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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中断言：“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象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象长出你所想象的东西。我们都从想象中来。”
阅读和想象，是所有独坐书斋的知识分子在文字中飞翔的两翼。“室内生活”一词，是吴晓东从德国文艺理论家本雅明“室内”、“内在世界”等概念中演绎出来的，“它既意味着知识者由惊心动魄的行动的方式向思维领域冥想的方式的转换，也意味着拒斥无孔不入的商业化大潮的裹挟而守候‘一份精神家园中简单而真纯的本质’”。（吴晓东《室内生活》）
吴晓东说，每天往返于家与学校两点之间，对于今天北京的认识只来源于电视等媒体的报道，北京存在于想象之中。我对生活其间的北大，也有类似的体验。“有了记忆的维度，北大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成为一种双重性的生活，一部分的我自然生活在北大的现实中，而另一部分的我则生活在对北大的怀想中”。（吴晓东《记忆的美学》）
“读《记忆的神话》，不难感受到那个端坐在群书四合的书斋之中，终日跋涉于文字构筑的大千世界的书生形象。从安稳的现实生活到躁动的内心世界，便是从阅读到写作的距离，这与网络时代的赛博世界有着某种相似性………作为与真实世界对应的镜像世界，它既虚幻迷离，又形色俱全。”（郑勇《室内生活的心跳》）
吴晓东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地洞”与“方舟”》，再次表达了他对类“室内生活”状态的关注。卡夫卡写《地洞》时肯定把“地洞”拟想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吴晓东认为，“地洞”的生活方式“象征着一种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的生活相对抗的一种内在生活方式，一种内心生活，一种生活在个人写作中的想象性的生活”。
第30节：江南水乡
23岁的普鲁斯特曾经在《欢乐与时日》中表达了生活在诺亚方舟上的愿望，因为这样可以“清楚地观察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得了哮喘病之后，竟然真的过上了卡夫卡理想中的地窖般生活。“这种病对周围环境要求极高，最轻微的植物性的香气都会使他窒息，他的房间要衬上软木，隔开外面的声音；窗子总得关上，防的是窗外栗树的气味和烟味；毛衣也得先在火上烤得滚烫以后才能穿，所以他的毛衣一碰就成百衲衣一样的碎片；想出去到乡间看看童年时代的山楂树，也得坐在密闭的马车中而且是一件冒着风险的事情。”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普鲁斯特的创作必然是建立在回忆中的，于是有了著名的《追忆逝水年华》。文笔的细腻源于“室内生活”中对于往事的虚构、想象和追忆。
如果说国人对于江南的想象还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文化积淀和审美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博尔赫斯则在其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站在西方立场上把中国他者化”，完成对异邦中国的想象。那个花园在哪里呢？他说大概是在中国云南，要不反正总在某个地方吧。
博尔赫斯一生向往中国，1981年，他对中国学者黄志良说：“不去访问中国，我死不瞑目。长城我一定要去。我已经失明，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遗憾的是，直到1986年他逝世，这一夙愿也没能实现。今年，他的夫人玛丽亚·儿玉来到了中国，她对记者说：“在北京，我参观了中国的长城。虽然博尔赫斯未能亲自登上长城，但我能感觉到他奇迹般的悄然出现……他的心已来到了中国。”
但我想，也许还是没来的好。想象中一个神秘的世界往往会在真实的现实中失去最初的美好。博尔赫斯对于中华民族古老国度的冥想，只存在于对于汉碑、兵马俑、庄子的“幻想文学”和君王的权杖之类物事的虚构和想象中。博尔赫斯“误读”了中国，还好他没有真的来。
文学使任何一种想象都沾染了作者的感情，而不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无论对于江南水乡的印象、童年生活的记趣、遥远异邦的憧憬，都因叙述者或倾听者搀杂了自己的生命阅历和知识背景而显得虚幻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一直生活在想象中。
现实的沉重常常让我们不堪重负，想象尤其是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诗意和温情，让我们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能够保持一份纯真的回忆和热切的向往，哪怕这一切只是一个乌托邦似的梦。
今天的风景再多，也与我无关5月20日
在燕园行走的时间久了，常有一种我就是北大人的错觉，这园子里的一草一木我是如此熟悉。当有行人问路于我的时候，我总能准确地说出位置………这让我常有一种自豪感。但这种错觉很快被现实所惊醒：需要学生证才能参加的活动、需要图书证才能借阅的图书、需要医疗证才能享受的公费医疗……
燕园的光彩依旧迷人。每天走在喧闹的校园，我一遍一遍告诫自己：今天的风景再多，也与我无关。一切成为参与者的愿望都只有化作为明天奋斗的动力。电影、讲座、社团、竞赛……象牙塔里的生活五光十色，我唯有放弃。放弃今天才有明天，我这样鼓励自己。
一塌糊涂BBS的“人之初sex”版在整个BBS上是最为热闹的，尽管不断有人要求把这个版面的统计从“今日十大”上剔除，但那赫然的前几位排名和赫然的文章字眼依然沸腾着青春旺盛的学子们。我惊讶于那些化作文字的丰富的体验，大家热情地讨论着各种现实中难以启齿的问题，其积极程度是任何一个版面都无法相比的。
多日来筹备的对于吴晓东的采访多少让我有些紧张，虽然上周已经将采访提纲用电子邮件发过去，且收到了回复，说这周可以面谈，但能否用合适的文字表述出一个书斋学者的准确形象，依然困扰着我。毕竟，在中文系教授面前展示笔头功夫不是一件轻松和容易的事。
我给北大校长写封信6月6日
几天前，北大考研将不再接受专科生报名的消息，对于我来讲有如晴天霹雳。好像厉兵秣马多年的士兵，在准备上战场的前夜却突然被告知将不能参加战斗一样，我感到委屈而无所适从。我试图从网上寻找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消息，却没有答案。我宁愿相信这只是一个小道消息的传闻，而委托朋友从研究生院打听来的消息说，北大尚未决定是否在今年继续招收专科生考研。这几乎不比最坏的消息好多少，这个未经落实的消息将使得我在未来几个月中忐忑不安地度过，而不再招收专科生的可能性占据了一半的概率。难道我辛辛苦苦奋斗两年，所换来的就只是被拒之考场门外吗？
我彷徨不知所措的悲观失望，没有任何想要继续读书的动力。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连争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都会是如此的难。
女友在某些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成熟和策略要远胜于我，这一点再次得到证实。给校长和研究生院长写信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迅速写了一封关于应当让专科生报考研究生的信件，并用钢笔誊写了两份，一份给北大校长，一份给研究生院院长。校长的信箱在西门附近的办公楼，由于经常帮老师取信和送信也算和传达室老师熟悉了，信件顺利地放到了校长的信箱。研究生院在未名湖畔的红楼，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院长的信箱。
当两封信终于被我送出之后，我竟如释重负般轻松了许多：我已经努力了。我在给自己争取考试权利的同时，也是为所有如我一样的专科考研者争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但愿一切如愿！
（当北大考研的招生简章出来之后，专科依然是可以报考的，只是需要英语四级证书。至今我也无从知道，也无从去了解当初自己的两封呼吁信是否起到了作用………作者补记于2004年11月18日）
燕园札记（九）那两个出自北大的年轻人
………许知远、迟宇宙5月30日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经济观察报》是2001年4月创刊的。在这个我想不出来有什么特殊的月份，一份富于理想色彩的新媒体出现了。
这是我所购买和仔细阅读的第一份经济类报纸。女友说，经济为王的年代，不会挣钱怎么行？于是，怀着为了小家发达的私心，我开始关注经济生活。这样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开始算计和女友一起吃饭该谁付账了。
说实话，第一次购买是出于对这种橙黄颜色的亲近感，并且它不像其他报纸那样看完后就满手黑了，并且它能在阅读完之后替代《精品购物指南》垫桌。另一个它使我觉得亲切的原因是，我发现了那个出自北大计算机系的年轻人：许知远。
第31节：世界杯
看了《经济观察报》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暗暗佩服这个年轻人熟练驾驭文字、玩弄外国媒体历史于掌中的高超写作能力，及其对于外国人名的记忆力。但渐渐，我有些不习惯这种写作方式。他的文章从一些对普通读者来说并不熟悉的历史、名人言论的大量引用中，给读者造成一种知识缺乏的共时性压迫，并令读者随之产生“我也许是一个文盲”的错觉。读者抱着崇拜和增长见识的心理继续阅读到最后，迷迷糊糊看完仍然不是非常清楚这些纷乱的“思想”是如何充斥在一篇文章当中的，把对于文章内涵的理解搁置一边，剩下的只有对文字本身的迷惘。
一篇作者署名安替的《七十年代人快快长大吧》的文章，是这样评价许知远模式化极强的文字：“看他的文章，我们几乎所有在汉语语境掌握的典故都失去了作用，无论他在谈什么，你都必须熟悉《纽约客》和《新共和》的所有常用引文才能跟上他的趟。他也许是目前在一篇文章里出现最多美国人名字和最多美国杂志名称的中国媒体作者了。”这篇一针见血、正中要害的评价，在当前所有评论许知远的文字中，我以为是最能勾勒其写作特点和最具有杀伤力的。
与这些经济类文章相比，我个人以为许知远更适合写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文字，如《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对于燕园往事生活的回顾。忧伤的蓝色封面下，大学时光的形形色色在读者脑海中闪现。尤其对北大一直怀有崇敬之情的孩子们，看到其中夸大之后的青春风流，对北大更是心向往之。北大的魅力在很多时候是不是都来自这些所谓北大文人的艺术化的虚构之中？也许他的青春并不真的忧伤，他的一切“都几乎是顺利的，除了初恋的苦涩外”，而伤感的只是渐渐隐去的青春背影和青春痘留下的伤疤……
我不知道迟宇宙什么时候出的名，只记得最早见到的北大中文系出身的他的文章，是《北大往事》中的一篇《北大啊，北大》。这篇文章实在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无非是描写中文系老师的印象和国人皆知的那些校园风景。
此后，我几乎没有看到他更多的文字，直到我在出版不久的《经济观察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头衔是首席记者。他对于具体经济新闻事件的关注比起许知远那些居高临下的文字，让我看了更觉得舒服。
在《我在北大这四年》一书，尤其是其中的“不死鸟”系列当中，迟宇宙与生俱来的对文学语言特有的敏感，在笔下化作一个个如诗一般律动的文字音符。“淡青色的石墙仿佛是一只立体而鲜艳的眼睛，有鸟雀在目光里快乐地歌舞。静寂的阳光下传来它们的跫音，我似乎被昭示入了陶令的世外桃源。”（《故乡这只不死鸟》）诗意的文字在关于故乡的记忆中俯拾皆是。“我所处的迟家庄没有民歌，自然不会有民谣爬满了四月的山坡，更不会有对阳光进行模仿的笑容般的心情，我的先人们像印第安人西迁一样自蜀入齐时已经错过了民谣色泽如花的时代，这种类型期待的现象一直使我难以忍受，就像我的性格一如东莱德海风，无法适应江南梅雨的浸泡。”“寒瘦的清风袭上两只空袖，今夜我立在村边，牛羊的嘶叫随风而来，我知道谁在挂念着我，那是我的母亲。”极富画面感的文字，游子思乡的心绪，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现实中也许破败而凄凉的场景，在他的笔下可与唐诗宋词中的小桥流水的江南风景媲美了。
我想，他真应该做一个诗人。事实上，他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海子、西川等北大诗人排行榜中的一个，但诗歌不能当饭吃，出于功利目的而放弃，我一直觉得有些可惜。胡续东在《北大诗歌在九十年代》一文中也说：“九三级的王宏，九四级的迟宇宙、吴文尚写诗的资质都很不错，起初写得都很勤奋，可惜校园亚文化氛围的彻底‘多元’和happy让他们分别过早地做出其他的选择：蛊惑仔、编书郎和报纸仔。”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加盟了颇具理想色彩的《经济观察报》之后，迟宇宙更加为“稻粮谋”努力写作，快速推出《我与金庸的战争》、《声色犬马》。比较许知远高高在上指点江山的姿态，迟宇宙的真实令我钦佩，去除太多人努力附着于文字上的伪善，他把写作的目的表述为一是为了名（也可以美化为理想），二是“看在钱的分上”。
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的迟宇宙，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日益成熟。这一点在他的新作《声色犬马》可以看得出来。文字中回响的足音有些沉重，空灵的诗意渐渐渺茫，这是不是融入物质社会所必然的宿命？
许知远和迟宇宙都出自中国最富于理想色彩的北京大学，后来又同在中国最富于理想色彩的媒体《经济观察报》。他们在这个媒体的理想国中，主导和打造一种个人化的新闻写作………“他们把定位定得很高，白领和中产阶级阶层，有房有车最好，过着小资生活，时时刻刻注意着和最一般大众保持界限。”
在我看来，《经济观察报》的特色在于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报道，而是新闻深度＋文学色彩＋经济报道＋时尚闲谈的适度综合。最近几期具“南方周末”风格的文章，如《三峡第一爆：一个县城的背影》、《原汁原味的焦点》等，所表现出来的新闻独立的责任感和表达真相的努力，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