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认为是这两个年轻人水平不行，入不了邓名的法眼；但如果带上这些随时可能开溜的士人，那才是要命的事，到时候软也不行，硬还会极大地损害自己在缙绅中的形象。
“他们嚷嚷着不肯走，一定要和提督当面说个明白。”
“来投军的都是壮士，”邓名不为所动：“如果他们不肯走，就安排他们住下、让他们吃饱，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新兵甄别，不过我怀疑他们不愿意。”
“提督。”任堂终于忍不住出声了，虽然他也承认之前几个来投军的士人没啥用途，而且还目高于顶，认为他们是明军急需的人才，但看到邓名如此怠慢士人，还是有些不满。
“一会儿再说。”邓名制止了任堂的牢骚，继续日常的军务。
一直忙碌到太阳下山，军营开饭后，邓名就把三个心腹少校都叫到他的营帐中，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邓名继续刚才任堂想展开的话题：“这些士人和任兄完全不同，他们没有参加过军队，没有上过或是见识过战场，不懂得旗鼓，不知道如何计算辎重的消耗。我把重任委托给任兄，是看在任兄曾经手刃过敌兵，曾经带队转战千里，而不是因为任兄是个读书人。”
“对，如果不是任兄这样的，一般的秀才根本没用。”周开荒立刻出声表示赞同，在袁宗第军中时，周开荒对读书人也非常崇拜，闯营对士人同样相当尊敬，如果有秀才投奔袁宗第等人，他们也会高兴地招待。这种对士人的尊敬，源自于对知识的尊敬，也是文明的表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野蛮统治者蔑视知识，以折磨迫害知识份子为乐的更是凤毛麟角。
邓名同样很尊敬知识，不过他并不认为识字就是万能的，而是认为专业需要细分，适合这些士人工作有很多种，如果没有军事知识那军队中就没有适合他们的职位。周开荒受到邓名这种思维模式的长期熏陶，对招揽士人出任明军的军职也没有了什么热情。
“那也不能把他们视为一般投军的军汉啊。”任堂并非不清楚邓名的态度，但还是颇替那两个来投军的士人不平，更不用说他们二人还有名士的荐书。
“实际上，我认为我朝的缙绅还不如一般的百姓。”邓名轻笑了一声，说了句令三个伙伴都震惊不已的评语。
任堂立刻就不干了，非要邓名说个明白。
“哪天穆兄和周兄曾经争吵过，争论漕工是不是大明子民，”邓名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说起了往事：“该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朝廷的子民，一个人是不是为国效力了呢？”
不等三个人各抒己见，邓名就给出了他的答案：“参军流血，或是纳税，我认为这就是为国效力。”
在邓名的印象里，可能也就是外国人才没有向政府纳税的义务：“我不喜欢子民这个词，相对来说，我跟喜欢国民这个词，凡事服兵役、向官府纳税的都是平等的国民，就像都府的同秀才，虽然我和他们的位置不同，但这是因为机遇和能力问题，他们都和我一样竭力支撑着朝廷和国家；而我朝的这些士人，他们到底为国家付出过什么呢？”
“他们出仕辅佐天子。”任堂争辩道。
“我并不认为当官是一种对国家的奉献，何况他们好像还拿俸禄了。”邓名又是一笑：“你们知道的，我高薪聘请读书人去都府但老师，给孩子们同秀才上课，教他们读书识字；我定下了很高的工钱，比你们的军官的报酬还要高，但去的人并不多啊，好像只有一些童生应召了，主动来投我军的士人中，愿意教书的一个没有，人人都想做官。”
去当一个私塾老师——在很多人的理解里，邓名招募的那个教师就相当于私塾老师——显然不是通侯之路。
“这些教师有很高的报酬，不过他们也要缴纳一部分税金给都府，这就是他们对国家的奉献；那些退役的士兵，我给他们同举人的待遇，但不是简单地免除他们的保护费，而是先付给他们津贴，然后再按照他们土地的多少收税，他们也和同秀才一样为国效力。将来，我们都府的官员都会从这些为国效力的国民中产生，而不是把官职授给那些连纳税给国家都不愿意的人。”
“这是朝廷给读书人的优待。”
“读书人当然应该受到优待，应该受到尊敬，不过我总觉得不该用免去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来优待他们，这是磨砺士风的好办法吗？我对此很怀疑。”邓名摇摇头：“有很多种治理国家的办法，一种就是比出身，只要有个好爹，就会有良好的前程，犯法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年轻时就可以去管理一县，几年后管理一府，然后是一个省，直到入阁……”
“嗯，提督说的这是虏丑的八旗制度。”周开荒大声说道：“不过虏丑也会办科举，诱惑天下的士人去争抢抬旗的资格。”
“还有一种是彻底的科举，从上倒下是君父、臣子和百姓，这个你们也知道了，就是我朝的制度。”邓名对周开荒的评价不置可否，而是继续说下去，在邓名看来，八旗制度和精英**优劣相差不大，至少上升期的八旗制度还是能够击败腐朽的精英**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所设想的，想尝试一下看看的。无论是否有显赫的父亲，还是满腹经纶，国家都会要求履行职责。在我设想的规矩下，一个人可以因为知识渊博而受到更多的尊敬，这也是理所应当的，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生活得比一般人更好；但国家也会要求他和普通人一样缴纳赋税，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他拥有更强的能力，理应为国家做出更多的奉献，在必要的时候，国家也会需要这个读书人的保卫。所有的人都是为国提供赋税和鲜血的国民，这就是我设想的帝国制度。”邓名不知道在自己的前世，帝国的明确定义应该是什么，但现在他面前是一张白纸，可以由着他任意涂抹：“除了圣上，每一个帝国的国民，都应该是平等的，我也包括在内，凡是对我有效的法律，对每一个人都有效；对其他人来说是罪行的行为，我若做了也是犯罪，也要受到完全相同的处罚。”
“至少在都府，应该是这样；至少，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邓名看着三个发呆的同伴，最后补充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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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明后天要去广州办点事，这两天能否更新不敢说，起码明天会很紧张，早上七点就要去坐大巴，中午飞机，下午到，好像没有什么时间能够用来写；后天也是一天的事，如果后天一切顺利的话，大后天或许就比较宽裕。
如果明天无法更新的话，我就欠读者们五千字；如果后天也不行的话，就是一万，我会陆续补上——我不能保证在几天之内偿还清楚，但会牢记在心。
第05节协作（上）
虽然周培公还没有回来，但是邓名估计明军肯定可以获得崇明岛作为基地。对于邓名放弃镇江等沿江领地，撤退回崇明岛坚守的决定，张煌言显得有点遗憾。
可上次南京会议的时候已经确定了郑成功的下一步战略，闽军将保护台湾侨民，挑战荷兰对东亚贸易线的控制权，一旦郑成功取得胜利，那么邓名、张煌言、郑成功这个同盟就能从海上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当然，郑成功只是打开了局面的一端，如果邓名和张煌言不能保证东南同盟从内地获得货物的渠道，让满清禁海令发挥了效果，那郑成功拿下台湾的意义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很可能只是相当于为闽军得到了一块开垦种植的土地而已。
“延平和尚书并为东南支柱，虽然舟山和厦门间隔遥远，和成都更是远隔千山万水，可我以为我们还是要尽力协作，把我们的力量合起来向一处使。”看出张煌言的遗憾后，邓名便努力劝说道：“弘光以来，我朝屡屡受挫，恐怕就是因为将帅各自为政，而被清廷利用；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这次张尚书帮延平突破封锁，让延平收复台湾后能够得到最大的战果，而延平实力强劲后，自然会对我们的中兴大业有更好的支持。”
“如果延平能够顺利收复台湾的话。”张煌言轻叹一声，他明白没有郑成功的支援，仅靠舟山军肯定无法长期占据松江、苏州、镇江等地，就算有邓名的支援，也很难顶住清廷的全力反扑。
“我对延平非常有信心，而且苏州等地如果在清廷手中，只要海贸不断，对我们依旧是有很大帮助的，延平那边不用说，就是舟山和崇明也能从走私中收益，充实军力；而如果我们拿下，与清廷重兵对峙，不过是多了一两处可以屯田的府县而已，而且清廷势必会全力回夺，战火不断，我们收入恐怕会很有限。”在邓名看来，郑成功去年的大攻势如果胜利的话，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那样明军就能全取江南，截断漕运。但即使有郑成功和张煌言二十万大军驻扎，也肯定要和清廷倾国来袭的主力苦战，到底能不能在江南长期下去直到清廷放弃也未可知；而现在闽军受损，单靠浙军短期占领一两个朝不保夕的府县意义实在太小：“分则力弱，合则力强。等延平恢复元气后，我们下次再攻南京的时候也不会只想着拿下一、两个府了。”
把明军集中到崇明后，明军控制区要小得多，它和舟山、厦门一样有水域环绕保护，而且只是一个相对偏远的县而已，清廷对明军控制崇明的反应大概会远远小于看到明军重返大陆，北京多半会责成两江总督衙门负责对崇明县的攻守，这样明军保住这个前进基地的把握也就能变得更大。
张煌言认可了邓名的计划，十几年来艰苦卓绝的战斗让舟山军成为了一支非常务实的军队，虽然放弃土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舟山军不久前还难以养活旗下官兵，不会盲目的坚持反攻。
“听说邓提督把一些来投军的士子送走了？”战略确定下来以后，张煌言又问起了他刚听说的一些琐事。
“不错，我军并不打算在江南长驻，没有必要暴露这些士子，这也是我一贯的政策。”第二次进入江南以来，邓名一直安抚地方缙绅，不让他们出来和清廷的地方官争斗：“最近来的这批，虽然不是想举兵助我，但我觉得暂时军中没有适合他们的位置，他们还是潜伏在敌营中更好一些。”
张煌言面露微笑，邓名的解释让他听得微微摇头。
“哈哈，这只是一方面，此外我也不是很信任他们，最近的这些人，如果单纯想投军，何不投奔张尚书的舟山？他们一窝蜂地来找我，我以小人之心度之，觉得他们只是觉得我军最近声势颇壮，好似有席卷江南的意思，若是见到我军退兵说不定又会气馁，既然如此我就先婉拒了。若是他们报国之心不灭的话，等我走后还可以去投崇明嘛。”邓名说着也笑起来。
“邓提督有些刻薄了。”张煌言又轻轻摇头，不过没有再就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
“不是我刻薄，而是确实如此，我听说张尚书上次越过南京，向上游府县挺进时，时人皆以为江南光复在即，不但诸府诸县纷纷反正，士人也如潮水一般涌出来迎接，但他们并没有带着他们的家仆来投军，也没有拿出家中的粮食和银子来补充军需，只是跑到张尚书营地里，讨论该如何来治理地方；简单地说，就是该由谁来取代那些刚刚反正的官员，来执掌地方的权柄。当时延平军力颇强，那些反正的地方官敢怒不敢言，但是心里又怎么会没有担忧？又怎么会尽心尽力和张尚书合作？”
“那些都是些首鼠两端之徒，”张煌言忍不住为江南士人的表现辩解两句：“他们确实不可靠。而且我军目的是光复江南，不是压榨士人缙绅，怎么好逼他们出银出粮？”
“没错，因为延平郡王失利了，所以那些地方官迅速地投降回去了，不过那些官员固然不可靠，难道那些投奔张尚书的士人就不首鼠两端吗？他们难道不是飞也似地逃回家中去了吗？他们不出钱粮，不号召民众，不带着家仆投军，那就对我军毫无帮助。这是延平输了，所以他们的恶果没有现出来，要是延平在南京胜了，他们就会继续和原来的地方官吏争权夺利，那些地方官手中可是真掌握着兵马钱粮的。士人这种投效我军的方法，非但不会增强我军力量，反倒会把实力派推向虏丑一边，延平在南京失利让隐患没有爆发，但并不是不存在。”邓名觉得这些士人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和明军做生意为好，这样对明军的帮助反倒更大：“下次我们再进军江南的时候，我看干脆就用反正的官员，清廷给他们多少权我们就给多少。”
“这不好。”张煌言立刻表示反对。
“既然张尚书觉得不好，那就事先选好人选，事先把府县的官员人名单都定下来。”邓名猜到张煌言也不会同意他的第一个建议，就以退为进地说道：“捐躯报国的义士很不好找，官还愁没有人愿意当么？若是张尚书觉得人不够，我可以帮忙，我这里有的是想当官的人，两倍的人选也找得出来。”
“唉，邓提督啊，江南的士人也有苦衷。”张煌言似乎还想替江南士人说话：“钢刀加颈，书生不得不低头啊。”
“张尚书，我并非不尊敬士人，不说您，就是您派来帮我的任兄，我也是非常尊敬的，国朝养士三百年，不但可以不纳税，不服徭役，甚至还默许他们接受投充——国际宁可税源受损，宁可徭役缺乏也要让他们生活的好一些，他们没有低头的理由——或者说，如果他们想如同百姓一样低头也可以，不可强求士人各个都是张尚书、延平郡王，但那他们就和百姓一样纳税好了，服徭役好了。如果他们都纳税服役，国家仍然保护不了他们，那他们低头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好来。”
在邓名和张煌言讨论的时候，马逢知依旧一如既往地一言不发，倒是任堂忍不住出声支持邓名，去年在池州的时候，地方官听说郑成功战败就倒戈，而前一天还指点江山的池州士人也马上改换门庭，和地方官相安无事，甚至不通报任堂一声，导致池州浙军根本不知道变故已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要不是邓名他们赶到，任堂等池州浙军谁也别想活命：“邓提督说的不错，不纳税、不出兵、这对我军确实毫无助益。”
结束了和张煌言、马逢知的通气会后，邓名继续忙他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