译家在文字上如能既“传神”，又超过原作，这真是原文作者和译本读者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呢！一个作家找到一个高明的译者，就像一个编剧找到了一个好导演一样地有福气；如找到一个很糟糕的译者，就是天生倒霉的了。有了傅雷，巴尔扎克算得上是有福气的了。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傅雷先生是立下了大功的。
对待伏尔泰的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傅雷说：“伏尔泰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我们来看一段《老实人》的译文：
Panglossenseignaitlametaphysico…thelologo…cosmolo…nigologie。llprouvaitadmirablementquilnyapointdeffectsanscvause；。。。
邦葛罗斯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神学、宇宙学的学问。他很巧妙的证明天下事有果必有因，……
（1）“Lamétaphysico…théologo…cosmolo…nigologie”译成是“一种包罗……的学问”，精彩极了。特别是那个冠词“la”译成“一种”，如稍加玩味，便能悟出它的妙处。可惜“nigologie”没译出。这个词在词典中找不到，要凭想象。法语中“nigaud”意为“傻瓜”，“logie”是表示“学”的后缀，合在一起，即成“nigologie”（“傻瓜学”）。伏尔泰运用文字进行讽刺的本领由此可见一斑。再说，玄学、神学、宇宙学，都是些令人敬畏的学问，现在却与傻瓜学为伍，真叫人啼笑皆非了。所以傅雷所添加的“包罗”二字，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2）Ilnyapointdeffetsanscause，沿用汉语习惯讲法“有果必有因”，并不因为法语是否定式，中文也来个否定式。译文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
“以艺术修养为根本”
傅雷说：“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傅雷译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作品。罗曼·罗兰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教授、贝多芬研究的权威。《贝多芬传》在傅雷以前有三种中文译本，但傅译本出版后便一锤定音，再无重译本了。在译本后面，傅雷还专文介绍贝多芬的主要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以贝多芬的一生为蓝本的一部传记体小说，具有交响乐一般的宏伟气魄、结构和色彩，小说穿插对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带领读者漫游欧洲古典音乐王国，使读者陶醉在乐曲的享受之中。作品文字朴实，有如清澈见底的流水。一个在音乐方面完全外行的译者显然不能胜任这部作品的翻译。据说，傅雷是边听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