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斤的沙子，老谢背了小半个学期，两公里的山路，每次背50斤。
上课时他不停挠头，痒，沙子钻进后脑勺的头发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每天背沙子他走得最慢，每百步停下来歇一歇，胸闷，半天才能喘匀了气。
他想了个好办法，一边背课文一边前行，每一步卡住一个字。
日子久了，他发现最有用的是背诗歌，有节奏有韵律，三首诗背完，正好力气用尽，停下来休息。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里”字念完，正好停下来喘气休息。
山野寂静，鸟啼虫鸣，远处金沙江水潺潺闪动，有些东西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萌发了。
再起身荷重时，嘴里不知不觉念出来的，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
山，这么高，我这么累，
山不会长高，我却会长高，
我长高了就不会累……
九岁半的老谢写出来的当然不算是什么诗，只能算造句，句子也不是写出来的，是被4000斤沙子压出来的。
（四）
学校修起来了，每个年级有了一间教室，后来还有了红旗和红领巾。老谢毕业了，没来得及戴红领巾，他考上了初中。
当时小学升初中只考语文和数学，老谢考了178分的高分，考上了巧家县一中。这是一件大事，许多年来，整个村子没几个人上初中。
父母亲悄悄潜回来，带着省吃俭用存下的钱，以及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运动衣。父亲乐：我只上过三年学，现在你要上九年学了，谢世国啊谢世国，真没给你白起这个名字，你终于要见世面了。
松明子噼啪响，母亲穿针走线，运动裤的内腰里缝口袋，钱藏在里面。老谢喃喃地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母亲抬头：你说的是什么？
又含笑低头：我儿子在念书……
母亲是彝族，生在宁南彝族山寨，17岁时被父亲用一头牛从山寨换来，没念过书，不识字，不知什么是诗。
她一生唯一在纸上留下的痕迹，是婚约末尾的红指印。
手印浅浅地压住一行字：谁反悔，赔双倍。
一年不到，老谢让父母失望了。
巧家县一中，同年级的人他最矮，最粗壮，也最穷。
宿舍每个月要交十元钱，他一年没吃过早饭，午饭一元，晚饭还是一元。
县城的孩子有闲钱，游戏室动不动五元、六元地投币，钱花光了，他们就勒索乡下的孩子，强行要钱，一毛、五毛、一元，有多少要多少。
反抗就打，不反抗就得寸进尺，有时还要搜身。
老谢从小干体力活儿，一个可以打好几个，他们几次勒索不成，愈发敌视老谢。
一日课间，他们擎着一个本子在教室里起哄。
我们班还有人写诗呢！
他们念：
小时候我总坐在家的门口
眺望山的那一边
有漂亮的玩偶和美丽的公主
长大以后，在这个不相信眼泪的世界里
孤独地走完四季
作者：谢世国
哎哟，还作者呢！还公主呢！这个公主是黑彝的还是傈僳的？吃洋芋还是吃萝卜？
呸！土贼，他们喊，养猪的还配写诗呢，你以为你是省城昆明来的吗？你以为你是北京来的吗？你以为你是外国人吗？
所有的孩子都在哄笑，不论是城里的还是山里来的。
不知为何，山里来的孩子反而笑得更大声。
老谢抢过本子撕成碎片，又把其中一个人打出了鼻血。
他追着其他人疯打，一直追到校门外，刚冲出门就被人绊倒了。
原来这是一场预谋，几个岁数大他一点儿的社会流氓摁住了他，抡起自行车链条，没头没脑地抽。
父亲找到老谢的时候，已是两个月后。
那时他已辍学出走，沿着铁路跑到了省城昆明，在凉亭村里当了搬运工。
凉亭村是昆明火车货运站所在地，老谢在这里当童工，上百斤的大米麻袋搬上搬下，一天10元钱。
成人搬运工是20元。
父亲找到老谢时，正逢午饭时间，别人蹲在麻袋旁吃饭，他趴在麻袋上铺开一张纸，正在写着些什么。
手腕粗的扁担拍在老谢脊梁上，父亲下死力打他，第一下就打出了血。老谢跑，终究被打倒在麻袋堆里。
他举起胳膊抵挡，用攥着的那张纸当盾牌，他哭喊：我做错什么了？！我写诗有错吗？！
父亲不说话，只是一味打他，宗族间械斗一样狠心。
手被打青，失去了知觉，皱巴巴的纸片飘落。
上面的诗歌刚刚起了一个标题——《我来到了省城昆明，我可以有理想了吗？》
其实，童工老谢并没有真正去到昆明。
他去的昆明没有翠湖，没有春城路，没有金马碧鸡坊。
只有凉亭村的货运站，和货运站的麻袋堆。
（五）
老谢的理想真正发芽，是在1999年。
1999年发生了几件事。
老谢震撼了巧家县回龙村，老谢轰动了昭通教育学院，以及，父亲再次对老谢动了手。
震撼回龙村的，是老谢被昭通教育学院录取的消息，这是村子里有史以来第一个。
父亲买来带过滤嘴的纸烟，站在村口见人就发，女人也发一根，小孩子也发一根。
人们敬畏地接过他的烟，说不定，将来这会是个大人物的父亲啊。
山民对大人物的理解很质朴，能不靠在地里刨食的就算是大人物。
他们并不知道，昭通教育学院不过是中专，毕业的学生大多依旧要回到山村，一辈子当个乡村教师。
虽然只是中专，但昭通教育学院的生活也足以让老谢震撼。
首先是学费，4500元，全家人几乎集体去卖血。
其次是音乐，高年级有个乐队，留着长发弹着吉他，这简直是老谢活了十几年见过的最洋气的人。
乐队翻唱的是流行歌曲，老谢爱听，迅速地全都学会了。
他们夸老谢山腔山调嗓子好，老谢帮他们搬东西扛乐器，小杂役一样围着他们转。
他心想，我们应该是同类吧？我写诗歌，他们唱歌，我们的理想应该是一样的吧……
他渴望融入他们，渴望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创作，但不敢直接拿着笔记本去当投名状。
老谢曲线救国，恳求乐队主唱教他吉他。
主唱答应了，但有个条件：他让老谢先买下他那把不用的二手吉他。
二手吉他卖300元，老谢没舍得买。
但一个学期后，他学会了吉他，而且明显弹得比主唱好。
300元他没有，但他有30元，小书摊上可以买好几本二手的吉他入门教材。小台球厅里有免费练习的吉他，只要他每天扛着扫帚去打扫地面。
那时候，他试着把写下的诗变成歌词，再套进和弦：
站在高山顶上放声吼吧
什么事都不去想它
到海边去看一看日出和浪花
自由的海鸥自由地飞吧
什么都不怕……
学会了吉他，乐队反而疏远了老谢。
他们甩着长发，在女同学面前说：老谢那模样像杀猪的一样，他弹的那叫什么啊？完全是野路子，他又不是明星，有什么本事还自己写歌。
他们也都还是孩子，或许在他们眼里，只要能发行专辑的，都算是明星。
老谢明白了，他们不是同类，一千多人的校园里，没人是他的同类。万幸，他心想，我没和人们说起过自己的那个理想。
但老谢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只有明星才能写歌？凭什么长得不好看就没资格唱歌？
还有一件事情，他想不明白。
前途摆在面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学老师。虽然放下锄头拿起了粉笔，但还是要在大山里待一辈子。
没人敢不尊敬老师这份职业，老谢也不敢，但他不明白为何面前只有这一个人生选项：
凭什么我只能这么去活？
学院里能借阅到杂志，老谢时常在阅读室里发呆，为什么那些光鲜靓丽的人可以有机会走入丰富多彩的世界，为什么我这种金沙江畔的穷孩子就活该困死在穷乡僻壤？
这仿佛是两个世界，前者是主角，后者只能旁观。
前者轻易可以构设的人生理想，后者只能永生奢望。
世界是不公平的，他慢慢地明白，起点不同，人生的丰满程度就不同，谁让我穷呢，只能认命。
有时候他倔起来：凭什么只能过这样的生活，穷孩子就没权利做梦吗？！如果拿我全部的青春去赌一场呢？！
只是想要一个做梦的权利，只是想要一个选择的权利，只要肯让我去触碰一下这种权利，最后输了我也认了！
2000年6月的一个午后，老谢从阅读室的木凳上起身，收拾好书包，将面前的书籍小心地摆回书架，他轻轻地走了出去。
径直走，一直走出了校门，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老谢的举动当时轰动了校园，有人说他傻B，有人说他牛B。
有人说他去了昆明，在呈贡的冷库里做蔬菜包装，裹着厚厚的军大衣，眉毛上一层白霜。
有人说他去了一个砖厂，打坯、码砖、烧砖、出窑，据说他的头发全卷曲了，窑里温度高。
父亲在砖厂找到老谢时，他正在推车，八分钱一车。
父亲抡起铁锨，他老了，力气小了，被老谢抱住了腰。
父子俩抱着腰，怒吼着，摔了一场跤。
父子俩瘫坐在泥巴地里，呼哧呼哧喘气。
老谢说：从小到大我没顶撞过你，今天也不是。我只是想自己选一次……
父亲坐在地上，满头大汗，他指着远处的高楼大厦，说：你不是生在那里的人，有什么本钱住进那里？人家有人家的皮鞋，你有你的草鞋，你为什么就是不安分？
老谢摇头，说他要的不是那种生活。他说：爸爸，我想当个诗人。
他给父亲念诗，诗念完了，他盯着父亲的眼睛看，换回来满眼金星。
父亲重重地抽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父亲当然不知道什么是诗人，他听不懂老谢在说什么，也不想懂。父亲走了。
父亲后来去过一次校园，把老谢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带走，连半张纸片都没有落下，每一样东西都是他的血汗。
过年时，老谢托老乡带了800元钱给父母，是他在砖厂挣的血汗钱。他托老乡捎话：
爸妈，原谅我，我会好好挣钱养活你们，我也会自己挣钱去实现理想。
父亲把钱撕碎，撒在门外。妈妈一张一张捡起来，用米糊一张张粘好。
父亲一直没有消气，一气就是十年。
（六）
老谢的理想是一株草，十年才长了一寸高。
为了理想，老谢流浪了十年。
不是乞丐式的流浪，他有他的工作。
有时候他是个流浪歌手，有时候他是个工人。
他当过工人，当过许多次。
他打工攒钱搞创作，钱花完了就去工厂上班，他自幼苦出身，什么工种都啃得下。
深圳龙岗区五联村，他也当过金鑫鑫鞋厂工人，工种为补数，负责配对客服退货返单回来的鞋底，普工，工资300元，加班费一小时一元钱。
夜里他写诗、写歌，是全工厂最晚睡觉的人。
他在龙华、东莞、平安都当过工人……深圳深圳，到处都是工厂。
他在流水线上当工人，身旁的人永远一脸倦容，这里的人永远都睡不够。
他也睡不够，他有他提神的方法，一边忙碌一边琢磨歌词诗句，人瞬间就精神起来了。
他当过保安，当保安最好，值夜班可以拼命练琴，自由写诗……
他在一家手表工厂做保安，负责守门登记值夜班。
终究还是被开除了，有一次老板半夜开车回厂，他弹琴太投入，反应慢了一拍，福建老板骂人：赛连木（闽南语方言粗口）！滚！
老谢连夜被炒鱿鱼，保安服当场被扒下。
他进过跑江湖的民间草台班，原因很奇怪。
江湖草台班团租下电影院演出，他买票去看，这是他唯一能接触到的文艺圈。
台柱会搞气氛，会翻跟头，能跳到音箱上头倒立唱歌。
他倒立着逗台下的观众：谁敢上来帮我伴奏？弹琴也行打鼓也行，送一瓶啤酒！
老谢上台弹唱了《丁香花》，唱完之后被团长硬留下一起走穴，吃大锅饭，睡电影院。
草台班子分等级，团长、台柱是高级动物，睡化妆间，老谢是低级生物，睡舞台。
老谢负责弹琴伴奏，他力气大，后来也负责当苦力搬东西。
等级同样低的是脱衣舞演员，都是些来历不明的女孩子，不跳舞的时间蜷缩在角落里，低着头玩儿手机，谁也不理谁也不看。
草台班子专挑小县城的电影院，地头蛇有时来找碴儿，团长拽过一个跳脱衣舞的女孩子到他们面前窃窃私语一番……也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他们一起干吗去了。
有一天，一个跳脱衣舞的女孩子蹲到老谢面前：听说你上过中专是吧？我也上过。
她说，听说你写诗？你说说看，诗都是说什么的？
老谢说，诗是努力在不美好的世界里捕捉美好，比如善良、理想、爱情……
女孩子笑出了眼泪，瞬间翻脸了，她骂：去你妈的美好世界！去你妈的！
她扯开胸前的衣襟，雪白的乳沟旁瘀青的指痕，她冲老谢喊：去你妈的美好！你个傻B死胖子！
女孩子脱衣服，跳到舞台中心脱裤子，一边跳一边脱一边骂：去你妈的美好！去你妈的世界！
她全裸了身体在舞台上旋转，眼泪鼻涕狂飙，旁边的人嬉笑着吹口哨。女孩子疯掉了，草台班子团长带走了她，不知道送去了何方。
老谢去盘问团长，打了一架，被撵了出来，半年的工资没给结算。临走时团长骂他：狗屁诗人！你离发疯也不远了！
没人呵护他的理想，也没有馅饼一样的机会从天而降。
他习惯了，压根儿不指望外界因为自己的理想而尊重自己。
唯一的机会，是来自老同学的善意邀约。
2003年“非典”那一年，当年昭通教育学院的乐队主唱联系老谢，说他在广州发展得好，在俱乐部当经理了，算是高管。
他在电话里说：老谢，其他同学全都回山里教书去了，闯出来的只有咱们两个，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吧，咱们要互相提携。你不是有个远大的理想吗？赶快来找我吧，我帮你一起实现。
当时老谢在琴行打工，白天练琴看店，晚上躺在钢琴底下的塑料垫上睡觉、写诗。老板怕他偷东西跑了，每天打烊后都从外面锁门，老谢大小便都用空罐头瓶子接着。
老同学要帮忙实现理想，真是开心死人，老谢辞掉了工作，按图索骥去了番禺城中村。
主唱隶属的公司很奇怪，公司里每个人都出奇地热情。
奇怪的是，公司租用的是民房，进门没有办公桌，全是地铺。地铺上的公司员工或躺或坐，所有人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更奇怪的是，这里每个人都互相称呼经理。
老谢见到老同学，很兴奋地给他看自己写的诗和歌词，厚厚一笔记本。
当年的乐队主唱挡回他递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