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弄得大家诚惶诚恐，人人自危！
新疆是和平解放的地区，单位上除了一些主要领导属于纯粹的人民子弟兵（即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疆官兵）和少数的支边青年外，其余全是“杂牌军”，或“九·二五”起义，或“劳改新生”，或“自流”来疆人员还有解放初期从沪、苏、杭等城市弄来的妓女。但他们这些人中又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看你的家庭出身如何，即“地富起义”与“穷苦百姓起义”不一样，“地富盲流”与“贫下中农盲流”不一样，同是“劳改新生”的又分“高阶级新生”和“低阶级新生”也是不可等同视之。他们或土生土长，或解放前后进疆已是根深蒂固，不像我们新来的“盲流”，由“劳动管饭”刚转为职工，再也经不起风吹草动了，稍有不慎，就会有被敲掉饭碗的可能。
搬运排的气氛一下降到与大自然的气温相似，大家感到寒气逼人，我们只有小心翼翼地埋头干活，保持缄默。
一九六四年二月，刚好过了春节，突然在一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厂保卫科干事齐志勇带着警卫班的两个持枪战士，冲进我们宿舍，将正在睡觉的潘云和一个外号叫“糖葫芦”（姓唐）的两个四川籍“盲流”叫醒，喝令他们快速收拾东西，然后带着他们爬上停在厂门口的一辆卡车，飞速地开往乌鲁木齐，乘火车押送回原籍。
至于因为什么问题，当时我们都不得而知。
后来略知一二，如潘云年纪轻轻，高中辍学回乡生产，在干活中曾与生产队长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由川北跑到新疆谋生。现队里要求联合加工厂将其押回原籍，交于他们监督改造。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潘云也真的被押回故乡劳动改造去了。后来再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但唐XX被押回“天府之国”，到了家乡几个月后，竟然又跑回联合加工厂，并找厂里算帐。理直气壮地讲他没有问题，当地政府不要，公社又说谁把你送回来的你就找谁去。于是他又跑回新疆，去时一个人，跑回来时却变成两个人，因为他在老家顺便找了个老婆，决心一同“自动支边”，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刚回来厂里不管，他就带着女人一道去厂办公室“泡蘑菇”，死皮赖脸地缠着厂里给他们饭吃，给他安排工作。好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一条明文规定，不让饿死人。最后只好给他们报了户口，又解决了唐的工作。只因为他的出身好是个“贫下中农盲流”，否则，就另当别论了。后被人们传为笑话。
自从潘、唐二人从新疆被押送回原籍后，我们大家忧心忡忡，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紧接着厂保卫科又是紧锣密鼓地对我们进行调查，看来又要对我们采取新的措施了。
一天傍晚，长着落腮胡子，一脸横肉的保卫科齐干事跑到我们单身宿舍，找我去保卫科谈话。
到了办公室他交给我两张白纸和一支蘸水笔，让我写出来疆之前在口内的所作所为。然后他将门带死，把我关在里面转身离去。此时机关已经下班，其它房间黑灯瞎火，一片寂静，我突然感觉到这不是保卫科在关我的“禁闭”吗？意识到自己要大难临头了。
但是为了说明自己是清白的，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应该主动配合组织上的调查。我只好趴在灯下，伏在桌子上将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自小学到高中二年级辍学十余年的经历，以及后来户口迁移到西安没能落户，乃至如何流浪新疆等等，一五一十地招来，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避免组织上对我误会，而被认为态度不老实，那就更难说清了，从而招来更大的麻烦。当时中国是重视这一套的，不管走到大江南北，还是长城内外都是一样。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楼道里终于响起了脚步声，房门被打开，齐干事进屋里发问：
“你写完了没有？”
“刚写完”。
我将写得密密麻麻的两张纸的材料递给他。
他在灯下看了足足有十几分钟，然后说：“怎么没有把你在学校‘反右’中同情‘右派’的事情写出来？”他脸色难看，态度生硬。
当时我脑袋一懵，有点紧张，这可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问题！回答道：“让我再想一想。”
“你先回去，过两天一定要把它向组织上交待清楚。”
我像一个被释放的犯人，跌跌撞撞地走回宿舍，这时已经过了深夜十二点。
回到宿舍，同屋的工友早已熟睡，鼾声如雷。但我躺在铺上仍然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很乱，思绪万千，想起了我的童年——五二年母亲病故，我成了孤儿，其后孤苦伶仃艰难求学的曲折历程，以及在六零年的饥荒中被迫辍学，便成了一个既无工作又无家可归的无业青年。为了活命，前往西安投奔亲戚，却又不能立足，而从西安形单影只地流浪大西北……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侥幸我由“收容所”来到联合加工厂，但干了不到一年，又凭空冒出祸端——厂保卫科找我谈话，让我交待在五十年代学校“反右”中所犯的同情“右派”的错误。当时同情“右派”就是同情坏人，同情反革命，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就是长一百张嘴也无法说清楚！
我想前想后就是没有想到，在我辍学三年后的母校——亳县二中，曾经担任过我们高中语文教员兼班主任的“恩师”、“秃顶”颜，竟然不顾为师之道，为发泄私愤，再次采取当年学校’反右’中他惯用的伎俩，朝他的学生——一个流落到西北边陲戈壁沙漠中的流浪青年背后射来了毒箭（向我所在单位寄来了诬陷材料）。这支毒箭由淮北平原发出，凭借着“四清”运动的东风，穿越中原、西北五省，西出玉门关，直抵新疆石河子联合加工厂，欲置我于死地。
不久前，厂保卫科不是将潘云与“糖葫芦”押回家乡“天府之国”了吗？这也许就是我的下场。但我的老家在哪里？何处又能容我栖身？我惆怅，我彷惶，一无所措。
难道我真是个“煞星”，就这么晦气吗？不知道还要“煞”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自我出生就因为日军侵华的战乱开始流浪。自幼随母流落重庆，流落南京，流落北平，流落上海，流落福州，流落台湾、流落舟山……而后返回大陆。没过两年母亲病故，我成为孤儿，灾难重重。在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中辍学，户口迁移西安不予落户，过期作废成为一个“黑人”，连活命的口粮供应都没有。无法活命，无法生存，无奈为了谋生我又开始流浪，最后孤注一掷闯新疆，在石河子被“收容”，被农八师联合加工厂招用，才有饭吃，有了一个“窝”。然而仅仅干了不到十个月，现在又要搞什么“四清”（政治清、组织清、历史清、经济清）。很有可能在这次运动还没有全面开展的时候，我们有一部分人就会被清理。厂保卫科今天不是已经找我谈话了吗？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别人被押回原籍还有个家，如果我被押送回口里，我的家又在哪里？何处又能收留我？我也可能再次流浪，但又能流浪到哪里去呢？此地虽距边境只有几百公里，但我无心去做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还能脱离地球吗？飞向月宫，又唯恐高处不胜寒！
这时我又想起了那首我爱听而又不敢多听的歌曲：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何方？
为什么流浪在他乡？
流浪，流浪，流浪，
…………………………………
每当我听到这支歌的时候，就会引起我的悲伤，它那动听而又凄凉的曲调，更会让我热泪盈眶……
想来想去新疆之大，仍然是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最后我又一想，你想得再多又有何用呢？因为当时何去何从都不是由自己所能决定的。
末了我又学起了阿Q“妈妈的，今朝有酒今朝醉，那管明日喝凉水。”
于是就迷迷乎乎地进入了梦乡。
—：//。。
第二十六章 再次受挫 下放农场（一）
更新时间2011…8…13 18：31：48 字数：4097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曾去过新疆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边的兵团农场连队，在那里接受劳动锻炼……
第一节
一九六四年的春天，“清明节”刚过，一天早上联合加工厂的政治部门十分忙碌。保卫科和劳资科在基层单位的配合下，开始采取了本人既不知晓又无思想准备的清理行动。
突然有人走进我们的单身宿舍（一座三层楼），通知我和张虎立即收拾铺盖，带上自己的东西前往厂大门集合。
我们二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卷来到厂门口，马上被送上装有半车麸皮麻包的卡车上。此时车上已经坐有山东籍的姜“胖子”和一个叫季永利的小伙子，以及王“空军”、李“海军”等人，他们比我们先到了一步。大家坐在车上神情颓丧，呆如木鸡，一句话也不说。没想到先前我们这些“收容所”的难友们，来联合加工厂干了还不到十个月，就被扫地出门，又在此同乘一辆车并被押送离开石河子。
去年夏天在繁忙季节厂里缺少劳力，把我们从“收容所”里招来干活，而到来年春天活闲时就把一部份人给批发掉，此种做法确实让人有种卸磨杀驴的感觉。
至于现在厂里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对我们怎么个处理？我们一概不知。
这是组织机密，绝对不允许泄露，厂里又担心时间长了我们知道一些实情，会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故而在今天早晨对我们采取了突击行动。
直至后来才知道，此次被“清理”的人员中我们搬运排的人占了大多数，尤其是去年夏天联合加工厂从“收容所”招来的我们这些来路不明，身份不清的“自流”人员，更是理所当然的首当其冲，竟然超过这次下放人员的三分之二。另外，还有其它车间的工人，或因政治、或因其家庭成员历史复杂而受牵连，以及当时被人们认为不加强政治学习，不注重思想改造，沾染上了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气，在谈恋爱中控制不住自己，把握不住“关”，竟然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造成未婚先孕严重后果的，要是男女都是本厂的职工，二人就一齐被下放到农场；但对自己厂的女工也绝不可能轻易放过，为此联合加工厂就有两名女工被下放到农八师一四三团三分场某连，挺着大肚子去支农……
前面几辆车已拉着人走了，剩下两辆包括我们乘坐的卡车正在发动准备上路。此时正值上班时间，招来了不少职工驻足观看。中国人历来就有爱看热闹的习惯，当时有的议论，有的指指点点，不知他们是同情？还是幸灾乐祸？一时让我们难以摸透众人的复杂心态。
我们在车上已是非常难堪，但又无法逃避眼前的现实，只好硬着头皮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任人欣赏。没料到在我们即将离开联合加工厂的时候，还会这么地吸引人，竟然产生出了有点像阿Q最后走向刑场的那种轰动效应……
汽车终于开出了厂大门，行驶在仍有残留冰雪的马路上，经过八一造纸厂、八一糖厂向西朝着乌伊公路开去。
四月上旬，正是口内桃红柳绿，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风将度玉门关。但是东径86度，北纬44。5度，地处玉门以西一千多公里的新疆石河子，此时还是一派天寒地冻的晚冬景象——虽然白天有时化雪，但是一到夜晚又要上冻；如果西伯利亚的寒潮再次袭来，将是西北风呼啸，鹅毛大雪飘飘，山河大地顿时又会变成银装素裹的世界。
我们的车开出石河子，沿着乌伊公路向西行驶，这时天空灰暗，迷雾蒙蒙，视线模糊，分不清哪是田野，哪是戈壁，给人一种晚冬残雪的凄凉感觉！公路两边一排排瘦柳、白杨、沙枣、黑榆酷似列队两旁的士兵，高举着光秃秃的树叉，像是拿着使用了多年的扫把，在风中不停的横扫着天空。
厂里派出“护送”我们的两个人，自他们坐进驾驶室里途中再没出来，我们十几个被联合加工厂清理出厂的“盲流”分乘两辆卡车冒着寒风，一路颠簸，忐忑不安地从在车上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过了半个小时，汽车跑到农八师一四三团团部门口，车子在此根本就没有停留，一晃而过。跨过一座水泥桥，继续向西行驶，来到一个叫三道河子的东边叉路口，汽车下了乌伊公路，驶上一条破烂不堪的土路，沿着一条大渠，朝着东北方向，向准噶尔盆地的腹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开去。
卡车在土路上行驶，途中经过一处骑兵连的营地和一个老乡庄子，这里还有房屋、树木和一些积雪残留的田地，可以看到马匹、牛羊、炊烟和一些人们生活的踪迹。再往里走路况越来越差，土地沙化严重，有的地方泛起白碱，一片荒凉！
我们的车又跑了几十分钟，突然前面出现了几间平房，形似一个荒原古道上的客栈。汽车来到这里由此下路，从土屋的西边又向北开去。越向北越是洪荒，这里既没草也没有树，偶尔看到沙地里长着几棵骆驼刺。
破卡车艰难地在沙包窝里挪动，发动机使劲地轰鸣，屁股冒着黑烟，左右摇摆，上下颠簸，形同一个哮喘病人在沙包窝里跳起“芭蕾舞”。可惨了我们坐在车上的十几个“盲流”，一路风霜地颠簸，已经颠得我们几乎散了架子，四肢麻木，头昏脑胀，直想呕吐，偏偏这个时候汽车又像疯子一样乱撞，让人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同时又担心这破卡车随时都有息为抛锚的可能，如果这样情况会更糟，把我们扔到这荒沙野外，到那时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我们挤在车厢的前部，相互靠在一起，背靠背地簇拥成一堆，以此增加点体温抵御荒野上的冷风……
突然卡车加大油门，轰鸣着向前冲去，好像快要断气病人的回光返照，吼叫着又往前猛跑了几公里，驶到一道断崖前戛然而止，这次是彻底地闭气了。
这时驾驶门被打开，从里面跳下来“护送”我们的两个人，冲着车厢高喊：
“到了！下车”
“到了，这是到哪里了？”我们在车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就是你们来这里支农的连队。”两位同志在不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