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66部分

7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本人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食遣使来唐共达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后来又从这里传入了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唐朝后期，火药的主要成分——硝，也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也对唐朝产生了一定影响。阿拉伯的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而其外科医术就是在这时候传入了中国。

7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当时许多波斯商人也流亡到了唐朝，纷纷在中国落户。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开设的“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通过贸易活动，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而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也传入了波斯。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在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的戒日王征服了五天竺，统一了印度半岛，随即遣使与唐通好。从此，天竺与唐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纻丝、色绢、瓷器、铜钱；从天竺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据说学成归国后制出的糖，其颜色和味道比印度原产的还好。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分。

唐初，在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来。高宗时期，唐朝先后出兵平定了百济和高丽，新罗遂于公元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与唐朝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品的首位。他们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新罗人。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中举后就留在唐朝为官。

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罗就相继设立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据《唐律》改订了《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带回了茶叶种子，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有唐一朝，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无比向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过上“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26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计19次，其中实际到达长安为15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可从8世纪初起，人数已多达550人以上。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絁等贵重礼品。唐朝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团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中国大乘佛教的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而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于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诣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他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其时已经年近七旬，双目失明，可他不仅将中国佛教的律宗传到了日本，而且还向日本人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各种知识。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葬在了招提寺。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藤原京，此后又于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等，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纹饰也和唐朝如出一辙。

基本上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京城俨然就是山寨版的长安。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唐朝与南亚的林邑（越南）、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尼婆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的吐火罗（阿富汗）等国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外交往来。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欧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如八面来风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正是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的唐朝，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博大、最宽容、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

这就叫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舌辨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

公元642年，五天竺的最高领袖戒日王向当时的印度全境发布了一道敕命——他要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无遮大会，即大型的佛教经义辩论会。会议邀请了十八个国王，还有各国的大小乘佛教僧人三千多人、著名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的僧人一千余人以及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的僧人两千余人，几乎集中了当时五天竺的所有政治和宗教精英。

而邀请这些人与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与一个来自中国的僧人进行自由辩论。

大会正式举行那天，整座曲女城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锣鼓喧天。除了被邀请的代表外，云集于此的还有各国的大臣、卫兵、侍从以及慕名而来的社会各界人士。会场内外“或象或舆，或幢或幡，各自围绕……若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场面之盛大隆重可谓前所未有，百年不遇。

人们纷涌进入会场后，看见高坛的宝床上静静地坐着一个面目清癯、肤色白皙的僧人，在会场的门楼前高悬着两部用大字书写的大乘佛教论著——《会宗论》和《制恶见论》。

这位僧人就是论主，他写的这两部论著就是本次大会的论题。与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就这两部论著的任何一个论点提出质疑，进行辩论和驳难。戒日王命人在会场前高声宣布：大会为时十八天；在此期间，任何人只要能从这两部论著中找出一个字不合义理，并且将论主驳倒，这个中国僧人就要当场被砍掉脑袋，向众人谢罪！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学识、智慧和辩才充满自信，绝不敢做出如此承诺，夸下如此海口。

可是，这个中国僧人真有那么厉害吗？

要知道，在座的这些人绝非等闲之辈——“诸贤并博蕴文义，富瞻辩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就是说，五天竺最有学问、最有智慧、对佛法造诣最为精深的人都在这里了，难道以他们多年的修行和深厚的学养，果真挑不出这个中国僧人一个字的毛病？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在这十八天里，不断有人站出来挑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进行了激烈的辩难。而这个中国僧人却始终神色自若，从容应对，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最后，挑战者无不理屈词穷，一一败下阵来。到大会结束时，确实没有一个人能攻破他的学说，驳倒他的立论。与会的众多高僧大德无不心服口服，对这个中国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戒日王非常高兴，当即赐给他大量的金银和法衣，在场的十八个国王也纷纷供养各种珍宝。按照印度惯例，无遮大会得胜的论主可以乘坐璎珞庄严的大象游行于各地，接受人们的礼敬和瞻仰。可对于这些赏赐、供养和尊贵的礼遇，这个中国僧人全都婉言谢绝了。

本来人们对这位精通三藏、智慧如海的法师已经敬佩不已，而此刻他对名利的这种淡泊超然的态度越发赢得人们的崇敬。他的美名随后就传遍了五天竺，大乘僧众盛赞他为“大乘天”，小乘僧众尊称他为“解脱天”。

这位来自东土大唐、名震五天竺并最终在世界佛教史上写下辉煌一页的中国僧人，就是玄奘。

玄奘，俗姓陈，名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世称“唐三藏”。“三藏”是指佛教的经藏、律藏、论藏；此称号意谓对佛教典籍的精通，只是一种泛用的尊称，并非玄奘专名。玄奘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玄奘生年多有异说，此处从梁启超之说）。其祖上历代为官，父陈惠曾任隋朝江陵县令，后辞官归隐，潜心儒学。

玄奘十一岁时，跟随他的二兄、已出家的长捷法师进入洛阳净土寺修学佛法，不久便熟习《法华经》、《维摩经》。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旨到洛阳度僧，年仅十三岁的玄奘闻讯前往。素有“知士之鉴”的郑善果见其容貌俊逸、器宇不凡，就问他是否想出家，玄奘说是。郑善果又问他为何出家，他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大为赞叹，对身边的人说：“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当时玄奘的年龄尚幼，本来是不能出家的，可郑善果却破格录取了他，将年少的玄奘剃度为僧。

郑善果预料到这个少年终将成为“释门伟器”、一代高僧，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自己此刻的这个决定竟然会深刻影响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的历史。

玄奘出家后，很快就精通了《大涅槃经》、《摄大乘论》等重要的大乘经论。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天下分崩离析，熊熊战火燃遍中原，洛阳更是首当其冲。为了躲避战乱，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深造，玄奘离开洛阳，前往天下的名山大寺参学，先是到了成都，后来又辗转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于贞观元年来到长安。

将近十年间，玄奘遍访名师，究通各家，此时已成为备受赞誉的一介高僧。但是在多年参学的过程中，玄奘逐渐发现众多名师对佛法的理解异说纷纭，歧义互见，而考诸现有各种佛典译本，却又颇多矛盾抵牾之处，令人无所适从，于是萌生了前往印度求取更多佛学原典，尤其是大乘经典的强烈愿望。

恰逢当时中天竺的僧人波颇密多罗来到长安，向他介绍了著名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的学术规模以及天竺高僧、该寺住持戒贤法师弘讲《瑜伽师地论》的盛况，更加坚定了玄奘西行的决心。他立即向朝廷上表，要求出境前往天竺。可由于当时出国之禁甚严，他的申请被驳回了，但是玄奘始终没有放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的决心和信念，一直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长安和关东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霜灾和饥荒，朝廷同意灾民可以前往各地自谋生路，玄奘意识到时机成熟，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混在难民队伍中偷越国境，西行求法。（玄奘西行的时间，普遍认为是贞观三年，此处依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元年。）

此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出发的这一刻，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