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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此事船长当然是绝不愿意干的。但水手长抗议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谁都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小青年，不久前那次小风浪已把我吓得半死，更何况这次真的遇上了大风暴。此时此刻，当我执笔记述我那时的心情，我感到，那时我固然也害怕死，使我更害怕的是想到自己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作的忏悔，并且又像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定种种决心，这种恐惧感比我害怕死更甚。当时的心情既然如此，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怖，那种心理状态即使现在我也无法用笔墨描述。但当时的情景还不算是最糟的呢！更糟的是风暴越刮越猛，就连水手们自己也都承认，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大风暴。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因载货太重，吃水很深，一直在水中剧烈地摇摆颠簸。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沉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沉〃是什么意思，这于我倒也是件好事。后来我问过别人后才明白究竟。这时风浪更加凶猛了，我看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情况：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地祈祷，他们都感到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到了半夜，更是灾上加灾。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中间，忽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船底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我听到船底漏水时，感到我的心就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我当时正坐在自己的舱房的床边，一下子感到再也支持不住了，就倒在了船舱里。这时有人把我叫醒，说我以前什么事也不会干，现在至少可以去帮着抽水。听了这话我立即打起精神，来到抽水机旁，十分卖力地干起来。正当大家全力抽水时，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不得不随风向海上飘去；当他们从我们附近经过时，船长就下令放一枪，作为求救的信号。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枪，听到枪声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句话，我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
这种时候，人人都只顾自己的生命，那里还会有人来管我死活，也没有人会看一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人立刻上来接替我抽水；他上来时把我一脚踢到一边，由我躺在那里。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进水越来越多。我们的船显然不久就会沉没。这时，尽管风势略小了些，但船是肯定不可能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不断鸣枪求救。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飘过，就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
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才划近我们的大船，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他们也无法靠拢我们的大船。最后，小艇上的人拚命划浆，舍死相救；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并尽量把绳子放长。小艇上的人几经努力，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就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全体船员才得以下了小艇。此时此刻，我们已无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了，大家一致同意任凭小艇随波飘流，并努力向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许诺，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给他们船长照价赔偿。
这样，小艇半划着，半随浪逐流，逐渐向北方的岸边飘去，最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我们就看到它沉下去了。这时，我才平生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是怎么回事。说实在话，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当时，与其说是我自己爬下了小艇，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的。从下小艇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风暴的惊吓，另一方面由于想到此行凶吉未卜，内心万分恐惧。
尽管我们处境危难，水手们还是奋力向岸边划去。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我们已能看到海岸了，并见到岸上有许多人奔来奔去，想等我们小艇靠岸时救助我们。但小艇前进速度极慢，而且怎么也靠不了岸。最后，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并向克罗默延伸。这样，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我们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靠了岸。全体安全上岸后，即步行至雅茅斯。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款待；他们妥善安置我们住宿，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或去伦敦，或回赫尔。
当时，我要是还有点头脑，就应回到赫尔，并回到家里。
我一定会非常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中所说的那个喻言中的父亲，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因为，家里人听说我搭乘的那条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沉没，之后又过了好久才得知我并没有葬身鱼腹。
但我恶运未尽，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不思悔改。有好几次，在我头脑冷静时，理智也曾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但我却没有勇气听从理智的召唤。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驱使自己冥顽不化的力量，但这是一种神秘而无法逃避的定数；它往往会驱使我们自寻绝路，明知大祸临头，还是自投罗网。很显然，正是这种定数使我命中注定无法摆脱厄运。也正是这种定数的驱使，我才违背理智的召唤，甚至不愿从初次航海所遭遇的两次灾难中接受教训。
我的朋友，即船长的儿子，正是他使我铁下心来上了他父亲的船，现在胆子反而比我小了。当时，我们在雅茅斯市被分别安置在好几个地方住宿，所以两、三天之后他才碰到我。我刚才说了，这是我们上岸分开后第一次见面。我们一交谈，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变了。他看上去精神沮丧，且不时地摇头。他问了我的近况，并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他父亲说，我这是第一次航海，只是试试罢了，以后想出洋远游。
听了这话，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切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的灾难是一个凶兆，说明你不能当水手〃。〃怎么啦，先生，〃我问，〃难道你也不再航海了吗？〃〃那是两码事，〃他说，〃航海是我的职业，因此也是我的职责。
你这次出海，虽然只是一种尝试，老天爷已给你点滋味尝尝了；你若再一意孤行，必无好结果的。也许，我们这次大难临头，正是由于你上了我们的船的缘故，就像约拿上了开往他施的船一样。请问，〃船长接着说，〃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简略地向他谈了谈自己的身世。他听我讲完后，忽然怒气冲天，令人莫可名状。他说，〃我作了什么孽，竟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我以后绝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干！〃我觉得，这是因为沉船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想在我身上泄愤。其实，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脾气。可是，后来他又郑重其事与我谈了一番，敦促我回到父亲身边，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来毁掉自己。他说，我应该看到，老天爷是不会放过我的。〃年轻人，〃他说，〃相信我的话，你若不回家，不论你上哪儿，你只会受难和失望。到那时，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很快就跟他分手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至于我自己，口袋里有了点钱，就从陆路去伦敦。在赴伦敦途中，以及到了伦敦以后，我一直在作剧烈的思想斗争，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是回家呢，还是去航海？
一想到回家，羞耻之心使我归心顿消。我立即想到街坊邻居会怎样讥笑我；我自己也不仅羞见双亲，也羞见别人。这件事使我以后时常想起，一般人之心情多么荒诞可笑，而又那样莫名其妙；尤其是年轻人，照例在这种时刻，应听从理智的指导。然而，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而以悔罪为耻；他们不以干傻事为耻，反而以改过为耻。而实际上他们若能觉悟，别人才会把他们看作聪明人呢。
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内心十分矛盾，不知何去何从，如何才好。但一想到回家，一种厌恶感油然升起，难以抑制。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对灾祸的记忆逐渐淡忘，原来动摇不定的归家念头也随之日趋淡薄，最后甚至丢到了九霄云外。这样，我又重新向往起航海生活来了。
不久之前，那种邪恶的力量驱使我离家出走。我年幼无知，想入非非，妄想发财。这种念头，根深蒂固，竟使我对一切忠告充耳不闻，对父亲的恳求和严命置若罔闻。我是说，现在，又正是这同一种邪恶的力量……不管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我开始了一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我踏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俗话说，到几内亚去！
在以往的冒险活动中，我在船上从未当过水手。这是我的不幸。本来，我可以比平时艰苦些，学会做一些普通水手们做的工作。到一定时候，即使做不了船长，说不定也能当上个大副或船长助手什么的。可是，命中注定我每次都会作出最坏的选择，这一次也不例外。口袋里装了几个钱，身上穿着体面的衣服，我就像往常一样，以绅士的身份上了船。船上的一切事务，我从不参与，也从不学着去做。
在伦敦，我交上了好朋友。这又是我命里注定的。这种好事通常不会落到像我这样一个放荡不羁、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魔鬼总是早早给他们设下了陷井。但对我却不然。一开始，我就认识了一位船长。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在那儿，他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所以决定再走一趟。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的谈吐也许不怎么令人讨厌。他听我说要出去见见世面，就对我说，假如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可以免费搭他的船，并可做他的伙伴，和他一起用餐。如果我想顺便带点货，他将告诉我带什么东西最能赚钱，这样也许我能赚点钱。
对船长的盛情，我正是求之不得，并和船长成了莫逆之交。船长为人真诚其实，我便上了他的船，并捎带了点货物。
由于我这位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我赚了一笔不小的钱。因为，我听他的话，带了一批玩具和其他小玩意儿，大约值四十英镑。这些钱我是靠一些亲戚的帮助搞来的。我写信给他们；我相信，他们就告诉我父亲，或至少告诉了我母亲，由父亲或母亲出钱，再由亲戚寄给我，作为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本钱。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航行。这完全应归功于我那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在他的指导下，我还学会了一些航海的数学知识和方法，学会了记航海日志和观察天文。一句话，懂得了一些做水手的基本常识。他乐于教我，我也乐于跟他学。总之，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又成了商人。这次航行，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回到伦敦后，我换回了约三百英镑，赚了不少钱。这更使我踌躇满志，因而也由此断送了我的一生。
然而，这次航行也有我的不幸。尤其是因为我们做生意都是在非洲西海岸一带，从北纬１５度一直南下至赤道附近，天气异常炎热，所以我得了航行于热带水域水手们常得的热病，三天两头发高烧，说胡话。
现在，我俨然成了做几内亚生意的商人了。不幸的是，我那位当船长的朋友在回伦敦后不久就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再去几内亚走一趟，就踏上了同一条船。这时，原来船上的大副做了船长。这是一次最倒霉的航行。虽然我上次赚了点钱，但我只带了不到一百英镑的货物，余下的二百英镑通通寄存在船长寡妇那里。她像船长一样，待我公正无私。但是，在这次航行中，我却屡遭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向加那利群岛驶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航行于这些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一天拂晓，突然有一艘从萨累开来的土耳其海盗船，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了上来。我们的船也张满了帆试图逃跑。但海盗船比我们快，逐渐逼近了我们。看情形，再过几小时，他们肯定能追上我们。我们立即开始作战斗准备。我们船上有十二门炮，但海盗船上有十八门。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光景，他们赶了上来。
他们本想攻击我们的船尾，结果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我们把八门炮搬到了这一边，一起向他们开火。海盗船边后退，边还击；他们船上二百来人一起用枪向我们射击。我们的人隐蔽得好，无一受伤。海盗船准备对我们再次发动攻击，我们也全力备战。这一次他们从后舷的另一侧靠上我们的船，并有六十多人跳上了我们的甲板。强盗们一上船就乱砍乱杀，并砍断了我们的桅索等船具。我们用枪、短柄矛和炸药包等各种武器奋力抵抗，把他们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