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113部分

李贤的末日就此降临。

抓住了李贤“纵情声色”的把柄后，武后立刻命人对太子发出指控，旋即立案审查。武后亲自点名，命不久前刚刚升任宰相的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会同御史大夫高智周，组成三司合议庭，开始了对李贤的审查。

按照唐制，只有性质特别严重的大案要案，才需要由中书、门下两省长官会同御史大夫共同审理，现在武后搞出这么一个豪华阵容，摆明了就是要把这个普通的“风化案”整成大案，就像当初的长孙无忌硬是把一起“性骚扰案”弄成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一样！

而此次的两位主审官——薛元超和裴炎，又恰恰是武后一手提拔上来的。这几年来，原本铁板一块的宰相班子已经有数人因病去世，武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于是破格提拔了几个低品级官员，总算在帝国的权力核心中楔入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薛元超是初唐的著名文人，文品甚佳，但人品不怎么样，曾先后依附李义府和上官仪，但两次遭贬，属于比较典型的墙头草，如今得到武后的信任和器重，自然是感恩戴德、决意报效。还有裴炎，在拜相之前官秩仅为四品，能够青云直上也全拜武后所赐，这次主审太子案，正是他扬名立万、捞取政治资本的良机，所以他必然也要全力以赴。

由武后这两个一心想创造政绩的亲信来审案，李贤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薛元超和裴炎首先从李贤的情人赵道生身上打开了突破口。有司把赵道生逮捕归案后，还没有动用大刑，赵道生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声称太子李贤唆使他刺杀了明崇俨。赵道生一招供，案件的性质突然就严重了，从毫不起眼的“风化案”变成了富有政治色彩的“教唆杀人案”。但是据此还不足以彻底整垮太子，于是主审官们再接再厉，又从东宫的马坊中搜出了几百副崭新锃亮的盔甲。至此，案件再度升级，从教唆杀人案又变成了谋反案。武后非常满意，马上为此案定调，宣称太子谋逆，其罪当诛！

武后已经把绞索套上了李贤的脖子，长年躲在深宫中养病的高宗才如梦初醒。他慌忙要求武后手下留情，宽宥太子的过失。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武后严词拒绝了天子的请求，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资治通鉴》卷二○二）

武后声色俱厉，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而高宗则只能低声下气，苦苦请求。最后的处理结果相对折中：太子贤免于一死，但废为庶人，押往长安幽禁；那几百副惹来滔天大祸的盔甲在洛水桥当众焚毁。一年后，李贤又被流放到了离京师两千多里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在那个边瘴之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

李贤被废后，武后趁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几位支持太子的宰相先后被罢黜，其他一些与太子友善的宗室亲王和朝臣也遭受株连，或贬谪或流放，被驱逐殆尽。而在此案中立下大功的两位主审官则在一年后再次荣升：裴炎升为侍中，薛元超升为中书令。

至此，一度与武后分庭抗礼、激烈争锋的太子贤被彻底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全部肃清。武后以她的心机和铁腕，又一次铲除了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在天下人面前牢不可破地树立起了她的无上权威！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亦即李贤被废的第二天，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原名李显）被立为太子，朝廷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有唐一朝，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政治歌谣，名为《黄瓜台辞》，相传为李贤所作：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如今，武后这个种瓜人已经亲手摘下了两条黄瓜，显然已是“再摘使瓜稀”了。

接下来，她还会“三摘”吗？

【内忧外患的帝国】

据说李贤在被废的不久之前，曾经谱写了一首曲子，名为《宝庆之曲》。有一天，李贤命乐工在太清观演奏此曲，被一个叫李嗣贞的始平县令偶然听见。李嗣贞是善解音律之人，当他静静地听完曲子后，脸上忽然浮出一层浓重的忧虑之色。他对身边的那些道士说：“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协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

数月之后，太子李贤果然被废为庶人。

没有人会想到，李嗣贞的几句感叹竟然成了如此准确的预言。后来高宗听说此事，感念李嗣贞的忧国之心，就将他擢升为太常丞。

不久后，李嗣贞又发出了一番感叹。

也可以说，他又作出了一个预言。

当然，这一次他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而是在私下里对密友作了透露。因为这则预言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涉及天皇、天后、李唐皇室，而且涉及整个帝国的未来！

李嗣贞说：“祸犹未已！主不亲庶务，事无巨细，决于中宫，将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势不敌。我恐诸王藩翰，皆为中宫所蹂践矣……我见患难之作，不复久矣！”（《唐会要·论乐》）

祸乱尚未结束！皇上不理政务，事无巨细皆决于中宫，把权力交付给别人，要收回来又谈何容易。李唐的宗室亲王虽多，但都分散在外；中宫居中制外，其势无人能敌。我担心李唐诸王，都不免被中宫所蹂躏啊！……我预感到帝国的危难，不久就会来临！

不管李嗣贞是否曾作过如此可怕的预言，如今大唐帝国的政治局面确实令人忧虑：大唐天子重病缠身，大权旁落；帝国储君一再罹祸，死的死，废的废；而中宫的主人——天后，则一手掌握了恩威刑赏、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此阴阳颠倒、上下违和，又怎么能不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呢？

无独有偶。就在李哲继任太子的第二年，亦即开耀元年（公元681年）三月，高宗李治让老臣刘仁轨陪他到一座新建的宫殿参观。此殿名为镜殿。顾名思义，就是相关的负责官员为了讨天子欢心，别出心裁地在宫殿四壁装饰了许多光可鉴人的铜镜。

可想而知，这样一座宫殿必定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

然而，就在高宗带着大臣们刚刚进入殿中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宰相刘仁轨忽然吓得面无人色，拔腿就往外跑。高宗被他搞得莫名其妙，赶紧叫住他，问他怎么回事。

刘仁轨当场作出了回答，可他的回答却更让人感到意外。他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适才发现，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不祥之兆！”

很显然，刘仁轨纯粹是在借题发挥。

他老人家出将入相，在官场和沙场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什么场面没见过？又岂能让区区几面镜子吓倒？假如不是心中郁结了太多的困惑和忧虑，他绝不会如此故作惊人之语。

对此，高宗李治当然也是心领神会。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刘仁轨的良苦用心，也比任何人都更能听懂刘仁轨的弦外之音。

可是，听懂了又能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武后当权的政治现实，是事出有因、由来已久的，又岂是高宗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如果高宗不是一直被病魔所困扰，如果他的病情能够好转，那一切自然就另当别论了。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如果。

参观镜殿的当天，高宗立刻命主管官员拆掉了那些充满“不祥之兆”的镜子。

镜子当然是可以说拆就拆的，可帝国政治中潜伏的危机和隐患，又岂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消除的？

这些年来，除了帝国的内政让人异常担忧之外，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对外军事方面，大唐帝国也遭遇了自开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和最严重的挫折。

对帝国最具有威胁性的挑战首先来自日益强大的吐蕃王朝。自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惨败于大非川之后，帝国与吐蕃的交锋就败多胜少了。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李敬玄的十八万唐军又被吐蕃国相论钦陵大败于青海湖，工部尚书兼左卫大将军刘审礼被俘；眼看唐军又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所幸勇将黑齿常之率敢死队夜袭敌营，迫使吐蕃军队败退，李敬玄才得以带领残部逃回鄯州。

此后，虽有新近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黑齿常之、娄师德等人守御边境，使吐蕃有所顾忌，数年不敢犯边，但唐军也始终只能采取守势，根本没有力量对吐蕃发动反攻。

吐蕃的悍然崛起本来就已经让高宗君臣感到焦头烂额了，而朝鲜半岛的形势同样不让人省心。从咸亨年间（公元670～674年）起，高丽的旧势力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叛乱，虽然屡屡被唐将高侃击败，但由于新罗一直在全力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所以唐军始终无法将高丽彻底荡平。此后新罗又出兵占领了百济故地，大有称霸朝鲜半岛之势。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正月，高宗终于忍无可忍，命老将刘仁轨再度挂帅，以卫尉卿李弼、靺鞨族将领李谨行为副帅，发兵征讨新罗；与此同时，高宗又下诏削除了新罗国王金法敏的封号和官爵，封他的弟弟，其时正在唐朝任职的金仁问为新罗的新国王，让他即日归国赴任。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刘仁轨亲率主力在七重城大破新罗军队，同时又命李谨行率靺鞨部众在新罗南部海岸登陆，横扫驻扎在这一带的新罗守军，斩获甚众。稍后，高宗考虑到刘仁轨年事已高，不宜长久在外征战，遂召他回国，然后任命靺鞨勇将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让他进驻新罗的买肖城，摆出与新罗打持久战的架势。

新罗国王金法敏不甘心失败，一连对李谨行发动了三次反攻，试图夺回买肖城，拔掉唐军插在他心窝上的这枚钉子。不料，新罗军队的三次进攻皆被李谨行挫败。金法敏发现自己在军事上已经无牌可打，只好转而打起了政治牌，当即遣使向唐朝入贡，并口口声声向高宗谢罪。

由于唐帝国这些年一直疲于应付吐蕃，本来就不希望两线作战，所以高宗马上趁这个机会就坡下驴，赦免了金法敏，并恢复了他的封号和官爵。此时金仁问刚刚走到半道，朝廷忙不迭地将他召了回去，并把他原来的爵位“临海郡公”还给了他。可惜金仁问才做了几天国王梦，就稀里糊涂地被打回了原形。

新罗既然已经谢罪，唐军便主动撤出了朝鲜半岛。可高宗君臣断然没有想到，唐军一走，金法敏便故态复萌，马上又开始了对高丽和百济的蚕食，成心要跟大唐打一场“敌进我退、敌退我扰”的疲劳战。

面对朝鲜半岛如此风云变幻、反复无常的形势，高宗君臣到最后确实也有些疲惫和无奈之感。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二月，高宗不得不改变战略：一方面收缩战线，把安东都护府从朝鲜半岛的平壤撤至辽东的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另一方面，任命原高丽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封爵朝鲜王，任命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爵带方王，让他们回国安抚旧众。

高宗此举，名义上是让他们复国，实际目的是要在朝鲜半岛建立亲唐政权，以此遏制新罗。这与当年太宗让阿史那思摩返回漠南重建东突厥以遏制薛延陀的战略，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然而，太宗当年的计划失败了，如今高宗的这个举措会成功吗？

很遗憾，结果也是失败。

问题首先出在高藏身上。

九年前，高藏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来到唐朝，虽然备受优待，甚至被高宗授予工部尚书的要职，但是亡国之痛一天也没有从他的心头消失。就算现在高宗给了他“朝鲜王”的封号，并在名义上让他复国，可高藏很清楚，在大唐的扶植下重建起来的高丽当然不可能是原来的高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傀儡政权。而高藏在亡国之前已经做了太长时间的傀儡，所以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做傀儡！

一回到辽东，高藏便暗中与靺鞨人联络，企图与他们联手反叛大唐。可是高藏刚开始筹划，安插在他身边的朝廷耳目便察觉了他的阴谋，当即向朝廷密报。于是高藏很快就被召回，随即流放邛州，最后死于贬所。

随着高藏的贬死，高丽的复国行动随之搁浅。新罗趁势向北扩张，出兵占据了高丽的旧都平壤。由于当时百济荒残，扶余隆暂时寓居在辽东，一见新罗势强，当然不敢回国，所谓的重建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至此，高丽、百济的复国计划彻底泡汤，高宗的新战略宣告失败。

没有人会料到，大唐帝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多年经略，到头来只是为别人做了嫁衣裳；而当初一直在扮演弱势群体的那个可怜兮兮的新罗，却成了笑到最后的唯一赢家！

新罗占据了百济故地和原高丽部分领土后，继而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所有地区，从此国势蒸蒸日上，进入了其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时期。

新罗的背信弃义和以怨报德让高宗李治怒不可遏。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高宗宣布，准备再度发兵征讨新罗。当时正卧病在家的宰相张文瓘闻讯，连忙抱病入宫进行劝谏：“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资治通鉴》卷二○二）

张文瓘的谏言正反映了当时朝野上下的普遍忧虑——多年征战的唐帝国已经没有那份雄厚的国力，可以在东、西两线同时打赢战争了！

这样的担忧高宗又何尝没有？

只是新罗实在是太操蛋了，不煞一煞它的嚣张气焰，高宗绝对吞不下这口恶气！

然而，来自吐蕃的巨大威胁又让人不敢忽视。

怎么办？

就在高宗万分踌躇、左右为难的时候，西部边境传来了李敬玄十八万唐军惨败的消息，高宗的一颗心顿时跌入了谷底，东征新罗的计划就此搁浅。

紧接着在第二年，即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北方边境又爆发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迫使高宗彻底放弃了东征高丽的计划，而且在今后的几年里，令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大唐帝国陷入了更深的战争泥潭之中。

这个来自北方的危机就是东突厥的复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