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你之外，也有一些很有勇气的人啊。”奥斯邦低声说道。
“可能会有。但是，我们不是一个等级的。比如说，我就对你说的那群人满不在乎。所以，他们仍然次于我。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的勇气是建立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上的，他们依靠社会秩序。而我的勇气不受任何牵绊。他们受到各种习惯的束缚。他们依靠的是生，所以他们总是思前顾后，畏首畏尾，这也是他们致命的弱点。而我依靠的是死亡，所以我毫无顾忌，也没有任何致命的弱点。我远远超过他们，这是很明显的。”
“你这番解释真是太玄妙了。”奥斯邦崇拜地看着对面那个人，“不久前我也听云德说过类似的话。”
“云德？”那个人露出鄙视的神情，“就是那个国际红色委员会的代表吧？他这一辈子就会装模作样。你们总共有三个，不是吗？你也其中一位，我也就不在你面前多加评论了。你们所说的其实一文不值。你们是革命宣传的代表，你们却不能像一个受人尊敬的记者或者小商贩一样独立思考，而且你们根本没有勇气。”
听到这番话，奥斯邦没能掩饰住自己的气愤。
“那你想让我们怎么做？”奧斯邦压低声音抗议道，“你自己追求的又是什么？”
“完美的引爆管。”对方蛮横地回答，“瞧你那副表情。我就说了吧，你们连接受这种决定性话语的勇气都没有。”
“我没有扮怪相。”奥斯邦粗鲁地回答，他显然被惹怒了。
“你们这些革命主义者，”那个人慢悠悠地说，“就是社会习俗的奴隶，那些维护社会习俗的警察也是奴隶。你们想改变社会习俗，可是你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习俗的制约，所以你们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决绝。”他停顿了一下，表情依然平静，接着说，“你们其实并不高于你们所抗争的对象，比如警察。那天我在托特纳姆法院路遇见了西特总督察。他一直看着我，不过我一眼也没看他。我为什么要多看他一眼？他想的东西太多——他的上司、他的名声、法院、工资、报纸头条等等，他想的东西多得很。但我满脑子里只想我的引爆管。他对我来说一文不值，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甚至想不出来比他更没有意义的东西了，或许云德比他更差劲。他俩彼此彼此。恐怖主义者和警察都是一丘之貉，一个是要闹革命，一个是要维护法制，两个人在同一场游戏里玩着猫捉老鼠。其实两者都是一类人。他们按自己的游戏出招，你们宣传者也是。但我不参与你们的游戏。我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甚至要忍受饥饿。我的实验也需要一定的开销，所以有的时候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你可能会问，那我怎么还有钱买啤酒喝。我已经喝了两杯，一会儿我还要再喝一杯。这是属于我的假期，我也要放松一下。为什么我不能犒赏自己一下呢？我有毅力，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孤独地工作。”
奥斯邦的脸庞微微泛红。
“你一直都在研究引爆管？”奥斯邦的语调有些讥讽的味道。
“是的，”那个人回答道，“这才是真正的宣传者。你们委员会和代表里都找不出我这样的人。我才是一名真正的宣传者。”
“我们就别再讨论这个了”，奥斯邦说道，好像他已经超脱，不再纠结于这些个人的问题，“恐怕我要破坏你的假期了。今天有个人在格林尼治公园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
“你怎么知道的？”
“报童从两点开始就在大街上吆喝这个消息。我进来前买了份报纸，正好在这儿撞见了你。报纸现在就在我口袋里呢。”
奥斯邦拿出一张宽大的粉红色纸张，眼睛在上面不停地到处搜索着。
“啊，在这儿。《格林尼治公园爆炸案》。可惜报纸没提供多少信息。只知道是在雾蒙蒙的上午，时间是十一点半，连罗姆尼路和帕克广场都有震感。那个人是在树下引爆的炸弹，炸开了一个大洞，到处都是炸碎的草根和断枝。那个人也被炸得四分五裂。事实就是这些，其他的都是报社自己的猜测。他们觉得那个人本来是想炸天文台的。不过，也不是太可信。”
奥斯邦又盯着报纸看了一会，然后把报纸递给对面的人。他简单地扫了几眼，什么也没说。
奥斯邦最先开口说话，还是充满愤恨。
“你看到了吗？只有一个人。还被炸得四分石裂。是个坏消息了吧。你想过有人会采取这种行动吗？我是一点也不想知道啊，想都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这个国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简直是犯罪嘛！”
那个人黑黑的眉毛向上一挑，一脸嘲弄：“，犯罪？那也算犯罪？什么是犯罪？你是怎么解释这个词的？”
“那该怎么说呢，我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吧，”奥斯邦不耐烦地说，“我的意思是，你的行当会影响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行动。这对你来说还不算犯罪吗？我相信你最近一定给过别人炸药。”
奥斯邦瞪着他。他没有畏惧，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真的卖给别人了！”奥斯邦低声急促地说，“你怎么可以那么随便地卖给别人炸药呢？别人要，你就给啊？”
“正是如此。现在该死的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纸墨上的，也不能靠纸墨来推翻。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无论谁来跟我要炸药，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会给他。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又不是红色委员会的手下。就算你们所有的人都被捕，被杀头，我也面不改色。个人的命运都是微不足道的。”
那个人缓缓地说，没有表露任何感情。奥斯邦表面上假装得像那个人一样镇静，其实内心早已汹涌澎湃。
“要是警察知道这些的话，他们会打得你满身弹孔，光天化日之下从你背后偷袭你。”
那个人似乎早就考虑过这一点，他对奥斯邦的描述没有任何反应。
“是的，”那个人立马表示同意，“他们可能会那么做，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制度，有自己要遵循的规则。你明白吗？所以说逮捕我需要超凡的勇气。”
奥斯邦眨了眨眼。
“看来，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就很容易被逮补了。美国的警察可不那么在乎什么规矩制度。”
“我是不会去美国体验一番了，但你说的是对的，”那个人说道，“美国人比这儿的人更有勇气，而且他们更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美国那片土地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再适合不过了。他们有着破坏者的本性，他们骨子里就有无法无天的基因。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但是……”
“你讲得太晦涩难懂了。”奥斯邦抱怨道。
“不是晦涩，而是逻辑。”那个人抗议道，“逻辑有很多种，我采用的是一种启发式的。美国是个好地方，而这个国家不行。这个国家肓目崇拜法制，因此十分危险。这里的人们做事顾忌很多，社会氛围充斥着偏见。这些对我们革命者来说都是致命的。你还说英国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真是荒谬！我们要这个避难所做什么？你们在这儿又是讨论，又是出版，又是谋划的，结果什么也没做成。我敢说云德倒是挺喜欢这种现状的。”
那个人轻轻地耸耸肩，又相当轻松地说：“我们的目标是破除人们对合法性的迷信和崇拜。要是光天化日之下，西特那群警察能够在公众的支持下乱枪射死我们，我反而会非常高兴，那至少证明我们的目标已经完成一半了。要想瓦解旧的道德观，我们要先破坏其最核心的东西。这应该成为你们的目标。可惜你们这群革命者根本不懂这个道理，你们已经迷失了，成天想的都是经济体制从何而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次大扫荡，让人们重新理解生命的意义。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工作，我们想要的未来会不请自来。到那时，我才能金盆洗手。只要我所期望的这种变化还没到来，就算拼尽全力，我也要造出一个完美的引爆管。”
那个人的话似乎超过了奥斯邦所能理解的高度，奥斯邦听得云里雾里的，几乎愣在了那里。最后“引爆管”这个词让奥斯邦找到了方向。
“对，你的引爆管。公园里那个被炸死的人是不是从你这里得到的引爆管呢？”
那个人的脸色忽然一沉。
“我设计了很多种引爆管，难点在于我必须一一进行试验，这样才能找出最完美的那一种。而且……”
奥斯邦打断了那个人，“那个被炸死的人是谁？我们在伦敦没得到一点消息。你能描述一下跟你要炸药的人长什么样吗？”
那个人望着奥斯邦，眼镜似乎让他具有了看透一切的能力。
“描述？”那个人缓缓地说，“我想跟你说了也无妨。我可用一个词描述他——维罗克。”
奥斯邦简直要从座位上弹起来了，但好像突然被人压住了肩膀似的，又坐了下来。
“维罗克！这不可能！”
那个人泰然自若地点点头。
“是的，就是维罗克。这次你不能说我连傻瓜都给了吧。据我所知，他是你们组织里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是，”奥斯邦说，“很重要的人物。不，也不能这么说。他是我们的情报中心，一般也都是他接待来伦敦的同事。他是对我们很有用的人，但谈不上重要。他这个人没什么主意。几年前。他还在我们的大会上讲过话，当时好像是在法国。他讲得也不是太好。一些前辈比较器重他，比如说拉托雷和摩尔。他甚至还结婚了。我猜他是用他老婆的钱开的那个商店。可能炸药也是用他老婆的钱买的吧。”
奥斯邦突然停了下来，自言自语道：“维罗克被炸死了，他老婆接下来可怎么办？”他一脸沉思。
那个人丝毫不在奥斯邦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奥斯邦对面坐着的那个人的身世，人们只知道他的外号——“教授”。他被称为教授，首先是因为他曾经在一所理工学院担任化学课的讲师。他因为不平等待遇和那个学院的领导起了争执。后来，他在一家燃料场的实验室里谋得了一份工作，可惜他在那里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一直辛勤工作，却饱受贫穷的折磨，命运不断和他开玩笑。他的经历让他愈发深信，自己杰出的才能注定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事实上，公平不公平的标准众口难调，还要看当事人有多少耐心。教授确实很有才能，只可惜他缺乏融入社会所必需的妥协和达观。
“从才智上来讲，维罗克无足轻重，”奥斯邦提高了嗓门，思绪显然是刚从维罗克老婆和他们的生意中抽离出来，“个性也很普通。教授，你真该继续和我们多多保持联系。”奥斯邦听起来像在指责教授，“他跟你要炸药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吗？关于他的目的？我有一个月没见到他了。真想不到他就这么没了。”
“他当时说他们要在一座建筑物前进行抗议，”教授说，“我必须要知道他做什么用，才能准备炸药。我跟他说炸药的数量可能不够摧毁整座建筑的，他只是催促我，让我能准备多少就准备多少。他希望能直接把炸药拿在手上，我说我可以把炸药装进一个一加仑的油漆桶里。他很喜欢我的注意。这给我造成了不少麻烦，因为我得先把油漆桶的底部弄开，最后还得再焊上。油漆桶里装了一个广口的厚玻璃瓶，里面放了一些湿土，还有16盎司的炸药，再用木塞封住瓶口。只要一拧油漆桶的盖子，坡璃瓶里的炸药就会被引爆。引爆既要靠动力，又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这是一个天才的设想。我向他解释了炸药的原理，主要是用的一根细锡管……”
奥斯邦又开始走神了。
“那他怎么就把自己给炸死了呢？”奥斯邦捕话道。
“不知道。他可能拧紧了瓶盖，又忘了时间。我设定的时间是20分钟。不过，只要开始倒计时，如果受到猛烈的冲击，炸弹也会立刻爆炸。他要么就是忘记了时间，要么就是把那东西摔在了地上。我的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有些傻瓜在慌乱之中甚至会忘记连接炸弹。我本来以为会出现这种失误呢。看来人们犯傻的方式不止一种，我的设计不可能做到完全防范你们所有愚蠢的举动吧。要是有这么一种连傻瓜都能轻松使用的引爆管就好了。”
教授示意服务员结账。奥斯邦还直愣愣地坐在那里，眼神飘忽，就好像刚刚饱受了精神折磨一样。直到服务员收了钱离开，奥斯邦才站起身，一脸的不悦。
“这让我如何是好。”奥斯邦自言自语道，“云德因为支气管炎，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了。他很可能再也没法下床活动了。迈克里斯现在正在乡村度假，有个出版商给了他500英镑，让他写本书。他能写出来什么好书。他在监狱里关了那么久，早就没有逻辑思考的能力了。”
教授正站着扣大衣的扣子。他一脸不屑地看了看奥斯邦。
“你准备怎么办？”奥斯邦疲惫地问道。他怕红色委员会怪罪于他。在委员会里，没有谁的职位是安全的，奥斯邦也不知道自己的成员身份能维持多久。如果委员会对这次的爆炸案十分生气而迁怒于他，取消他们对“无产阶级未来”宣传册出版的资金支持，那维罗克这件事真是办得太蠢了。
“和极端的行动保持一致是一回事，和愚蠢鲁莽站在一起是另一回事。”教授冷冷地说，“我不知道维罗克发生了什么。这事有蹊跷。但他现在人已经不在了。无论你个人的感受如何，现在，对整个队伍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和维罗克撇清关系。你们要竭力表明，你们和维罗克没有任何关系。你们能做得多么可信，我就不知道了。”
教授已经穿戴整齐，准备离开。他真的非常矮小，站着也就和坐着的奥斯邦一般高。教授扶了扶眼镜，盯着奥斯邦。
“你可以让警察给你出具一份行为良好的证明。他们知道你们每个人昨晚是在哪里过的夜。如果你去找他们证明的话，说不定他们会同意给你一份昨晚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和这次的爆炸案没有一点关系，”奥斯邦不快地说，“但他们不一定承认啊。”奥斯邦在不停地思考着，完全忘记了站在他身旁的教授，“我一定得去找迈克里斯，我得让他在集会上好好讲一番。大家在心里还都挺敬重迈克里斯的，他说的话有一定分量。我也认识几个日报的记者。迈克里斯说的话肯定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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