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这个女人突然变得温和了许多，或是多年操心过度，榨干了她最后一丝跋扈。她偶尔会在跟我吵架失败后略带伤感地说：“你看我是不是有点老了，也有白头发了，是不是更年期要来了？”我说：“别别，您才三十五，更年期早着呢。”她说：“你到底啥时候才能结婚！”
某日，全家人在院子里聚餐。席间父亲说前些天遇到大喜了，晚景凄凉，老两口被儿媳妇赶到养老院居住，窗破无人修。我顺便问起：“如果当年你和班花那场架你打赢了，会是怎样？”她说：“那时候小孩子一个，懂个屁。”
姐姐带女儿开车送我去火车站，边开车边唠叨：“是，咱家那时候是穷，是受过不少欺负，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不能总像个孩子似的看不起老家人。你不回来工作，没关系，但我告诉你，外面的朋友再多，毕竟心上跟你隔着一层，老家的人再不好，毕竟和你水土一脉世代同处，那种埋在心底的情分儿是你在外面找不到的。”
回京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姐姐离婚了，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女儿都抛弃了她，连工作都丢了，她重新变回当年那个无路可走的穷姑娘。我把她接到了北京，帮她找工作，帮她物色男伴。她不想工作，对男人也死了心，我就养她一辈子，守她一辈子，直到她比我先老去，直到她比我先糊涂。我坐在床边给她喂饭，她撑开皱纹边吃饭边瞪眼瞧着眼前这个老头子，瞪了半天，认出我是谁，然后望着窗外说：“蛋，下雨了，咱娘怎么还没回来。”醒来后，我哭得一塌糊涂。
我给姐姐打电话说：“刚才你在梦里可惨了。”
“我过得好着呢，乱梦个屁，我说你到底啥时候才能结婚！”
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
文 / 邓安庆 作家 @浮尘录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妈妈生下了我。现在妈妈在老家，我在北京。每一年我回一次家。他们都永远在那个老屋里，而我总是从一座城市换到另一座城市，出发的地方总有不同。打电话回家，他们问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啊，吃得饱穿得好。我问他们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天气好收成好。他们总问我吃饭了吗，说着说着又问我吃饭了吗。吃饭好像是第一等的大事情。他们生在饥荒的年代，爸爸小时候在全家出去讨饭时差点被卖，他们总是忘不了饥饿的感受。最新鲜的一次，是跟九岁的侄子通话，过去他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小孩，现在他却能清晰地表达。我问他转学的事情，问他有没有朋友，我其实也很想跟他说：“九岁时，你的爷爷奶奶去了外地，我第一次学会了站在凳子上拿着锅铲做饭。”
我们的生活交集得越来越少，一年一次的回家，主题渐渐变成催婚。无论什么话题都会转到结婚的事情。一次我忍受不了这样的重复，便说：“我有我的生活。”妈妈在电话那头质问：“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考虑过做父母的感受吗？走在垸里，跟人家说话，人家问起你的事情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尝试费力地讲我的世界、我的想法、我的得到，他们茫然地回应着。他们在那个永恒不动的小村庄里，听着一个在远方不断流动的声音。我不敢说任何不好的事情，被中介骗，被人骂，被偷了东西，这些司空见惯的外乡事件，都能引发他们的担忧。但是他们一定会转回来说：“你要赶紧找个女人结婚！”
我想三十年的生命中，我最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场景：我在一个小箱子里，手和脚都缩着，无法伸展开来。上学时，我担心交不起学费，担心被别人同情和嘲笑；上班后，我担心被炒鱿鱼，老是被失业的噩梦惊醒。当我跳出来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自哀自怜的形象：母爱缺失，总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关爱的位置上。因而去屈从，去讨好，生怕人们不爱我。我开着各种玩笑，又留心人们的反应。我想做父母的乖孩子，也想做工作中的好同事。在我的内心中，我压抑着自己。我想过的人生，坦荡而肆意的生命，总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而止步。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看着一个日渐趋向衰老的肉身，内心常有自我厌恶感。
想起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留在上学的那座城市上班。那时候的女友打电话叫我回学校。她在车站等我，然后带我去了餐馆。推开门，坐了一屋子的人，生日蛋糕摆在桌子的中央。我内心激动而惶恐。从来没有人给我办这么热闹隆重的生日宴席，面对这么多的祝福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们。亲密的情感，从来不是我熟悉的。从小我独自一人面对这个世界，我一个人接受，一个人消化。忽然有人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手足无措。后来我离开那座城市，在另外的城市里找工作，找到又被开掉，吃不饱饭，房租也交不起，我没有告诉她。那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把积蓄一部分给了哥哥，另外所有的都打给父母，留下几百块钱熬到下个月发工资，有点倾家荡产之感。我总记得上大学时父母向亲戚借钱给我上学，他们一百一百地凑钱的场景让我终生难忘。我也记得母亲当时在山上因结石疼得直哭，还要去地里干活。我想也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我终究不能完全按自己意愿生活，我的一部分是他们的。我出生时，七岁的哥哥跑到地里去叫我爸爸，然后跑回家放鞭炮。现在他三十七，我妈妈六十，我爸爸六十一。哥哥是做生意的，欠了钱，跟媳妇儿吵翻，跟生意伙伴闹僵，现在他不见了足足半个月。当我的人生走进三十岁的门槛，这是我碰到最糟心的事情。我内心一直存着这个想法：他一定是好好地活着的，只不过压力过大，就躲了起来。但如果他真的出事了，我就要承担起我两个侄子的抚养责任，也要照顾好我的父母。我做好了这个打算。既然生活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我没必要悲观，平平静静地尽我的责任就好。我三十了。
哥哥失踪前的几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小儿子啊？他又懂事又听话。你看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妈妈吵架，老大就杵在那儿绷着脸不说话，小的就会到他妈妈那边笑笑，再到我这边笑笑。你看弟弟不就是像我那个小的那样吗？”我妈妈生气地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地疼爱！”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说：“他是担心你们会嫌弃他。”妈妈那边激动地说：“他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嫌弃！”当我三十岁时，我会想起他的三十岁，也会想起我爸爸的三十岁。我们一个个穿过这个时间的节点，奔赴未来的生活。我常常为我父母而心疼，他们养育了两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们至今在期待一个安全而平坦的人生。哥哥最后一次电话跟我说：“我在家，根本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的眼睛叫人害怕。”
以前没有电话时，每回收到在外读书的哥哥来信，爸爸都要回信。常常是他和妈妈在房间剥棉花，我趴在桌上拿着纸笔，他口述一句我写一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儿，收到你的信了；结束的话也是固定的：钱省点花，好好读书，出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妈妈会添一句：饭要吃饱！我也会添一句：带点书回来看！现在虽然我不写信了，但是我会不断发短信给他：“我想生活总是这样，坏一点，好一点，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好好坏坏之中，人变得坚韧起来。就这样，不至于好到哪里去，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时间继续往前走，日子继续往前过。在反复折腾中，对于人生的各种境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有了丰厚的体会。领受属于我生命的独一份，并去过好它就可以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这段话。而我最希望的是看到他回的短信：“弟弟，我没事。祝你生日快乐。”
无法隐居的人
文 / 毛利 专栏作家 @毛利
2009年，我在北京待了整整一年，到最后一个月，我觉得情况糟透了。天气太冷，脾气逐渐变坏，我和朋友在三里屯的小酒吧喝酒，已经没有任何男人给我们买酒。某一天我站上药店的体重秤才发现，男人绝不是好心肠的瞎子，我们只好寂寞地自掏腰包，互相请对方喝一轮。
圣诞节前后某天，我穿着羽绒服（暖气不足）躺在出租屋的床垫上，翻着一本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翻到第五页我决定打包行李滚出北京，也去找个地方隐居一次，彻底地，净化身心，戒掉电话网络各种不良习惯。我想象自己从那个缥缈无人的山谷中出来时，已经是个如苍井优一样明亮纤细干净的女孩，而不是眼下这副臃肿肥胖痴呆的模样。
实话实说，如果你漂亮，有人追，买得起橱窗里的名牌包，你肯定不会跟我一样想去大山里待一阵。当时我穿着羽绒服腾空一跃，先去左家庄的小百货店，买了四个蛇皮袋。一袋子书，一袋子衣服，一袋子鞋，一袋子败家玩意儿。跟室友打招呼，下个月开始不住了。再跟我妈妈打电话说要把所有东西寄回去，她大喜过望说：你要回家了？我说是的，不过回家前要先去哪儿玩一趟。
在收拾房间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真是物欲横流，一个女人居然需要这么多东西，吃的用的喝的玩的，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过上传说中的隐士生活——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这不是存心找罪受，而是像吃惯了红油火锅，热切地盼望着吃几顿清粥小菜。
这一次，我的背包里只有换洗内衣和洗漱工具，一条备用牛仔裤。当天晚上在网上买了一张去云南的机票，既然要住很破的房子，最好还是找个温暖点的地方。
云南冷得要命，刚到大理我就在大街上买了条披巾，不可思议的是，我在人民路碰到一个北京的朋友，我们马上跟在簋街一样，快快乐乐地点了大救驾玫瑰炒鸡蛋、风花雪月啤酒。吃完躺在客栈里，觉得屈辱万分，飞越千山万水，居然还是摆不脱脑满肠肥的宿命。
幸好客栈老板娘说鸡足山有几座小庙，的确有人在那修行。有人插嘴说，鸡足山上的庙实在太破，连电都没有，也没信号，一个女的去，有点危险。又有人说，干吗不去苍山上的无为寺？那里有一星期的武术修行班，很多外国人去，学点打坐、马步、三脚猫功夫，挺不错的。
我拎着包，在大街上找了一辆黑车，告诉师傅去无为寺。他说六十块我说四十块，最后以五十块钱成交。那天下午大理的天气好极了，晴空万里，爽朗无风，小鸟喳喳叫，想到马上要跟这个世俗的世界暂别，已经开始涤荡心灵深处的污垢。去的路上相当幽静，一条山路往上开，除了偶尔冲下来辆小面的，连个闲逛的村夫都没有。司机默默无语，我一路看着景色越变越绿，激动得努力控制住情绪。
到达无为寺，背上行囊，在后门碰到两个和尚，正从面包车上卸进口红提，我问他们武术在哪儿学，他们指了个方向。我边走边想：这群和尚吃得真好，也罢，第一次隐居不宜太激进。
庙里果然有几个外国人，一个金发姑娘热情地问我是不是也来学功夫，她说走，我带你去报名。我跟着她走在曲曲绕绕的小径上，觉得此处甚好，甚幽静，甚是适合短期休养。传说中的武术修行班放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院里，几个外国人在里面练着马步，一个面带笑容的和尚看到我问：你是中国人吗？我点头，他随即告诉我：对不起，我们这不收中国人。
是以什么样黯然的心情离开了无为寺？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总之就是又气恼又丢脸。走出庙门一看，黑车司机还在那里，我问他你怎么还在，他说这里不收中国人呐，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一路都默默无语。他说：你下山吗？我也下去，这回收你三十。
我不可能像比尔·波特写的那样，到终南山顶，找一个无人居住的茅房，就着两袋面粉过一个冬天；我也不可能像梭罗一样，孑然一身跑到湖边自己造个房子住。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跑到一个没网的地方待几天，感受下脱离世界的感觉，可我居然因为是个中国人而被拒绝了。下山后客栈老板娘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说，那和尚每晚都去坏猴子酒吧喝酒，你要不要过去跟他喝两杯联络下感情？没准就让你去了。不，我这辈子都不打算再去无为寺。
后来我发现想找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住着，听上去很简单，找起来真难。到处都是人，诺顿那样乡下的地方，只要有一个背包客说那里很好，马上整条街都是揣着单反的哥们。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跟我说，你可以去杭州乡下，空气好极了，现在人也少。我琢磨了几番，觉得那里没准有郁达夫笔下《迟桂花》的气息，有点蠢蠢欲动。朋友说，帮你打听好了，那里的农家乐一个房间一天收三百，你是我朋友，去一个月给六千就行。
如你所知，我很穷，听到这个消息我甚至后悔放弃了北京两千块的出租屋，其实拉断网线在里面进行一番辟谷运动，没准也能收获大块大块的孤独。不过这种人出现在城市里，看上去都像标准精神病。
两年后，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那一年我无意中去了修行大本营，印度的瑞诗凯诗，大名鼎鼎的瑜伽城。大把和我一样想要由内而外洗洗肮脏心灵和肥腻身躯的闲人，聚集在那儿。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一家ashram（隐修所），那里没有网，没有电视，没有信号，没有交通工具，离小镇步行需两小时。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铺、一个水杯。在这里既不允许抽烟喝酒，也不允许高声喧哗，甚至连聊天都最好避免。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冥想。
冥想的内容还是人类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对禅学一无所知，正式开始修炼前，蹲在清澈的恒河边，吸了一根印度草烟。那是本地人用烟叶做的，吸着吸着想起王小波写在云南拿这种烟叶抽，一把火燎光眉毛，呵呵乐了。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在冥想上不会有什么出息。
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从早上五点开始打坐，七点练瑜伽，九点散步冥想，中午休息，下午再练一堂，到晚上又是打坐冥想。我本应沾沾自喜，可是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终于明白这次地方是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