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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东突厥的第二次叛乱宣告平定。
在这个世界上，凭借勇悍和武力取胜的名将常有，而善于用智慧和谋略克敌的名将则不常有。
裴行俭显然属于后者。
通过这场平叛战争，裴行俭再次向世人展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杰出军事才华，同时也用生动的战例诠释了孙子的那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永隆二年九月末，裴行俭班师凯旋，向朝廷献俘。三天后，朝廷为庆祝此次大捷，改元开耀。
然而，就在改元的次日，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高宗忽然下令，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名东突厥战俘全部押赴长安闹市斩首。
听到这个消息时，裴行俭目瞪口呆。
裴行俭此前曾答应过阿史那伏念，一旦归降就保住他的性命。如今朝廷却背信弃义、公然杀降，这不是令天下人齿冷心寒吗？
更何况，自从贞观初年以来，唐军几乎每一次出征都会带回来一大批高级战俘，而这些人基本上都会被朝廷赦免，并且被授予官爵。最典型的当属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那一次，自颉利可汗以下，东突厥的所有战俘和降将一律受到了大唐的优待，在朝中官居五品以上者共有一百余人，占到朝廷高阶官员的一半。
贞观时代，唐帝国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争中所向披靡、百战百胜，并且赢得周边四夷的尊敬和拥戴，主要就是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所制定的这种怀柔政策。高宗执政前期，朝廷也一直在奉行这种深得人心的宽大政策，所以才能维持帝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可为什么这一次，高宗竟然会一反常态、大开杀戒呢？
裴行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才知道，高宗之所以一反常态，原因是宰相裴炎对他进了谗言。
裴炎是这么对高宗说的：“此次大捷并不是裴行俭的功劳，而是副将程务挺和张虔勖北上进逼阿史那伏念，加上漠北的回纥人向南压迫，阿史那伏念走投无路，这才投降，并不是裴行俭真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
就在裴炎的这几句话中，裴行俭平定东突厥的功劳被一笔勾销。
那么，裴炎为什么要跟裴行俭过不去呢？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裴炎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另外一个人。
谁？
武后。
众所周知，从咸亨年间开始，武后就一直试图与宰相分权，并且处心积虑地向宰相班子渗透自己的势力，像裴炎、薛元超等人就是她一手提拔的。可这些年来，武后的老政敌裴行俭却成了满朝文武中风头最健的人，无论是经略西域、整顿边务、改革吏治还是出征突厥，每一次出手都令人刮目，每一回表现都可圈可点，论其资历、功勋和声望，已经完全具备了拜相的资格，随时有可能入相。
对此，武后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一旦裴行俭拜相，肯定会成为她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她必须未雨绸缪，尽一切可能对他进行打压！
裴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面的。而高宗未经调查，便听信了裴炎的一面之词，认为阿史那伏念并非真心归降，于是断然下达杀降的命令。可怜阿史那伏念这五十多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了大唐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他们被斩的那一天，裴行俭仰天长叹：“浑、浚争功（王浑，西晋大将，因在平吴战争中被部将王浚夺得头功，便愤然与其争功，故而备受后世讥讽），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资治通鉴》卷二○二）
裴行俭的意思是：他不会像小肚鸡肠的王浑那样与自己的部下争功，所以，无论此次大捷的功劳算在谁的头上，他都不会在乎。他唯一担心的只是——大唐如果开了杀降的先例，日后恐怕就无人敢来归附了。
经过这件事，裴行俭颇有些心灰意冷，从此称疾不出，主动淡出了政坛。
就像裴行俭所担心的那样，杀降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二年，亦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春，这种恶果就初步显现出来了——西突厥的一个酋长阿史那车薄率十姓部落发动了叛乱。
危急时刻，高宗再次想起了裴行俭，慌忙任命他为西征军统帅，准备让他率领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人，分兵征讨西突厥。
然而，就在大军即将出征的前夕，一代名将裴行俭就因病去世了，终年六十四岁。
裴行俭的去世，对战事方殷、外患频仍的大唐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平定西突厥的重任，就此落到了裴行俭先前培养起来的一位重要将领、时任安西都护的王方翼身上。
阿史那车薄起兵之后，首先进攻弓月城（今新疆霍城县），王方翼立刻率部驰援，在伊丽水（伊犁河）大破西突厥叛军，斩首千余级。稍后，西突厥的三姓咽面部落（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东）又与阿史那车薄联手，叛军的势力顿时更加强大。
不久，王方翼率部与西突厥联军在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展开了一场大型会战。在激烈的交战中，一支流箭射穿了王方翼的手臂，王方翼用佩刀砍下箭杆，继续与敌人激战，连左右亲兵都不知道他已负伤。
经过热海会战，阿史那车薄充分领教了王方翼的厉害，知道自己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于是想出一计。由于当时王方翼麾下有一部分外族士兵，所以阿史那车薄就暗中派人与他们联络，唆使他们发动兵变，生擒王方翼。
可是，阿史那车薄的小动作并没有瞒过王方翼的眼睛。他随后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把企图发动兵变的那些头目都召集起来，然后又谎称要赏赐财物，让念到名字的人到帐外去领赏。这些人根本没意识到其中有诈，当即兴高采烈地排队出去领赏。而王方翼早已命刀斧手准备在帐外，出来一个就干掉一个，一共杀了七十余人。在动手的过程中，王方翼还命人在一旁敲锣打鼓，以防参与叛乱的士兵听见动静。所以，直到所有头目都被送进了鬼门关，这些士兵还是毫无察觉。等他们最后明白过来时，已经全部成了俘虏。
肃清内部之敌后，王方翼随即兵分数路，对阿史那车薄和咽面部落发起了总攻。此时阿史那车薄正在信心满满地等待着王方翼被俘的消息，所以完全放松了警惕，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迅速崩溃。这最后一战，唐军基本上将西突厥联军悉数歼灭，仅生擒的叛军酋长就多达三百余人。
这场来势汹涌的叛乱就这么被王方翼平定了。
当时因为裴行俭病逝，朝廷重新任命阎怀旦为主帅，准备让他率领西征军去平定叛乱。可阎怀旦尚未出发，王方翼的捷报便已传回了长安。
高宗大喜过望，旋即征召王方翼入朝。许多人都认为，王方翼此次入朝，肯定是去接受嘉奖和封赏的。
可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接见王方翼的时候，高宗发现他的衣服上渗出了血迹，连忙问他原因。王方翼解开衣襟，露出手臂上的箭伤，据实禀告了热海苦战的经过。
高宗看着那个流血的伤口，不住地叹息。
然而，高宗也只能叹息而已。
因为王方翼是被废的王皇后的族兄，一直深受武后嫉恨。碍着这层关系，高宗当然不敢为王方翼论功行赏，更不敢予以重用。
就这样，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王方翼千里迢迢地回到长安，除了听到天子的几声叹息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王方翼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最注重裙带关系的中国社会，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飞黄腾达的最首要因素，往往是他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其次才是能力和业绩。换句话说，“又红又专”这种人才评定标准，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极左时代的产物，而是几千年中国社会一直就有的东西。
当然，“红”的具体内容是因时而异的，在古代是要看你的家世背景，在革命年代是要论你的革命资历，而在今天，则要看你上头是不是有人。可无论“红”的具体内容如何演变，有一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就是——总有一种让你很无奈又很无力的东西，会始终凌驾于你的“专业能力”之上！
永淳元年四月，西突厥的二次叛乱刚刚平息；十月，东突厥的第三次叛乱旋即爆发。
这就叫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这就叫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
这次叛乱是由东突厥残部的一个酋长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德元珍发动的，他们召集残部，占据了黑沙城（阴山北麓）；随后一边进攻北面的铁勒九姓，抄掠了大量牛羊，一边向南入寇并州、岚州等地，砍杀了岚州（今山西岚县）刺史王德茂。随着叛军势力的逐渐强盛，各部落纷纷归附，阿史那骨咄禄遂自立为可汗。
面对一波比一波更为凶猛的反叛浪潮，唐高宗肯定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突厥人为什么会对叛乱如此情有独钟呢？
论主观原因，这固然是出于他们的复国信念和那些叛乱头目的权力野心，可要论客观原因，却显然与高宗上次的杀降密切相关。
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刻，高宗会不会为当初草率而错误的行为感到后悔呢？
不过就算后悔也没有用了，因为一切已经成为事实。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物色一位合格的将领，北上抵御东突厥。
可是，突厥人的克星裴行俭（西突厥的首次叛乱与东突厥的前两次叛乱，皆为裴行俭所平定）已经不在了，如今要派谁去，才能镇得住穷凶极恶的突厥人呢？
高宗思前想后，最后终于决定起用一位老将。
薛仁贵。
自从大非川惨败之后，名将薛仁贵就落入了他人生的低谷。虽说后来曾经被短暂地起用过一次，去征讨高丽叛乱，但是回朝后不知因为犯了什么事，就再度被罢职免官，流放象州。几年后他遇赦回京，不过已经是一个无官无职的庶民。
现在薛仁贵终于二次复出，被高宗任命为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代州都督。
可是，这一年薛仁贵已经七十高龄了。
当年雄姿英发、勇冠三军的青壮派，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名副其实的老将军了。古稀之年的薛仁贵，还能挑起捍卫帝国边塞的重任吗？还能创造出“三箭定天山”那样辉煌的业绩吗？
薛仁贵就任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后，很快就接到一则战报，说叛军的二号人物阿史德元珍正在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一带出没。薛仁贵随即率部出发，很快就在云州附近与东突厥军队正面遭遇。
听说大唐名将薛仁贵来了，阿史德元珍不禁将信将疑。为了弄清真相，他便亲自跑到阵前向唐军喊话，问对方大将是谁。薛仁贵报上自己的名号。阿史德元珍还是不信，大声说：“听说薛仁贵被流放象州，已经死了好久了，你少拿他的名号来唬人！”
薛仁贵哈哈大笑，当即摘下头盔，让对方看个清楚。阿史德元珍定睛一看，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没错，眼前这个须发皆白却依然威风凛凛的老将军，正是名震天下的传奇英雄薛仁贵！
阿史德元珍来不及多想，赶紧和他的随从们一起下马，毕恭毕敬地向薛仁贵行礼。随后，可能是出于内心的敬畏，阿史德元珍率部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
双方还没有开打，突厥人在气势上就已经输了。
薛仁贵则抓住战机，果断下令军队出击。突厥人无心恋战，当即四散奔逃。唐军就此大破东突厥军队，斩首万余级，俘获了两万余人，还有驼马牛羊三万余头。
经此一战，老将薛仁贵的威名再度远播塞北，令突厥人闻风丧胆。史称突厥人“闻仁贵复起为将，素惮其名，皆奔散，不敢当之”（《旧唐书·薛仁贵传》）。
刚刚自立为可汗的阿史那骨咄禄更是暗暗叫苦——有了这个战神一样的人物镇守唐帝国的北大门，自己还能捞得着半点便宜吗？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云州之战刚刚结束不久，薛仁贵便卧病不起了。
云州大捷就此成为名将薛仁贵一生中最后的辉煌。
这一年年底，薛仁贵紧继裴行俭之后，在代州都督任上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岁。
两颗将星的相继陨落，不仅对于危机中的大唐帝国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宣告了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从此，唐帝国在军事上就告别了天可汗时代的巅峰，开始步入一个漫长的衰退期。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唐玄宗时代，帝国才重新拾起往日的辉煌。
当薛仁贵去世的消息传到塞外，突厥人顿时欣喜若狂。
没有了薛仁贵，唐帝国的北部边防在突厥人的眼中就形同虚设了。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东突厥军队开始从各个方向对大唐帝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
二月，突厥大军进攻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妫州（今河北怀来县）。
三月，骨咄禄可汗与阿史德元珍大举围攻位于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单于都护府，都护府司马张行师率部迎战，被突厥人击斩。
五月，骨咄禄可汗进攻蔚州（今山西灵丘县），蔚州刺史李思俭兵败被杀；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都督崔智辩率军在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县东）截击突厥军队，遭遇惨败，崔智辩被俘。
六月，东突厥军队又攻掠岚州（今山西岚县）……
仿佛一夜之间，突厥人就回到了全盛时期——始毕可汗的时代。
在唐帝国广袤而绵长的北部边境线上，他们的骑兵纵横驰骋、呼啸来去，刮起了一阵比一阵更猛烈的战争旋风。
东突厥的崛起速度之快、来势之凶猛，令大唐君臣和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虽然此时骨咄禄的势力范围还没有扩大到突厥全境，但是，从他自立为可汗的那一天起，东突厥的全新时代就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这个再度崛起的新突厥，在历史上称为突厥第二汗国，或称后突厥。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后突厥将再次成为大唐帝国最强劲的对手。
第十章武则天的盛唐
【天牢囚犯成了天子保镖】
这些年来，高宗李治感觉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像是一场噩梦。
首先是多种病症的长期折磨，其次是两个太子的一死一废，最后是帝国在对外军事上的屡屡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