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83部分

等到唐军最高统帅部得到消息，土山早已变成了高丽人手中的一座坚固堡垒。

李世民的肺都快气炸了，马上把玩忽职守的将领傅伏爱拖出去砍了脑袋，然后对所有将领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土山！

接下来的三个昼夜里，一波接一波的唐军士兵对这块弹丸之地发起了不间断的攻击，而高丽军队也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谁都知道这座土山的重要性。唐军只要将其夺回，安市城立马玩完；而高丽人只要拼死守住，安市城就能高枕无忧。

所以，双方都倾尽全力、志在必得！

这三个昼夜简直成了一场噩梦。双方在小小的土山上扔下了无数具尸体，鲜血染红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然而，整整三天过去了，土山依然牢牢控制在高丽人的手中。

此时已经接近九月下旬，从唐军围攻安市城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漫山遍野的草木都已枯黄，刺骨的北风在耳旁呼啸，而唐军将士们仍然穿着单薄的夏装，粮草也已逐渐告罄。

看来，这场战是无论如何也打不下去了。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漠北的局势也在此时骤然紧张起来。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已于九月初七病殁，他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后，开始蠢蠢欲动，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河套地区。

所有情况都表明：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都只能立刻从高丽撤兵，别无选择！

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日，李世民神色黯然地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整个撤军行动是有条不紊的。李世民先是下令将辽州、盖州、岩州的所有居民迁往国内，然后在安市城下摆出了一个盛大的军容，让各军结成整齐雄壮的方阵缓缓而退。

要来，唐军就来得雄赳赳、气昂昂。

要走，唐军也要走得从从容容，体体面面！

安市城主站在千疮百孔的城墙上，望着唐军渐行渐远的旌旗和队伍，用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遥拜送别。

而李世民对安市城主坚毅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极为嘉许，在临走前特意赐给了他一百匹绸缎，勉励他这种忠君卫国的行为。

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

在战场上，他们是你死我亡的对手；可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却都能够以一种罕见的真诚，向对方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西方，这或许就叫骑士风度。而在东方，这就叫英雄惜英雄！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懂得欣赏自己的对手。

李世民绝对不会料到，此次亲征高丽，竟然会以势如破竹的胜利开场，而以万般无奈的撤兵告终。

在这片辽东的土地上，此刻的李世民与三十三年前的杨广一样，播下的是信心和希望的种子，收获的却是沮丧和失败的果实。

两代帝王踌躇满志地亲征高丽，却遭遇了如出一辙的历史命运。

李世民顿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之感。就在班师途中，他忍不住仰天长叹：“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虽然此次亲征，李世民和杨广一样，未能达到讨平高丽的战略目的，但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李世民与杨广的所得所失却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二者付出的代价不同。

杨广第一次亲征高丽就出动了一百多万大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几乎一下子就拖垮了国家财政。而且，隋军在交战中也付出了大量的伤亡和损失，前面的多次战斗暂且不论，仅宇文述最后一次长途奔袭率领的三十万五千人，在撤至萨水时一次就损失了三十万两千三百人，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丧失的武器、装备、辎重更是数以亿计。

回头来看李世民的亲征，唐军出动的总兵力不过十几万人，仅是隋军的十分之一，而且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军在这场战争中的阵亡人数总共才区区两千人。虽然这个数字非常值得怀疑，可即便给它后面加上一个零，算它两万人，跟隋军比起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次，二者取得的战果不同。

杨广一征高丽时，仅在辽东城下就被拖了整整三个月，始终不能前进半步。后来虽说宇文述绕过辽东直趋平壤，却是中了高丽人的诱敌深入之计，最后全军覆没，根本不足为训；此外，来护儿的水军虽也曾一度攻入平壤，但结果也是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相反，唐军在这场战争中却几乎横扫了整个辽东地区，先后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池，后来虽因撤军而放弃，但却将辽州、盖州、岩州的七万居民迁入中国，使得高丽在辽东经营已久的几大军事重镇一朝空虚，变成了荒城和死城。此外，唐军前后共斩获四万余颗首级，仅驻跸山一战就将高延寿的十五万大军彻底击溃，极大地歼灭了高丽军队的有生力量；后来虽然释放了大量战俘，但却将其中训练有素的三千五百名军官悉数遣回中国任职，获得了一笔无形的军事财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李世民和杨广从失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截然不同。

虽然二者从高丽撤军后，沮丧的心情是一样的，二征高丽的决心也是一样的，但是杨广却并未从失败中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东征时，他照例拉出了一百万人的大军，也照例命宇文述绕过辽东奔袭平壤，自己又照例在辽东城下埋头攻打了两个月，一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模样。后来虽说想出了一招堆筑“布袋大道”的主意（与唐军“修筑土山”可谓异曲同工），可毕竟只是小小的战术改变，对于整场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杨玄感叛乱一爆发，杨广就不得不匆匆撤军，使得二征高丽无果而终，属于典型的在一颗石头上绊倒两次的搞笑之举。

反观李世民，亲征高丽的失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也让他终于找出了失败的症结，那就是——忽视了海军在运输补给和迂回机动方面应该发挥的巨大作用。

此次东征，李世民虽然也派出了一支由张亮率领的四万人的海军，其在海陆总兵力中的比例并不算低，但是综观这支海军在整场战争中的表现，实在有点不尽如人意。除了在前期攻下一座卑沙城，在后期与陆军遥相呼应、协攻安市南部的建安城之外，唯一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军事行动就是——海军曾派出一支偏师，由丘孝忠率领直接开到了鸭绿江口。可他们到底去干什么史书却语焉不详，据说只是去“耀兵”了一下，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去执行了一次侦察任务，刺探高丽军队在鸭绿江至平壤一线的布防情况。

由上可知，张亮的这支海军在此次东征中实在没发挥什么重要作用。这其中除了张亮本人的能力确实有限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李世民的战略思想有问题——

他压根就没想让海军担任什么重要任务，顶多就是让他们在辽东半岛给陆军敲敲边鼓、唱唱配角而已！

虽然李世民在战前也曾派人将河南诸州的粮草运往莱州军港，也让海军承担了一部分运输任务，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够，仍然只是陆地运输线的补充而已，大部分的粮食补给还是由河北诸州运到辽东边境的怀远镇。

在这里，李世民犯了一个和杨广一模一样的错误——过于倚重陆上的运输线！

所以，当战争中好几次出现是否绕道的争议时，李世民最大的顾虑就是陆地补给线被后方的高丽军队切断，就像当年的宇文述绕道奔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后方粮草供应不上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战争的成败与否，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要绕过辽东。

对于这次东征高丽，后世论者大多认为如果采用李道宗等人的建议，跨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唐军就有可能出奇制胜。

然而，这实在是忘记历史教训的迂阔之谈。当年的杨广不就派大军绕过去了吗？可结果还不是全军覆没？

所以，现在的李世民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也根本不是没有采用绕道计划。

假如李世民真的绕过去了，说不定结局会更惨，或许连保存有生力量、体体面面地退兵都不可能。

无论是当年杨广的三征三败，还是如今李世民的功亏一篑，其共同的原因只有一个——忽视海军！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高丽班师后，李世民的目光就锁定了海军。

他决定建设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九月，李世民下诏，命“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上（李世民）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七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大军东征，后方必须储备一年以上的粮草。而这么大的运输量很难由陆路的“畜乘”单独承担，所以，应该开辟一条海上运输线，以“舟舰”来承担主要的后勤补给工作。

这就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取得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

对于杨广来说，失败只会让他疯狂，让他加速走向灭亡；而对于李世民来说，失败却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战争经验，提升了他的军事智慧。

虽然天不假年，上苍没有给李世民更多的时间去亲手征服高丽，但是在第一次东征失败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无论是李世民晚年对高丽发动的一系列骚扰战，还是在后来唐高宗征服朝鲜半岛的一系列战争中，由李世民晚年所建立的强大海军，在运输补给、迂回机动、与陆军协同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单兵种作战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

正是李世民深刻汲取了高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得唐帝国能够在高宗之世平定高丽和百济，并进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最终虽亡于高宗之世，可又何尝不是亡于太宗之手呢？

【贞观的黄昏】

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帝国的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然而，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

在这二十三年里，前期的李世民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其政风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大约从贞观十年起，贞观政治就已出现“渐不克终”的景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太宗李世民身上渐露端倪的拒谏和骄逸之风，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李世民听说后，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

房玄龄和高士廉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魏徵在旁边一看，忍不住发话了：“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房玄龄他们，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何以谢罪。臣只知道，房玄龄他们是陛下的股肱耳目，于朝野上下的事情岂有不应该知道的？如果北门的工程应该兴建，他们当辅佐陛下完成；如果不应该建，就请陛下马上停工。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理所当然，不知陛下何罪而责，更不知他们何罪而谢！”

面对魏徵的铁齿铜牙，李世民顿时没了脾气，只好面露愧色，一言不发。

从这件小事情，就足以见出贞观后期的李世民实在是大不如前，而贞观的政风也已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东征高丽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由于“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嫔妃徐惠也忍不住上疏规谏：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