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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既然不能驳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继续听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头青，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也不可能混到现在的地位。历史上汪精卫刺杀满清亲王，事情泄露之后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卫。而汪精卫与善耆交谈之后，对这位时人眼中“干练、开明以及为人豪爽、性格诙谐”的亲王也很是钦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组建伪南京政府，就准备委任善耆的儿子担任“驻日大使”。
见慈禧完全听不进去自己的劝告，善耆也不得不告退了。
善耆走后，慈禧极其轻微的松了口气。每次和这些人打交道都让慈禧感到一种非常的不开心。别的宫女太监都没有看出来，只有大太监李莲英极为默契的端了杯茶献了上来。慈禧喝了一口，却问道：“可有岑春煊的折子？”
肃亲王善耆其实是知道慈禧并不怎么喜欢自己，但是他对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见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面尽可能的说服慈禧尽快推行新政。
“太后，现在天下之议都是要求立宪。而且朝廷也有这个打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该尽快颁布立宪。奴才知道太后担心推行过快，总是有各种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画脚。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画脚呢？尽快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我们有准备，那些希望立宪的人没有准备，立宪之后各个要害部门都可由咱们自己人把持。既然立宪，那就要选举。这选举是有规矩的，四年一选也好，五年一选也好，咱们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处理。但是至少咱们占了大义的名分，又占了实权，又有立宪的制度。咱们可就先立于不败之地。若是缓缓图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宪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结，反倒是夜长梦多。”
慈禧静静的听着肃亲王的陈述，这种“激进”的方式让慈禧极不喜欢。慈禧希望的是能够先收服了人心，通过权术先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宪政。这其实也是满清贵族们最习惯的方法。一定要说慈禧守旧，其实也是一个不全面的说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举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发动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却没有人亡政息。因为新政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慈禧允许和支持的。光绪当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许，才能执掌新政权柄的。但是光绪却在那帮激进者的煽动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帝党想从后党那里争权，甚至搞到了准备干掉慈禧，强行夺取政权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绪与其说是对新政的仇恨，还不如说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现在肃亲王善耆又准备来这么一次，慈禧打心里头就反对。但是她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进行反对，作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在慈禧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解释。解释就代表了关注，对方往往不会真的去在意慈禧话里头的反对，而是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说服慈禧。
另一个让慈禧不说话，要给肃亲王留个面子的原因则是，肃亲王善耆这个人在满清里头也是一个另类。
善耆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变（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既然不能驳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继续听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头青，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也不可能混到现在的地位。历史上汪精卫刺杀满清亲王，事情泄露之后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卫。而汪精卫与善耆交谈之后，对这位时人眼中“干练、开明以及为人豪爽、性格诙谐”的亲王也很是钦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组建伪南京政府，就准备委任善耆的儿子担任“驻日大使”。
见慈禧完全听不进去自己的劝告，善耆也不得不告退了。
善耆走后，慈禧极其轻微的松了口气。每次和这些人打交道都让慈禧感到一种非常的不开心。别的宫女太监都没有看出来，只有大太监李莲英极为默契的端了杯茶献了上来。慈禧喝了一口，却问道：“可有岑春煊的折子？”
莫道前路无知己新开始（六）
两千台内燃机对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是对于凤台县来说却是一个庞大到令人恐惧的数字。严复知道陈克不爱吹牛，但是对于靠卖丝绸换取两千台内燃机这件事，他心里头也是不信的。但陈克保证，将会在内河航运船队上投入相当的一批内燃机，严复对此很是相信。安徽是水网密集的地区，机动船队的意义怎么看都不过分。
水上支队的同志们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都是喜不自胜，众人议论纷纷，连听课的事情都抛在脑后。若是在北洋水师学堂，严复立刻就要维持秩序，甚至还保不准来点体罚。但是现在他只是船队里头的一份子，大家都是党员，谁也不比谁更有权势些。所以严复只是说了一声，“咱们现在去外头实习一下怎么测量航速。等到机械动力船只开始使用的时候，这也是基本的技能。”
听严复这么一说，不少同志就起身去找绳子，找木块，找尺子。嘴上还是议论纷纷机械动力船的事情，但是手头上至少也算是干上了正事。
水上支队的几个高级干部都知道，船队不仅仅是要运钢铁回来，船队的行程还决定了大规模战争的开始时间。只要保险团得到了钢铁物资，在船队进入根据地控制区的那天，战争就会打响。这样的机密消息自然不能公开。与船队同时从根据地出发的还有四组同志。去上海的是要联系上海支部的同志，去弄到机械设备。去安庆的同志则肩负联系徐锡麟的任务。而第三支小队伍的目的地更远，那是日本同志。他们的目标是回到日本召集革命同志来中国参加革命。
在安徽参加革命的日本同志对于革命的忠诚甚至超出了陈克的想象之外。在日本从来没有如此规模庞大的救灾工作，更别说完成如此行之有效的救灾。全面收获刚一结束，黑岛仁就主动提出希望回日本召集日本革命青年投入中国革命事业。在这个时代，世界都是有权有势的人说了算，人民只是被生活逼迫的去辛苦劳动。而辛苦劳动的成果也被无情的剥夺的干干净净。凤台县的人民革命虽然还没有见到最终的效果，但人民不仅靠了自己完成了自救，更转眼间就得到了生产资料，在陈克看来，革命距离初具规模还有着漫长的道路。可是在黑岛仁这些日本革命青年眼中，这已经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伟大成就。
全世界的革命青年们都有一个特点，嘴炮多，实践少。煽动多，道理少。破坏多，建设少。在凤台县则完全不同，大家亲自劳动，亲自建设。而自己的劳动眼看着变成了触手可及的革命成果。推翻了剥削者与旧制度，人民在新制度下眼见就能得到光辉的未来。
黑岛仁也不是那种热情有余智商不足的白痴，陈克也从来不会糊弄大家。革命根据地接下来要遇到的战争和各种危险他很清楚。战争就意味着死亡，意味着封锁，意味着种种不可预期的危险。黑岛仁不仅仅不觉得该脱离危险，他坚定的认为此时就是需要无数有勇气有毅力的革命青年抛头颅洒热血来把革命进行到底。只要中国的人民革命能够获得胜利，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日本革命青年们才有机会杀回日本，把日本从黑暗的旧制度下解放出来。
陈克批准了黑岛仁的请求，日本革命青年们诚实肯干，特别能坚守那些最不起眼的岗位。这虽然是日本文化中“落后的等级制度”的积极表现。不过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特点反而不容易产生这种“螺丝钉态度”。近期想彻底改变这种文化态度是不合适的，日本革命同志的加入，很容易就能树立典型了。例如坚守养猪事业的梅川上义同志就是近期宣传的典型。梅川同志没有因公殉职，陈克不能写一篇《纪念梅川同志》的文章，就只好把毛爷爷纪念白求恩同志的文章改了改当作通报表扬发了出去。效果相当的不错。
除了这三只队伍之外，第四只队伍最为特别。他们的人数最多，达到了二十人之多。而他们的目的地也最不确定。这是陈克派遣的革命宣传队。这些同志以南方人居多，他们的目的是福建、广东、广西，甚至南洋。陈克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那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热爱，对不平等社会现状的仇恨。陈克对于同盟会的人物很不屑，对那些知名人士的人名根本不熟悉。他也没有拉拢黄兴等人的意思。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中，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庞雄，林尹民，李德山，陈与燊等，他居然还能记得十几个人的名字和事迹。
陈克不希望这些中国的菁英们为了同盟会这等渣滓组织白白丢了性命。既然有了不畏死亡的决心，那么为何不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更加有意义的人民革命当中去呢？为此，陈克专门派遣了投奔凤台县革命的同志前去游说这些同志。这些革命青年都是读了陈克的书之后主动跑来追随陈克的。陈克给这些人的指示很简单，不管用什么手段，绑票都行。一定要一些人弄来安徽。现在的目的不是让这些人加入革命，而是要让这些人到根据地来实地参观一下。陈克坚信，这些革命青年们看到了真正的人民革命之后，会义无反顾的选择加入人民革命的队伍里头来。
对于陈克的自信，这些年轻的追随者也有着同样的信心。不仅仅是日本同志对于凤台县的革命形势瞠目结舌，由衷钦佩。中国的革命青年们同样见到了闻所未闻的新世界。地主们的肆意剥削在中国根本不是什么新闻，大家日常见得多了。满怀着美好理想的革命青年对这些也有着本能的反对。在《与妻书》中，林觉民用感人至深的深情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