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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动物中，有一些物种的性活动在某些方面可能与我们人类相似。多数欧洲和北美洲的鸟类至少在一个繁殖季节成双成对（有时候是终生），父亲与母亲一起哺育下一代。与人类不同，多数种类的鸟类成对占有独立领地，但多数海鸟却像人类一样，一对对靠得很近地集体繁殖。可是，所有这些鸟类与人类不同，它们的排卵期是明显的，雌性接受性行为总是发生在排卵期前后的易受孕期。性不是为了娱乐，配偶间的经济合作也很薄弱或者压根儿没有。矮黑猩猩（矮种黑猩猩）与人类在后者的很多方面相似或接近：雌性对性的接受能力在发情期的几个星期中一直延续着，性主要为了取乐，在群体中的许多成员间存在经济合作。可是，倭黑猩猩仍然没有人类的契约或配偶关系，没有人类掩饰得很好的排卵期及人类父亲对后代的承认和照顾。多数或者说所有这些物种都不同于人类，没有一个准确定义的雌性绝经期。
因此，即便是非哺乳动物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强化了狗的想法：人类自己才是怪异的。我们惊讶于孔雀和袋鼠的怪诞行为，但实际上这些物种的行为完全在动物的变异范围中。物种歧视的动物学家阐述为什么非洲果蝠会形成它们的繁殖地婚配模式，可是最最需要解释的是我们自己的婚配模式，为什么我们人类会进化成如此不同寻常？
当我们将人类与人类最近的亲戚类人猿（有别于长臂猿或者小的猿类）相比，这个问题尤其尖锐。最近的物种是非洲人猿和倭黑猩猩，和这些物种相比，人类在基因核心物质（DNA）上只有1．6％的差别，接下去较近的是大猩猩（2．3％基因不同于人类）和东南亚的猩猩（3．6％的不同）。我们的祖先仅仅在700万年前才与类人猿和矮黑猩猩的先祖分道扬飚，和大猩猩的先祖是在900万年前分开的，和猩猩的先祖则是在1400万年前。
与人类个体的生命相比，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但对于进化过程来说，这只是一眨眼的时间。生命已在地球上存在了30多亿年，多种多样带硬壳的复杂的大动物出现在5亿多年前，在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类人猿亲戚的祖先分离后的相对短暂的时间内，我们仅仅在部分明显的方面有了适度的分化，但这些适度的区别（尤其是直立姿势和较大的大脑）对我们的行为差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人类和类人猿的祖先分化的三个决定性的领域中，除开直立姿势和大脑的尺寸外，还有性行为。猩猩总是独居的，雌雄相会只是为了交配，雄性不照顾后代，雄性大猩猩有几个雌性配偶，和她们中的每一个在几年中保持阶段性交配（在雌性最近一次给幼崽断奶和恢复经期后至再次怀孕前）；类人猿和倭黑猩猩群居生活，但并无持续的雌雄组合或者专门的父子组合。很显然，我们的大脑和直立姿势对于人类属性——实际上，人类今天使用语言，读书，看电视，购买或者种植大多数食物，占有几乎所有的陆地和海洋，把我们人类自己和其他物种关入牢笼，正在消灭多数其他动植物物种——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类人猿仍旧无言地在丛林中采摘野果，只在东半球的热带地区占有很小的区域，不囚禁任何动物，并不对其他任何物种构成威胁。那么人类怪诞的性活动在人类取得这些属性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人类性方面的特色是否与人类和类人猿的其他区别有关呢？除开（也很可能是作为最终成果）人类的直立姿势和发达的大脑之外，那些差别包括：人类相对缺乏体毛，依赖工具，使用火，发展了语言、艺术和文字。如果认为这些差别导致了人类性方面的特色，联系并不是很明显。例如，没有理由说人类体毛脱落使性娱乐更富吸引力或者人类用火导致了绝经期。相反，我认为，性娱乐和绝经期如同人类的直立姿势和发达大脑，对于火的使用，语言、艺术和文字的发展是同样重要的。
要理解人类的性活动就要承认它是一个生物进化学上的问题。当达尔文在他的巨著《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承认生物进化现象时，他的多数证据来自解剖学。他推断多数植物和动物的结构是进化的——这就是说它们一代一代发生变化。他还推断进化的主要力量是自然选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是指植物和动物的结构适应性地发生变化，某些改变使得物种个体在存活和繁衍能力上比其他个体更胜一筹，这些特殊的改变代代相传，因而数目不断增加。后世的生物学家们指出，达尔文有关解剖学的推理同样适用于生理学和生化学：动物或植物个体的生理和生化特征也是随一定生活方式调整，并且顺应环境发展。再后来，进化生物学家指出，动物的社会系统也是发展变化的，即便是一些关系密切的动物物种，有些是独居的，另外一些是小群活动，还有些知是大群生活。它们的社会行为是动物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化的结果。究竟是独居还是群居更有利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取决于诸如食物来源是丛生的还是散布的、是否面临食肉动物袭击的高度风险，等等。性活动也是同样道理，它取决于每一物种的食物来源，食肉动物的威胁和其他生物学上的特征。某些性行为方式也许要比其他方式更适于生存和繁衍。在这个问题上仅举一例，一种最初看来与进化逻辑截然相反的行为：吞食性伴侣，即有些物种如蜘蛛、螳螂的雄性在交配后甚至在交配时照例就会被它的配偶吞食。这种吞食显然得到了雄性的同意，因为这些物种的雄性靠近雌性，没有任何逃跑企图，甚至将脑袋和胸部靠向雌性的嘴巴以便雌性嚼食它的大半截躯体，而与此同时，它的腹部仍在继续向雌性体内射精，工作不辍。
假如谁把自然选择的意义看作是尽可能保证生存，那么这种自杀性的同类相食便毫无意义了。实际上，自然选择保证的是基因的传递，而生存在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使基因的不断传递成为可能的策略。我们来设想一下，例如延续基因的机会寥寥无几并且毫无先兆，此时雌性良好的营养状况必定会大大增加延续该基因的后代的数目。这就是那些低密度生活的物种如蜘蛛和螳螂面临的境况。一只雄虫能遇到一只雌虫已是鸿运当头了，不能奢望这样的好运会撞到第二次。这只雄虫的最佳策略是通过它的幸运遇合产生出尽可能多的携带其基因的后代。雌虫储存的营养越多，她就能给卵子越多的热量和蛋白质。如果雄虫在交配后离去，它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雌虫，它的存活因此也将毫无意义。相反，如果鼓励雌虫吃掉它，它就可以使雌虫产出更多携带它的基因的卵来。此外，雌蜘蛛在吞食雄蜘蛛时无暇他顾，就会允许雄性生殖器交配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注入更多的精液使更多的卵子受精。雄蜘蛛的进化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对人类来讲则是怪异的，因为人类的生物特征使得吞食性伴侣并无助益。多数男性一生中，有多于一次的性交机会；营养再好的女性一次通常也只生育一个婴儿，或者至多是双胞胎；并且一个女性在一次坐股期间也不可能通过充分消化男性的身体来显著改善她孕期内的营养基础。
这个例子显示，不同物种的不同生态学和生物学特点对物种的性策略有决定作用。蜘蛛和螳螂吞食性伴侣，取决于它们低密度分布、遇合概率低的生态学特点，以及雌性消化相对巨量食物的能力及营养良好时能显著增加产卵量的生物学特点。如果个体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栖息地，生态学特征会顿时改变，但个体仍携有与生俱来的生物学特征，这些特征只能通过自然选择缓慢改变。因此仅考虑物种的栖息和生活方式，纸上谈兵地设计出一套适合这种栖息和生活方式的性活动特征是没有用的，你必将发现这些假定的最佳的性活动特征并未发生。相反，性的进化受到遗传特征和先前的进化史的严重制约。
例如，多数鱼类雌性产卵，雄性在其体外授精，但是所有的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和有袋动物都是雌性生育幼体而不是排卵，并且所有的哺乳动物都采用体内授精（即雄性精液注入雌性体内）。生育幼体和体内受精涉及到如此之多的生物学调适和遗传因素，以致于所有有胎盘哺乳动物和有袋动物几千万年来固守了这些特点。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遗传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一种哺乳动物是雄性独力照顾后代，即便是和雄性独力照顾后代的鱼类、蛙类比邻而居的哺乳动物也是如此。
我们因此可以重新定义一下由我们奇特的性活动产生的问题。在过去的700万年间，人类与最近的亲戚黑猩猩发生了分化，性解剖结构有某些区别，性生理区别多一些，性行为差别更多。这些差别确实反映了人类和黑猩猩在环境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但这些差别还受到遗传因素的制约。那么，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是如何造成人类进化出怪诞的性活动方式的呢？
第二章 两性的战争
贾里德·戴蒙德……性趣探密
第二章 两性的战争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要理解人类的性活动，我们必须抛开人类扭曲的观点。我们确实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生物，父母在性交过后仍然厮守在一起，共同哺育后代。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声称男性与女性在共同养育子女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相提并论：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婚姻和社会中，男女两性耗费的精力是不相等的。但是多数为人父者都多少惠及了自己的孩子，即使仅仅是食物或保护抑或居所。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好处认作父亲的天职，因为它们已被写入了法律：离异后父亲仍有抚养孩子的义务；而且即使是一个未婚母亲，也可以诉请法院判令一个男子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只要基因测试证实该男子是孩子的生父。
但这些观点仍然是仅仅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待性活动。在性活动方面，人类在动物世界中属于异常现象，在哺乳动物中尤其如此。如果猩猩、长颈鹿和多数其他哺乳动物能够言语，它们必定会声称人类那些有关抚养后代的法律是多么地荒唐！多数雄性哺乳动物在令雌性受孕后即把雌性以及它们未来的孩子抛在脑后，不管不顾；它们又忙忙碌碌去寻找下一个雌性“现象”。“现象”普遍而必然地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因果性，令它受孕。从总体上讲，不仅仅是雄性哺乳动物，而是所有雄性动物，它们为子女所做的（如果有的话）要比雌性少得多。
当然这一沙文主义模式也存在不少例外。有些鸟类，如瓣雕鹤和斑鹬，是由雄性肩负起孵化、养育雏鸟的重担，而雌性则再接再厉寻找下一个异性令自己受孕，然后由该异性来养育它的下一批孩子。有些鱼类（如海马和刺鱼）和有些两栖动物（如产婆蟾）的雄性将孕卵安置在巢穴或者自己的口腔、囊袋或者背上呵护。大千世界想，但具有直观性，缺乏科学性。，雌性育儿的常态同时又并存着无数个例外，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一奇怪现象呢？
答案来源于这样的认识，正如自然选择决定了人对疟疾的抗性和牙齿的数目，它同样决定了导致某种行为的基因。一种由基因传递的行为模式虽然有助于某种动物，但对于其他动物物种则未必一定有益。尤其在两性交配完毕创造了一个受精卵后，就面临着对于此后行为的“抉择”。是双方都抛下孕卵中作急剧而凌乱的运动，相互碰撞，形成旋涡，产生世界万，由它自力更生求生存，而父母则再次交配呢，还是各自和新伙伴发展性关系并创造下一个受精卵？一方面，为照顾后代，暂停性生活可能会提高第一个孕卵的存活机会。如此，这一抉择又导向进一步的抉择：究竟是由父母共同养育后代，还是单单由其中一方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孕卵在没有父母呵护的情况下存活的机会为十分之一，并且如果照顾它的时间可以被用来制造出成干校孕卵来，明智的选择显然是安静地走开，致力于创造更多的受精卵，让第一个孕卵自立。
我将这些方案称作“抉择”。这一词语听来似乎意味着动物也像人类这样有主意，可以有意识地对各种方案权衡比较，从中选择对自身利益最有利的一种方案。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我称之为抉择的东西实际上已经被深深编进了动物的解剖结构和生理特征中去了。例如，雌袋鼠作出“抉择”者？》（1894年），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唯物史观。，拥有一个可以装下幼崽的育儿袋，而雄袋鼠则没有这一装备。多数或所有这些抉择，就解剖结构而言，对于两性中任何一方面都是可能的，但是进化已经赋予各种动物照顾或者不照顾子女的本能，而且这种本能的行为抉择在同一物种的两性之间也是不同的。例如，在鸟类父母中，雌雄信天翁、雄性（非雌性）鸵鸟、多数种类的雌性（非雄性）蜂鸟天生会给雏鸟提供食物；而营家鸟则不论雌雄都不哺育雏鸟，尽管所有这些鸟类物种的雌雄两性各自在躯体和解剖结构上都有能力负起哺育之职。
作为父母有几行为基础的解剖结构、生理特征和本能，是自然选择代代相传的烙印。总之，它们组成了生物学家称之为繁衍策略的一部分。换言之，发生于某一鸟类父（母）的基因突变或者基因重组，可以加强或者削弱它育儿的本能；而且对于同一物种雌雄两性的影响也可能截然不同。这些本能会令传递父母基因的雏鸟存活率发生重大变化。如果雏鸟能得到双亲呵护《列宁文集》中所收而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未收的一些，无疑会令它的生存机会大大提高。但我们仍应看到，如果父（母）亲抛弃子女，它们将会取得其他传递基因的机会。因此父（母）亲喂养雏鸟的遗传天性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血缘后代的数目，这一点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