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没想到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其次，我们不能因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而否定考试制度本身。前文《考试能力是现代人生存的基本素质》中已经说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并非封建糟粕，而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选拔形式。说句笑话，咱们的高考还只是全国统一考试（现在都不统一了），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则是全球统一考试，不分国家、民族、种族、母语都用同一张卷，考一次收费175美元，比咱们“酷”多了。GRE满分2400，中国学生没有2200很难申请到奖学金，低于2000则很难获得入学资格。
第16节：高考与科举制度
第三，高考与科举制度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目的上都和科举有着本质的区别。
高考的形式远比科举考试灵活多样。在形式上唯一和科举还有点象的就是语文作文，但从99年语文作文改革以后，这种最后的类似也消失了。99年以前的作文，严格的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大文体，每种文体都有相对固定的模式，题目也往往和思想政治联系起来，多少保留了一些“八股取士”的痕迹。现在则通通改为文体不限，提倡个性化表达，题目新颖，不再涉及政治问题，真正成为了考察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思维扩展能力的题目。与禁锢思想、死板僵硬的八股文毫无共同之处了。
高考与科举在内容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用罗嗦。我很难认同一个能同时把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学好的人，会在知识结构上存在多大缺陷，会符合前文所引徐灵胎诗中所写的“可知道三传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
不过，二者的本质差别还不在于此。
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行政管理人才，其主要弊端是通过对文学水平的考察来断定一个人的行政管理能力，可谓南其辕而北其辄。高考的实质，是对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分配。高考成功者只是可以享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并不限定个人的发展方向……重点本科、一般本科、专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基本相同。通过科举的人唯一出路是做官，通过高考的人则拥有现代社会所有的发展可能。这种从一到多的飞跃，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大家可以想象，一道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而另一道有上百个选项可以随意选择，这两道选择题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还能不能说“反正都是选择题，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高考成绩主要说明：你的基础知识学得不错，有进一步深造的能力。它根本没有为国家选拔官员的目的……这个目的其实和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更接近一些。高中学的、高考考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基础知识，并非实用知识，如果你高中读完不再继续学习，这些东西确实没有多大用处。但这些知识进一步深化，就非常有实用价值了：
进入大学以后细分专业，学机械学建筑的，以高中物理知识为基础，四年之后就可以设计图纸用来造机械造房屋了；学医药学生物，以高中化学为基础，毕业之后就可以治病救人甚至研发新药了；学地质的，以高中地理知识为基础，四年之后就可以探索矿藏，为国家勘探煤炭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学英语的，大学毕业后日常的读、写、说便没有什么问题了；学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的，以高中的文科知识以及数学知识为基础，大学毕业以后便可以代理诉讼、为企业为国家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反之，如果没有高中的知识为基础，要能够在四年内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一本书《最高命运》是我大四毕业时写的，16万字7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内容涉及五个国家不同时代的历史，高三毕业的时候，无论文字功底、历史功底、政治学功底都差的远，写出来的东西甚至够不上在校级刊物发表的资格。但如果没有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基础，没有高中政治关于国体政体方面的知识，没有高中语文的遣词造句（看似简单实则玄妙无穷）、古文阅读方面的训练，再过四年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讲到这里，我插一点我对高考作文改革的看法。有人，应该说有不少人认为，作文成绩在高考语文总分中的比例太低，需要增加，甚至整个高考语文就考一篇作文。这种创意听起来很人性化，也很“罗曼蒂克”。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与高考的目的相悖。
高考的目的不在于选拔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而在于对一个人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做出评估，再以此为依据分配高等教育资源。高中语文学习的基础能力是多方面的，写作仅仅是一个方面。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将来以写作为生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语法基础、文学常识、阅读能力比写作能力更重要。他们可能从事各种与写作无关的职业，但打下深厚的阅读基础、包括古文阅读基础，能够在工作中高效率的阅读书信文件，平时浏览报刊杂志，在茶余饭后读一些散文、历史陶冶性情，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才是大众化的语文教学最主要的目的。仅就写作能力而论，日常生活中的写作无非个人信件、总结汇报之类，能够写得清楚明白足矣，用不着文采斐然、旁征博引。
有人说一篇作文完全可以反映其字、词、句、阅读、表达各方面的能力，不知道说这个话的人参加过高考阅卷没有，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严重违反人力资源评估的基本原理。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是两方面的，既要考虑被评估者的表达程度，也要考虑评估者的接受程度。就算作文能反映各种语文素质，评卷老师流水作业式的批改能够把这些素质正确的评价出来吗？根本不可能。对一篇文章的“好”与“坏”做出评价都往往会在众人中争论不休，要在十几分钟之内做出从0到150的一百五十个等级的判断，还要区分五六种语文素质，只能昧着良心乱来了。作文评分的主观性太大，通过一篇150分的作文对学生能力的评估所产生的偏差将大得难以令人接受。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考场作文的水平都是很低的，与真正的“文学创作”没什么关系。科举考了一千多年，没有出过一篇为后世称道的文章。科举状元中后来真正成为大文豪的也就那么四五个。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要是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参加科举，写出来的东西也必定很丢人。”我看过那些炒得很火的所谓“满分作文”，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由此可知，作文占150分，将既不能准确考察一个人的语文基本素质，也不能准确考察一个人的写作水平和写作潜力，纯粹是“文学浪漫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空想。其实想一想，当初科举用文学的方式选拔行政人员，何尝没有某些“儒学浪漫主义者”的“功劳”。历史上很多好的理想，最终变为罪恶，其原因也大抵相仿吧。
第17节：高考考的是基础知识
还有人爱用“钱钟书考清华数学考了0分，语文考了满分”来论证现行高考制度不合理。其实这也可以用“高考考试形式与考试目的”的观点来反驳：高考考的是基础知识，为社会挑选合格的人才，而不负责发现天才……天才不应也不能通过考试筛选。现代教育是一种“平民化教育”而非“精英化教育”，中国历史上出了多少钱钟书似的大文豪，但真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难道是靠这样几个文化精英吗？显然不是，而是靠全民族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啊。
而且，钱钟书数学考了0分，语文考了满分，是不是说凡是数学考0分语文考满分的人就能成为钱钟书？显然不是。钱钟书最后进入了清华，是不是说如果他不进清华就不能取得后来的成就？我觉得象他这样的天才人物，在哪里都是一样，说不定因为考试落榜受了刺激，从此更加发奋治学，成就更高也未可知。总之，要找几个天才的例子来反对高考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只是这样的例外实际上毫无意义。
言归正传。高考与科举最根本的差异在于：高考不存在考试形式与考试目的严重错位的情况。它选的是“可塑之才”，而非“可用之才”，所以考的是“基础知识”，而非“实用技能”。高中学的知识有用，高考考的东西也有用，只是这个“用”不能马上“转化为生产力”，而是在为更深入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们不仅是在“为了考试而考试”，同时也在学习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高中的学习不论从“高考取胜”还是“学以致用”方面来讲，都是很有价值的。
二、高考是能力的考试
高考是能力的考试，而且是很多种综合能力的考试。
德育的“缺位”不能归责于高考，高考也不应该试图去评价考生的道德水准。
一个人要想在高考中考高分，单纯死读书是不行的。高分的背后，除了知识基础扎实外，还隐藏着以下这些才能：
1．专心致志，能排除干扰专心学习
2．持之以恒
3．有较高的自制力
4．能够为了一个目标付出精力和汗水
5．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能够理解众多知识点并把握其内在联系
6．能够有效利用自己的时间
7．在面对考验的时候能够保持心态平稳
有一种说法十分的流行，就是说古往今来成大事者，读书的时候考试肯定不能前三名，或者说前三名都成不了大事。我不知道是谁先总结出来的“规律”，总之这种说法可以说是谬种流传、祸害匪浅，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两个例子，一个是克林顿，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学校的前三名，什么各种各样的奖学金、优秀学生的评选等没有一次捺下过。还有一个是叶利钦，他在自传中就说自己的成绩一进十分优秀，从小学到中学只有一次考试有一门课不是拿的5分，还是因为和老师闹矛盾被故意扣的，现在想起来都懊悔不已。他后来这样教育成绩优秀的孙子：“只要不是5分就不能算是好成绩。”既然拿了那么多满分，那至少也是并列第一吧。这两个人，两个总统，两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最有权力男人，都是学习的时候名列前三名的人，不知他们在私下会唔的时候有没交流过“学习心得”。普京是不是前三名难以考证，但他确实是圣彼得堡大学的高材生。在苏联时代，只有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都最优秀的大学生才可能被选入克格勃。被克格勃录用以后，还没毕业就直接分了一套房一辆车。
与前面的论调相比，还有一个引起了更加严重误解的说法，叫“高分低能”。
咱们的汉语表达讲究简明精练，不像英语那么讲究语法和句子结构，很多连接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