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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袁保恒在开封病死，我的父亲再次回到了项城。那时候，由于他喜欢多事和好出风头，所以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一个文社。这个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必需的费用，都由他一人负责筹办。大家就由于这个缘故，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因此邻近各县的许多读书人，都知道了他的姓名。当时，徐世昌正在淮宁县署里做着塾师，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就专程来拜访。两个人见面畅谈，极其融洽。特别是他们对于反对八股文的意见，完全一致。后来，徐世昌准备进京应试，我父亲晓得他的盘费不足，就资助了他一些钱。使得他顺利地前往北京。这便是我父亲和徐世昌订交的开始。
在这期间，我父亲曾先后应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他盛怒之下，就把过去所做的诗文完全烧毁。后来，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这个害人的科举制度，也就由此而被废除。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这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大家公认科举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他既然没有考中，为了谋取一个进身之阶，就不得不另想其他办法。他所想的办法是：捐官。他的生母刘氏、嗣母牛氏，看到他有这个想法，就拿出她们自己的私房钱，帮助他进京谋事。可是他到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腥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赢去。他官既没有捐成，钱又输个净尽，正在落魄无聊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已经考中了进士、做着京官的徐世昌。徐向他问明究竟，便资助他回转项城。后来，我父亲从来不准家里人在平时赌钱，大概就是由于他本人受了这次教训的缘故吧。
从戎发迹
我父亲22岁回到项城。这时候他对于科举一途既已绝望，捐官的事情又成泡影，于是决定弃文就武，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
在此以前，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当时是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候他已经是22岁。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经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
我父亲自从到了庆军，对于军队上的一切事情特别有兴趣。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循着这个途径干下去，以便为自己将来的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因此，他事事留心，不辞劳苦，从而渐渐地取得了吴长庆的好感。
有一次是旧历年，营中循例放假3天。大批的士兵们有的在街市上闲逛，有的就在营中聚赌。那些士兵赌着赌着，偶然一语不合，就互相争吵起来，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事情越闹越大，双方各有几十人参与。他们互相射击，互不相让，因此双方都有一些人负伤。正在这营中秩序无法维护的时候，我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想到各营营官大部分已经回家过年，如果不立刻设法制止，那么闹来闹去，事情就无法收拾。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叫他为营务处帮办。
过了不久，朝鲜发生内乱，清廷于光绪8年1882年。派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我父亲也随军前往。从此，他就前后在朝鲜住了12年。
庆军进入朝鲜后，纪律很不好，不但任意抢劫朝鲜居民的衣服食物，甚至还时常有强奸民女的事情发生。朝鲜人民对此感到万分痛苦。这时，驻在朝鲜的日本方面的人员，对庆军军纪败坏的情形也异常不满。我父亲认为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必将招致朝鲜人民的反抗，同时也会引起日本方面对我们的轻视，结果“救援”朝鲜的使命势必难以完成。因此，他便向吴长庆建议，一定要严加整顿。可是吴长庆却认为孤军远征，身处异国，如果操之过急，怕酿成其他变故，不易收拾。我父亲一再向吴说明利害，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吴长庆终于同意了他的建议，并提升他为营务处总办，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他奉命以后，首先从各营抽调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他亲自率领，日夜巡查，遇到那扰害朝鲜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同时他还让执法稽查队的官兵回到本来所属的各营，分头宣传说明。从此，营中纪律就出现了一片严整的气象。
在吴长庆驻军朝鲜期间，我父亲曾奉命替朝鲜国王编练过一支亲军，名为“镇抚军”。此外，他还经常代替吴长庆出面，和日本、帝俄等国的使节办理外交方面的事情。后来，吴长庆的军队先后撤出朝鲜，我父亲仍然留在那里。他的名义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直到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他才奉命归国。他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好名声，为以后他在小站练兵以及后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我父亲便接受了“训练新建陆军”的命令，这就是一般所知道的“小站练兵”。他在经办这个差使的时候，深深地知道：当时官场中的惯例，仅有朝中大员对他的推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内线。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这时候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处馆。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我父亲就通过这个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等到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西太后很快地就批准了。这件事，李莲英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父亲是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但是他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跟着观看。他所以这样做，表面上说是监督查考，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他觉得“这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成为内行。据他自己说，他对小站练兵时期的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几乎都能认出他们的面目，叫出他们的姓名，并且还能大致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性脾气以及他们的长处、缺点。他还特别注意抓住发放饷银的事。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惯有的一些毛病，如吃空额、冒领等等，在每月发放饷银的时候，他一定亲自点名，按名发给。就由于他这样地认真办事，因而他所练的新军，在当时是享有盛名的。
在他后来任军机大臣的时候，张之洞是和他一起同在军机上的。张之洞也是一个热心编练新军的人。有一次在闲谈中，张和我父亲问起练兵的秘决。我父亲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有人说，他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利用金钱和地位进行收买，所以当时的官兵们都对他有这样的看法：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他笼络人心的方法，还有另外的一套。上面所谈到的阮忠枢，那时候正在他那里当文案。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他对阮是另眼相看的。有一天，阮忠枢向我父亲说，他在天津某妓院里认识了一个叫做小玉的妓女，他们两人感情很好，想纳小玉为妾。我父亲当即说，这是有碍军誉的事情，严正地当面驳斥了。阮忠枢觉得，这既是关系军誉的大事，长官不准，也就只好作罢。过了不久，我父亲说是到天津有公事，邀阮忠枢一同前往。下车后，天色已晚，我父亲便邀他先去看一个朋友。他们走进一个院门，看到屋子里铺设得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烧，并且还摆着一桌很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头一面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从屋里搀扶出一个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忠枢当时不明所以，真个是如入五里雾中，及至细细一看，才知道便是自己所要娶的那个小玉。原来，我父亲在阮忠枢和他商议之后，就秘密地派人给小玉赎身。等到把事情办理妥帖了，他才引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更加忠实地给我父亲效劳，一直到洪宪帝制时期，还是始终如一的。
后来，在戊戌维新的第二年，我父亲升任山东巡抚。据他以后说起，他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除此之外，他为了了解山东全省各府、州县官民的情况，时常派人出去分头密查。他在派员密查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还是到同一个地点查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还另有一个人在做着工作。如果这两个人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就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分头去查，然后再把这次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互相对照。对查报实在的给以奖励，对那谎报不实的给予处罚。以后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也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后来常对我们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他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要举出上面的那个方法为例。看起来，他对于那样的做法，是感到得意。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李鸿章病死了。我父亲奉命继李鸿章之后，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现在只准备谈一谈他在这个时期的两件事。一件是，清廷认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我父亲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共保东南疆土，勋劳卓著，同晋太子少保衔。太子少保本来是一个空衔，但在封建王朝得到这个头衔，是很荣耀的。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头衔。他最喜欢人们称呼他为“袁宫保”。所以我们家的佣人们，在他没有做总统以前，是一直称呼他“宫保”的。另一件，是大哥袁克定告诉我们的。当西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以后，由于宫内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亲“陛见”的时候，要他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当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济急。他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臬、司、道等官前来商议。他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我父亲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接着，他便不动声色地派一个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8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一面仍然同票号里的人继续磋磨。票号里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官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存款数字，一共约有100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我父亲。过了一两天，我父亲又把上面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诫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我父亲自从投奔吴长庆，得到他的提携以后一直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他在清朝最后的一个官阶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西太后和光绪帝相继死去，皇位由醇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载沣监国摄政。有一天，庆王奕匡力向我父亲透露说，载沣将要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最好赶快躲避一下。这时候，杨士聪他是当时直隶总督杨士骧和后来我父亲倚如左右手的杨士琦两个人的八弟。正做着京津铁路督办，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