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虽然是宗室，但有句话说的没错，二十年前是闯、西和明军打，现在还是一样，只不过改了个名字罢了，我们变明军了、他们变清军了。”
刘体纯觉得侧翼的王光兴行动难以预测，清军方面和他的看法也差不多，不清楚如果和刘体纯交战的话，王光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行动。这种不确定性对刘体纯也有益处，使得清军不愿意在这一带冒险。
夷陵、枝江、江陵，这一连串沿着长江的据点都牢牢握住明军手中，因为湖广水师同样在钟祥一战中损失很大。而等邓名走后，张长庚主要精力也放在稳固武昌、汉阳城防上，此外就是编练新兵以恢复再三受到歼灭性打击的湖北野战部队，所以对水师的投入微乎其微。
“张长庚竟然没有全力恢复水师，这样也好，省得我头疼如何歼灭湖广清军水师了。”听说武汉方面的主要注意力搁在陆军上后，邓名知道多半张长庚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取而复返，他问刘体纯道：“我有意再次直捣武汉，刘将军有意同行吗？”
通过黄州等地的战争，张长庚成功地清除掉了前任的大部分影响，在要害位置上都部署了自己心腹，这其中邓名出力最大：大批被清洗的官员用的都是失陷土地的罪名，这是邓名和张长庚的协议；而收买人心的经费也是邓名给的回扣；而制造出来的紧张气氛还导致清廷不断下放更多的权利给张长庚，只要他能稳定湖北的局势，就对他各种人事任命一概许可。
虽然没有藩王的名头，不过这半年来张长庚差不多已经有藩王之实，而且还是平西王那种军政一把抓的封藩，而不是尚可喜、耿继茂那种只有军权没有治权的藩王能比的。虽然是短短半年，但张长庚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满足，只是他也清楚，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过去半年朝廷始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所以对湖广控制得比较松。
等到江南恢复平静，张长庚知道朝廷就会重新关注湖广这里，总要给朝廷一些政绩才能保证这个总督宝座安如磐石。而张长庚思来想去，这个政绩只能从李来亨身上出。虽然靠邓名提供的经费张总督把湖广官场经营得不错，在北京也交到了一批手眼通天的朋友，但等他打算重建部队时，空空如也的仓库就成了大问题。
现在北京对武昌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在确保武昌的基础上，逐步收回湖北失地，同时设法支援贵州一些粮草。张长庚也不想和平西王把关系搞得太僵，就打应吴三桂等今天收获后拨去一些协饷。预支了部分收入后，张长庚能够用来重建军队的经费就更加紧张，所以他只好放弃了耗时长、见效慢的水师，打算先把湖北清军数量恢复到钟祥之战前再说。
最近张长庚更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事，他已经听说马逢知和张煌言都逃亡出海，达素也开始带着山东、河南绿营向福建进发。这让张长庚意识到江南安定在即，朝廷的关注重心随时可能西移武汉，而那个时候若是表现得太无能就可能导致朝廷遣师入楚——比如把达素的援军派来收复湖北失地，这对张长庚的地位、收入、人脉、威信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李来亨和刘体纯当然察觉到了清军实力的恢复，李来亨现在全神贯注于荆州府东部，西部全部交给刘体纯出力。
听到邓名的问题后，刘体纯摇了摇头，刚才他已经向邓名介绍过，现在夷陵只剩下一千多战兵，而且还无法动用。在岳州府和刘体纯对峙的清军部队虽然不断增多，但对方很多都是新兵，刘体纯最担心并不是他们，而是内部的不稳。
“地方上很多缙绅都在暗中串联，要向鞑子出卖x官兵。”刘体纯告诉邓名，士人对明军有很强的抗拒情绪，到处都是类似的密谋，刘体纯之所以把大批部队派出去，就是为了防备地方士绅和清军勾结，而留在夷陵城中的明军，也时刻要做好出发镇压叛乱的准备。
“怎么会这样？”邓名闻言不禁有些吃惊，在江南的时候，士绅虽然畏惧满清的报复，但在感情上对明军并不反感，而在湖广这里缙绅给邓名的影响也是两头摇摆，对满清肯定没有死心塌地。湖广绿营的战斗力低下，和这种怀念明朝的思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邓名见刘体纯神色严肃地讲起叛乱密谋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缙绅抗粮。”刘体纯一语道破天机，现在明军和地方缙绅对立最严重的地区就是郝摇旗、贺珍占领区，这两个人在江汉平原上大量没收土地开辟军屯，那里的缙绅、地主已经不是密谋，而是有很多已经在带着佃户、长工武装反抗——在选择做佃户还是做贺珍他们的辅兵这点上，农民坚决地站在地主一边。
“贺珍盘剥最过。”即使是说同盟军，刘体纯也用了“盘剥”这个两个字，贺珍想在郧阳、谷城一代实行全面的军屯制度，把他曾经在汉中、大宁等地用过的办法在湖北再施行一遍，但湖北地主却不肯买账，因此当初持中立态度的郧阳人开始抵抗。据刘体纯说，虽然贺珍依靠军队能够把大部分叛乱镇压下去，但这牵制住了贺珍大部分精力，让他根本无法支援襄阳的郝摇旗。
而贺珍的军屯建设恐怕也不顺利，现在和他在汉中作威作福时不同，湖北明军控制范围不大，而且是新占领区，百姓可以很容易地逃亡，很多人宁可背井离乡也不愿意被编入军屯——虽然给地主做佃户也未必能吃饱，但至少不会整日在皮鞭下劳作，或是担心性命不保。
郝摇旗的政策比贺珍温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大搞军屯，而是因为他承担了来自武昌的主要压力，如果像贺珍那样不顾一切的话那他就没法保持对清军的战线了。
“当初提督告诉郝将军、贺将军，若是河南绿营增援，那就可以放弃钟祥，逐步退往襄阳。现在河南绿营并没有来，但钟祥以东已经全部放弃了，我估计等收获后，郝将军就会主动放弃钟祥，退向襄阳了。”刘体纯并没有亲眼看到汉水流域的形势，不过他觉得并不乐观。层出不穷的叛乱和向清军通风报信，让郝摇旗不敢把大军散布在广阔的领土上，钟祥以东的土地都是郝摇旗主动放弃的，退到钟祥后，郝摇旗就像李来亨求助——因为贺珍正在忙着应付自己着火的后院，无力派出增援——幸好坐镇江陵的李来亨实力强大，给钟祥侧翼派去援军，加上清军实力不济，两军就在钟祥附近形成对峙局面。
“你们也要全境搞军屯吗？”邓名听后大吃一惊，他知道闯营缺乏行政人才和经验，袁象、刘晋戈的表现就不止一次让邓名感到头疼，但没有想到他们的父辈也丝毫不比他们强，除了军屯就没有第二套招数。
“我们当然不会全搞成军屯，我们只是没收一些给鞑子死心塌地卖命的狗官的土地。”刘体纯还自豪地告诉邓名，他与农民做买卖时不但是公平买卖，而且还体贴地多付一些银子。
“你怎么知道谁是死心塌地、谁不是？难道你会一个个问过来么？你还不是要依靠原来的胥吏？别说你不依靠这些人，你总不能占卜断定谁是心存大明、谁是甘为异族走狗吧？我担心这会给一些人奸猾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虽然刘体纯比邓名年长很多，还是一个起义者，但他对官吏的认识实际是非常有限的，邓名可是从媒体上见惯了官吏的嘴脸：“至于多给农民银子，那就不是公平买卖了，我觉得这也未必好，如此小恩小惠未必能有太大的效果。现在我们有钱所以可以这么做，将来没钱了怎么办？发现我们突然不犯傻后，那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说不定会生气，或是觉得我们看不起他，还是公平买卖为好，能做到公平买卖就不错了。”
毕竟刘体纯的岁数要大得多，邓名点到为止，马上又把话题拽回来：“既然你们不大办军屯，怎么还有人去清军那边通风报信？”
“总有些人数典忘祖。”刘体纯说道，顿了一顿又道：“有好多有功名的士人要求免税，说鞑子都不收他们的税，我们当然也不能收。小老虎和我都不同意，就吵起来了。”
“嗯，我明白了。”虽然刘体纯没提，不过他和李来亨的脾气邓名也有所了解，有人为此挨了板子，甚至被抄没家产都不稀奇，这样的举动在邓名看来未必是大错，但在缙绅眼里无疑就是流寇作风——就好比王夫之的好友蒙正发吧，这个被王夫之称为南明敢战第一人的蒙先生是有功名的士人，从江南跑到湖广参加义军，后见明军屡败，蒙正发就离开军队去找清军将领，称自己尚未有后、感觉很不孝所以不想打了。
普通明军官兵投降是不是能保住性命是不好说的，但蒙正发作为有功名的士子，投降一切好说，清军请蒙正发吃了一顿好饭，还送他还乡的盘缠。回到江南后，蒙正发也确实娶了十几房妻妾，全了孝道；被他痛骂为坏天下事的闯营将士战死疆场，而他老先生却能安享天年，死后还能被朋友们美誉为南明敢战第一人——优待士人是明清双方都遵守的游戏规则。
“夷陵这里收士人多少的税？”邓名问道。
“夷陵这里，有功名的免税。”刘体纯不假思索地答道。
“可刘将军不是刚说你们不同意给缙绅免税么？”邓名感觉这是太明显的自相矛盾了。
“可这里是夷陵啊，是督师的老家，我怎么会不同意给这里的士人免税？”刘体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似乎还很奇怪邓名为何会有此一问：“总是要督师的乡亲沾光的，再说也不差夷陵这里的这么点钱，夷陵以外一律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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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征税
以前邓名和闯营众将交谈的时候，就感到他们对明廷的治理方法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对此邓名非常能够理解。闯营的人都是被明政府逼得活不下去才起来造反的，他们触目所及，都是民不聊生的景象，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会认为明廷的统治办法有极大的问题——也确实如此。
不过闯营自己的治理手段也是乏善可陈，李自成举事以后，一直到进入北京之前，都没有文人投靠他。仅有的一个牛金星还是因为和人打官司被下狱，适逢李自成攻破城池才投了闯，在加入闯营之前，牛金星同样没有过任何参与行政工作的经历。
在穿越之前，邓名对这个时代的知识传播速度并无了解，等他亲身和这个时代的人交流过以后，才发现在这个没有媒体、报纸，没有大量便宜书籍的时代，普通人对管理、行政近乎于一无所知。刘体纯等人知道官吏的名称，但对政府有何职能，该如何去实现职能都完全不清楚。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拿出的办法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全国性的三年免征，政府必须的维持经费通过拷掠明朝高官来获得，先不谈这个方案的弊病，就是执行效果邓名也不看好——他听文安之说过，李自成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官吏体系，这个免征政策到底会在基层执行成什么样子，最终受益的人都是什么人？邓名对此非常怀疑。
虽然执行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而且文安之还痛恨李自成至极，不过在给邓名私下授课时，文督师还是公正地评价道：听说大顺广泛推行免税制度后，黄河流域的饥民、流民还是大量返回故土，社会生产开始迅速恢复。可除了拷掠，李自成、牛金星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维持他们的政府，虽然有大批农民从大顺的政策中受益，但李自成全完全无力动员这些受益者来保卫他的政权。结果迅速被满清和利益受到触犯的北方缙绅阶层联合起来赶走，甚至没机会从追赃助饷这个行动中总结行政的经验教训。
在往后闯营继续颠簸流离，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行政工作，被改编为明军后，南明政府更不可能把地方政权交到他们手中。西营有建设、巩固根据地的经验，而闯营始终没有锻炼的机会。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就屡次因为袁象、刘晋戈、熊兰没有任何行政常识（现代人的常识）而头疼不已。对此邓名只能自我安慰：正因为这些人对政权框架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邓名才能施加最大的影响。比如刘晋戈对政府的工作、目的认识完全是一片空白，所以邓名说什么他深信不疑，并奉为金科玉律。
刘体纯虽然比他儿子见多识广，不过行政经验基本也为零，以前在巴东根据地就是单纯的军屯，一切都是军事管理。这次移驻夷陵后，一下子要面对复杂的社会成份，身边也没有南明或是西营的行政官吏，简直称得上是手足无措。
“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通过一次次税收、纠纷，刘体纯才能不断总结教训，对各种会出现的行政问题有所了解，他的幕僚也会逐渐成长起来。”邓名在心里想道，对于明廷的传统管理模式，邓名既看不上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在这方面帮不上刘体纯什么忙：“李来亨、郝摇旗他们估计也差不多，现在完全就是在闷头瞎搞。只是我指手画脚他们多半也未必会听，我只有设法帮他们拖两年，不要让他们迅速垮掉；也不能他们把湖北闹得一塌糊涂，让缙绅和百姓都开始怀念满清起来。等到两、三年后，他们有了些认识，成都那边我的人才也培养出来一些，到时候让刘晋戈来和刘体纯说，肯定要比我强的多。”
一开始邓名还想在刘体纯身上施加一些影响，就像对刘晋戈做的一样，但等他听到刘体纯对夷陵读书人的处理方法后，这个念头也被邓名打消了，在他看来刘体纯根本是凭心情处理政务。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反复和袁象交代，法不外人情，执行法律必须要有弹性。邓名用的例子就是他刚刚颁布的通行法规：成都城内和郊区，车辆都要靠右行驶，亭士看到逆行的人要予以组织，并监督违规者高声朗诵“靠右行驶”一百遍整。但是邓名就向袁象指出，若是有犯规者是因为儿子生病、急于去找郎中看病的话，亭士有权根据情况先予放行，然后在他办完事后在盯着他朗诵一百遍法规。这就是所谓的执法弹性，也是邓名讲的“法不外人情。”
但人情不是心情。给袁象讲述执法精神时，邓名就指出，明朝以前执法时，地方官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