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196部分

数日后，安禄山特使抵达范阳，秘密绞死了贾循，而且屠杀了他的所有族人。马燧风闻贾循被杀，慌忙逃出范阳，躲进了西山，被一个隐士收留，就此逃过一劫。

这个大难不死的马燧，后来成了德宗一朝的著名将领，在捍卫李唐社稷、平定藩镇之乱的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功勋。

安禄山诛杀贾循后，命部将牛廷玠执掌范阳军务，同时又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给了驻留河北的骁将史思明，一道给了驻守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的大将蔡希德，命前者率步骑万人南下，命后者率精兵万人北上，目标是同一个——围攻常山。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气急败坏，一下子打出史思明和蔡希德这两张王牌，显然是因为颜杲卿和颜真卿在他后院点燃的这把火确实烧痛了他。

不赶紧将这把火扑灭，安禄山唯恐自己的老巢随时有被焚毁的危险。霸业新举，宏图初展，范阳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呢？尤其是在安禄山正准备登基称帝的这一刻，范阳更不能出任何问题！

【临危受命：郭子仪和李光弼】

公元756年阴历正月初一，安禄山在东京洛阳举行了登基大典，自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同时任命了文武百官，正式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

就在安禄山黄袍加身的这个时候，史思明和蔡希德也已经完成了对常山的合围。

小小的常山，能挡得住两万燕军铁骑的进攻吗？

此时，距颜杲卿诱杀燕将李钦凑、起兵反抗安禄山才只有八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颜杲卿根本来不及对常山的防御工事进行加固。也就是说，在燕军的日夜猛攻之下，常山城危在旦夕，随时可能被攻陷。

颜杲卿一边率众登城拒战，一边派人突围而出，自井陉口奔赴太原，向兵精粮足的太原尹王承业送去了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从太原到常山大约只有四百里路，如果派出一支轻骑兵昼夜急进，不出三天便可抵达常山，就算不能马上解除常山之围，至少也能削弱燕军的进攻力度，为后续援军的到达赢得时间。

然而，让颜杲卿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王承业居然按兵不动，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颜杲卿当然不会想到，王承业正眼巴巴地盼着他早点死……

早在常山被围之前，颜杲卿就派儿子颜泉明和部下张通幽等人，携李钦凑首级（同时押解何千年、高邈）入朝奏功，途经太原时，张通幽打算投靠位高权重的王承业，就向他献计，让他暂时扣留颜泉明，再写一道奏表，把诱杀李钦凑，俘获何千年、高邈的功劳据为己有，然后另行遣使入朝，向天子邀功请赏。

王承业深以为然，当即依计而行。玄宗得到献俘后，大喜过望，旋即“拜承业羽林大将军，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数”。（《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王承业偷了颜杲卿的功劳，难免做贼心虚。所以，当他听到常山被围的消息后，非但不可能出手相救，反而只会盼着颜杲卿赶紧城破身死。道理很简单，颜杲卿要是不死，迟早有一天会揭发王承业的“窃功”之罪，如今燕军恰好跑来帮他杀人灭口，王承业当然乐得作壁上观了，又怎么可能去救颜杲卿呢？

常山的命运就此注定。

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颜杲卿仍旧率众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正月初八，终于城破被俘。史思明和蔡希德入城后，纵兵屠杀常山军民，前后共杀了一万多人，随后将颜杲卿和袁履谦押往洛阳。

就在常山陷落的几天前，玄宗意外得知了“献俘”的真相（窃功邀赏、见死不救的王承业半年后就被玄宗派人诛杀了），赶紧擢升颜杲卿为卫尉卿兼御史大夫，擢升袁履谦为常山太守。然而，诏命未及下达，常山就已经落入燕军之手了。

颜杲卿和袁履谦被押到洛阳后，安禄山指着颜杲卿的鼻子狠狠数落，说：“你本来不过是个小小的范阳户曹，是我保举你为判官，没过几年，又让你升到太守之位，我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造我的反？”

颜杲卿怒目圆睁，破口大骂：“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牧羊的一个羯奴，天子一直把你提到了三镇节度使，恩幸无比，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造他的反？我颜氏世代皆为唐臣，禄位皆为朝廷所有，虽受你保荐，岂能跟你一同造反？我为国讨贼，恨不得亲手杀了你，岂能说是‘反’？！臊羯狗，废话少说，赶紧杀了我！”

安禄山气得七窍生烟，立刻命人对颜杲卿和袁履谦施以凌迟之刑。

凌迟，又叫剐刑，俗称“千刀万剐”，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受刑者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地剐下来，但不会马上咽气，而是能清醒地感受到受刑过程中每一丝每一毫的痛苦，可谓惨烈至极，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然而，颜杲卿和袁履谦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他们始终骂不绝口。直到咽气的那一刻，他们的詈骂声才戛然而止。与颜杲卿同日被杀的，还有当初被安禄山扣为人质的多个子侄，以及在常山被俘的许多家眷和族人。据《资治通鉴》称，颜氏一门死于燕军刀斧之下的，前后共有三十余人。

随着常山的陷落和颜杲卿的壮烈殉国，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迅速陷入低潮。史思明和蔡希德挟新胜之威，“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只有饶阳、河间、景城、平原、清河等少数几个郡仍然在坚持抵抗。

随后，史思明等人又率部猛攻饶阳，河间和景城的唐军先后出兵解救，却被史思明一一击溃。

面对燕军骁将史思明的疯狂扫荡，河北官军已无抵御之力，完全有可能被逐一击破。

河北全线告急，玄宗顿时心急如焚。

危难之际，玄宗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长安的北面——朔方与河东。

除了河北、河南的第一战场外，那里是官军与叛军交锋的第二战场。此刻，有一个英勇矫健的身影正活跃在这个战场上。

他就是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

玄宗知道，眼下除了驻守潼关的病恹恹的哥舒翰，能够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人，就只有这个郭子仪了。

郭子仪，华州（今陕西华县）人，生于武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官宦人家出身，其父郭敬之曾历任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史称郭子仪“长六尺余，体貌秀杰”（《旧唐书·郭子仪传》），也就是长得高大威猛、相貌堂堂，几乎天生就是一块军人的料。所以，年轻时代的郭子仪就进京参加了武举考试，结果力拔头筹，以“高等”的成绩登第，旋即被授予左卫长史之职，从此进入帝国军界。

郭子仪入仕后，曾在边疆诸镇辗转担任边关将领，经过长期历练，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郭子仪被擢升为左卫大将军，出任横塞军使。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横塞军改名天德军，郭子仪仍旧担任军使，同时兼任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从郭子仪的履历不难看出，他其实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

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经五十八岁、年近花甲了，论年龄和资历，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老将，可他的职务却只是区区的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也就是说，当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人早已名震朝野、一个个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时候，郭子仪在帝国军界仍然是一个排不上号的人物。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郭子仪有没有资格在史书中被单独列传恐怕都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要作为一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一代名将而永垂史册了。

安史之乱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高仙芝、封常清，还比如稍后的哥舒翰、杨国忠、杨贵妃，以及玄宗李隆基等等……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被改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而由原本的默默无闻、普普通通被最终改得名扬天下、光芒万丈的人物，恐怕就非郭子仪莫属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成为英雄的潜质，否则时代的汹涌大潮一扑过来，非但不能造就你，反而有可能一口吞噬你。

其实，每当巨变的时代大潮来临，被吞噬的苍生千千万万，而被造就的英雄往往只有一个两个。能成为英雄的人，首先要看上苍是否点选了你，其次要看你是否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闽南语歌曲中有一句经典歌词，叫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其实在我看来，“天定”和“打拼”应该五五开，无论哪一方面弱一些，都有可能导致一个英雄的夭折。

而在郭子仪身上，运气和能力似乎被分配得极为均衡、恰到好处，所以他才能在危急存亡之秋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人物，并且还能在日后不被当权者兔死狗烹，把令人艳羡的权力、地位、名望、富贵保持了整整一生，甚至还能泽被后人，惠及子孙。

放眼古今，这样的成功实属绝无仅有。

因此，后世有人把郭子仪称为“福禄寿考，千古一人”，实非过誉之词。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就在安史之乱拉开帷幕的时候，郭子仪的辉煌人生也随之同步开场了。由于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弟，玄宗自然是极不放心，所以第一时间就把安思顺召回了朝廷，转任户部尚书，同时擢升右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兼卫尉卿、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太守，命他率部进入河东战场。

这一年，郭子仪已经五十九岁。

安禄山亲率大军南下的同时，命他的党羽、大同军使高秀岩自驻地（今山西朔州市东）出兵，攻击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以此开辟第二战场，一方面牵制朔方与河东的唐军，一方面自北而南威胁关中。可是，高秀岩刚一出兵就遭到了郭子仪的迎头痛击，不得不缩回老巢，另派部将薛忠义进攻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郭子仪闻报，立刻命左兵马使李光弼、部将仆固怀恩等人率部截击，大破薛忠义军，斩杀叛军骑兵七千人。随后，朔方军又乘胜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克复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并打通了一度被叛军控制的战略要地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

朔方军在河东连战连捷，重挫叛军兵锋，使郭子仪一跃而为朝野上下最为瞩目的将帅。玄宗立刻论功行赏，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

就在河东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常山被史思明攻陷，河北告急，玄宗不得不命郭子仪解除云中之围，主力暂返朔方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南下克复东京，同时让他推荐一名优秀将领，并拨出一部分兵力，令其从井陉关东进，火速驰援饶阳，挽回河北局势。

郭子仪向玄宗推荐的这个人选，就是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二号功臣——李光弼。

李光弼，契丹人，生于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祖辈是契丹酋长，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算起来和安禄山、史思明还是老乡。李光弼的父亲是李楷洛，官至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勇果敢闻名军中。

都说虎父无犬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李光弼从小就“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军界，而且起点颇高，“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旧唐书·李光弼传》）

天宝初年，三十出头的李光弼已经官至朔方都虞候。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对李光弼非常赏识，遂将其纳入麾下，拔擢为河西兵马使。当时，王忠嗣逢人便说：“李光弼这个年轻人，将来必能坐上我的职位。”由于王忠嗣的青睐，加上李光弼本人确实有才，所以他很快就在河西军中声名鹊起，“边上称为名将”。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李光弼又升任河西节度副使，封蓟郡公。成为河西二把手的这一年，李光弼才刚刚四十出头，而大他十余岁的郭子仪此时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横塞军使。换言之，截至天宝中期，李光弼的官职、爵位、名望，其实都已经远在郭子仪之上。如果说郭子仪是大器晚成的典型，那么李光弼则无疑是少年得志的代表。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被所有人都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几年后却突然辞官归隐，一下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让李光弼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呢？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但又很令人费解。

那是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爱李光弼之才，遂奏请朝廷，任他为朔方节度副使、知留后事。安思顺这么做，显然是把李光弼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几年后李光弼就能顺理成章地继任节度使，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因为安思顺太欣赏李光弼，所以在提拔他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想招他做女婿。按理说这本来是好事，当时安禄山还是玄宗的头号宠臣，安思顺自然也跟着沾光，所以，能成为安思顺的乘龙快婿，这对李光弼日后的仕途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但是，李光弼却一口拒绝了。

他不但一口拒绝，而且干脆把安思顺给他的官也一块辞了。

史书没有解释李光弼作出如此反常举动的原因，可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当时，李光弼肯定早有妻室，而安思顺则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做小，所以，他很可能是希望李光弼把原配夫人休掉，再让女儿嫁过去当正室。

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么这桩婚事对李光弼来讲就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舍弃结发妻子，拥抱大好前程；要么舍弃高官厚禄的诱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李光弼最终选择了后者。

这似乎可以说明，在李光弼心目中，道德伦常的分量要比功名利禄重得多。《旧唐书·李光弼传》中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或许可以为我们的上述推测作一个旁证。该传有一句话说：“（光弼）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也就是说，李光弼在为父亲守丧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