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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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 第1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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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海川没敢回家,当天就跑没影了。

这事很快被王鉷得知,他意识到弟弟闯了大祸,立刻派人追查任海川的下落。刺客在离长安不远的冯翊郡追上了任海川,旋即将其灭口。

可王鉷没有料到,知道这件事情的居然不止任海川一人。还有一个叫韦会的朝臣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此事,就在家里面议论。本来韦会在自己家里嚼舌头,王鉷也不会知道。可偏偏这个韦会倒霉,说的话都被一个婢女听了去,婢女马上又把事情告诉了一个相好的佣人。这个佣人平日很不受韦会待见,常对他怀恨在心,现在一听说这事,立马跑去跟王鉷告了密。

王鉷一听,眼睛都直了。真他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且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这个韦会又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宗女儿定安公主之子,也算是皇室成员。

然而,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不采取手段也不行了。王鉷随即找了一个罪名逮捕了韦会,并且当天夜里就派人把他勒死了。

本以为这回总算把屁股擦干净了,可王鉷万万没有料到,这个丧门星王銲马上又给他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

什么娄子?

政变。

王銲居然想发动政变!

这已经不是叫异想天开了,而是叫丧心病狂。

王銲交了一个和他一样脑袋发热的朋友,名叫邢縡,两个人又结交了一些禁军士兵,然后就三天两头在一块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夺取兵权,发动政变,目标是刺杀李林甫、杨国忠、和当时另外一个宰相陈希烈。

没有人知道王銲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也许他是以为,把这三个人干掉,他老哥王鉷就能当上宰相了。可他也不用脑袋想一想,一旦他发动政变,就算成功诛杀了李林甫等三人,可他老哥和他就全都成逆党了,还当什么宰相?如果说他是准备挟持皇帝,号令天下,玩一把曹操模仿秀,可就凭他这几十号人,又怎么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看,王銲准备发动的这场政变都像是小孩子在玩过家家,毫无逻辑,毫无常识,毫无道理!或许我们只能说,这个宝贝王銲和他那帮可爱的哥们,都是用脚趾头在想事情的,若非如此,就是他们的脑袋通通被驴踢了。

精明强干的王鉷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

由于王銲策划的这场阴谋只是过家家的水平,保密性太差,所以未及动手就被人告发了。

这一年四月九日的朝会上,玄宗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告状信交给了王鉷,然后面无表情地下了一道命令,让王鉷亲自带兵,由杨国忠配合,一起去缉拿乱党。

王鉷登时傻眼了。

居然有这样的事?!

可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保住王銲一条小命。王鉷立刻暗中派人通知王銲逃跑,然后故意磨磨蹭蹭地拖到了日暮时分,才和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邢縡慌忙带着几十个党羽突围。他知道这回八成是逃不掉了,情急之下脑袋忽然开了窍,于是一边突围,一边命他的党羽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人。”

很显然,邢縡的目的是想让官兵误以为王鉷和他勾结,因而不敢放手追击,让他有机会逃出生天。

果然,杨国忠一听就中计了。他本来和王鉷就已经势不两立了,眼下王鉷要是真和乱党勾结,那自己岂不是就危险了?!

杨国忠疑心一起,追击的力度自然就弱了。邢縡一帮人且战且退,眼看就要逃之夭夭了,可就在这时候,他们被另一队禁军堵住了去路。

这是高力士率领的四百名飞龙禁军。由于玄宗不放心王鉷,所以特地派高力士前来压阵。至此,邢縡一帮人是插翅难飞了。没两下,邢縡就被砍了脑袋,其他党羽也全部被擒。

杨国忠回宫后,向玄宗汇报了整个经过,最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王鉷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

此时玄宗仍然信任王鉷,就说:“他受了朕那么大的恩遇,没理由参与谋反。”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林甫此刻赶紧发话,也赞同天子的判断,认为王鉷肯定不知道他弟弟的事情。

李林甫之所以力保王鉷,首先当然是为了随顺玄宗,但最重要的是——一旦王鉷就这样被除掉,杨国忠接下来肯定会把目标转向他,所以他必须保住王鉷,让他来制衡杨国忠。

最后,玄宗决定不追究王鉷的责任,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鉷做得漂亮一点,主动上表请求将王銲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他让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鉷。

如果王鉷识相的话,这时候绝对是要就坡下驴、丢卒保帅了,可他居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回了一句让玄宗和李林甫都目瞪口呆的话——我不忍心对亲弟弟下手。

玄宗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你王鉷真的是活腻了!

随后,玄宗立刻命人逮捕了王鉷,让杨国忠取代了他的京兆尹之职,并让杨国忠和陈希烈会审王鉷。

既然是让杨国忠来审,那结果就毫无悬念了。王鉷不但被坐实了谋反罪名,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也都被抖了出来。玄宗旋即下诏,赐王鉷自尽,然后把王銲绑到朝堂上活活打死,党羽全部诛杀;同日,王鉷的两个儿子被流放岭南,数日后就被杀死在了流放路上。后来,有关部门派人查抄王鉷的家产,居然一连数日都清点不完。

王鉷一死,杨国忠就彻底熬出头了。

天宝十一年五月,玄宗把原属王鉷的二十几个职务,如御史大夫、京畿采访使、关中采访使等等,通通给了杨国忠。

不出李林甫所料,杨国忠取代王鉷之后,立刻就把枪口掉过来对准了他。

杨国忠利用王鉷的案子大作文章,指控李林甫和王鉷兄弟暗中勾结,并且和突厥叛将阿布思也有瓜葛。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隙而再度叛回漠北。

为了彻底扳倒李林甫,杨国忠还怂恿陈希烈和哥舒翰一起出面指证。对于杨国忠等人的指控,玄宗当然是不会轻易采信的。可尽管如此,从这个时候开始,玄宗还是逐渐疏远李林甫了,转而把全部的信任和恩宠都给了杨国忠。

至此,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而李林甫也成了他必欲拔除的眼中钉。“国忠贵震天下,始以林甫为仇敌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角斗中,杨国忠很可能会笑到最后。

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李林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这个位极人臣、势倾朝野、主宰帝国政局长达十多年的一代权相,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惧……

【李林甫把自己吓死了】

综观李林甫十九年的宰相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锋芒初露”时期,时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首席宰相的宝座;第二个阶段属于“固权保位”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五年,在此期间,他运用“口蜜腹剑”的高超权术和“罗钳吉网”的高压手段,铲除了一批又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牢牢把持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第三个阶段属于“权势熏天”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天宝五年到天宝十一年。

也就是说,差不多从李适之罢相、陈希烈入相开始,他的权势就逐渐臻于全盛了。

陈希烈,睢阳郡(今河南商丘市)人,由李林甫引荐,于天宝五年四月以门下侍郎衔入相。此人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帝,除此之外毫无过人才干,李林甫以其“柔佞易制,故引以为相”。陈希烈入相后,果然成了牛仙客第二,对李林甫唯命是从,“政事一决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依照旧例,宰相每天在朝堂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下午一点半)才能下班。李林甫此前也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上下班制度,从未迟到早退。并不是说他很敬业,而是因为不待在朝堂上他不放心,怕其他宰相私自揽政,把他架空。可自从天宝五年陈希烈来了以后,李林甫就完全放心了,他给玄宗打了份报告,声称当今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他也不用老是守在朝堂了。

从此,李林甫每天巳时(上午十点)便打道回府,命三省六部将一切军国要务直接送到他府上,然后就在家里办公,把所有文件都批复了,最后再让有关官员拿去给陈希烈过目。当然,陈希烈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在李林甫批复的意见后面签个名字而已,这样就算走完宰相联署办公的法定程序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玄宗对李林甫的宠幸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加封李林甫为开府仪同三司,赐食邑三百户,而且还把京城内外最上等的宅邸、田庄、园林、别墅,以及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大量赏赐给他,“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旧唐书·李林甫传》)

那几年里,李林甫的权势达到了巅峰。凡是没上朝的日子,文武百官都会争先恐后地往他的家里跑,一个个忙着向他请示汇报,以致台省各级主要官员普遍都不在岗,经常只剩下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朝堂上。对此,《旧唐书》评价说,李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天宝六年岁末,临近春节之时,天下各郡县进献的所有贵重贡品先后运抵尚书省,玄宗命文武百官前去参观。可还没等众人看够,玄宗就忽然间大手一挥,命人把贡品全部装车,通通拉到了李林甫的府上。

百官们面面相觑。

原以为皇上叫他们来是要发年终福利的,没成想只是让他们过了一回眼瘾。

这不是拿咱耍着玩吗?皇上,您也忒偏心了吧?

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权倾天下、威风八面,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每一个角落很可能都隐藏着敌人,而且随时会跳出来咬他一口,所以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

他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直到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然后冷冷地窥视着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息……

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忽然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

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会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他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中,所以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连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每天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李林甫或许可以如此宣称:每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在这张床或那张床上,就是在这张床到那张床的路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所以,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玄宗提出了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玄宗闻言大悦,觉得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当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自开元末年以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并纷纷出任边镇节度使,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这其中,除了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外,还有一个即将改写唐朝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就是安禄山了。

在唐玄宗之前,大唐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

这就像三条绑在边帅身上的绳子。有了这三条无形的绳子,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

然而,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亲手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条绳索。

从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如萧嵩、牛仙客、李林甫等),节度使兼统他镇的更是习以为常(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才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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