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没有。”我马上说：“不知道就是睡着了。今天你别去上课了。”她穿好了衣服站在地上说：“昨天也别上了，今天也别上了，明天再别上了，拿不到奖学金你给我出？”我说：“又吓我了，我有好大能耐你也知道。”她嘴耸一耸说：“没有好大能耐我也不怪你，只是别跟吹气泡似的说轻巧话。到了这里，挣扎着也得象个人！”她吃了面包，牛奶，把书包背在背上去了。我也不敢再睡，看着表快九点钟，跑一趟唐人街还来得及。我到唐人街给她买了安神的杞菊地黄丸和人参蜂王浆，又赶去小餐馆干活。
思文的失眠成了习惯性的，几天也不能安安稳稳睡一觉。这样她变得非常敏感容易烦躁，因为那天的十分钟，在道义上我承担着全部的责任，怎么说我骂我，我都一声不吭听着。每天晚上下班就胆颤心惊，不知这一夜可怎么过。开始她还坚持着不吃安眠药，拖了一个多星期，实在不行了，脸都憔悴得变了形，去找医生开了安眠药。吃了安眠药夜里能睡一会，白天却昏沉沉做不了事，过了几天她又不敢再吃。她那样敏感脆弱，我不敢有些微冲撞，每天下了班就往地铁站跑，一分钟也不停留。这样我成了餐馆同事打趣的对象。阿长说：“老高玩几把也没关系嘛，太太是老婆，又不是老娘。”阿良说：“别叫老高，她太太等她回去，做点什么运动才睡得着呢。”又一个说：“老高别听阿长的，赶快去好了，太太等急了。可惜我老婆没这份情绪，我没这份福，不然我也一路跑回去了。”他们一起哄笑起来，夹着“哎哟哎哟”的怪叫。对他们的玩笑我无动于衷，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们认真。说得多了我说：“哎哟，哎哟，别把你老婆的神态都现在我眼里，丢了她的人了。怕老婆是美德，这你们又不知道了！”说着我跑上去，他们还在地下室怪叫，喊着：“老高可留点精神啊，明天忙呢。”上了楼梯我在心里骂：“可不是得留点精神捣弄你娘呢！”
思文借了催眠的音乐磁带来听，我睡意沉沉陪她听到很晚。”……我的身体很轻，很轻……一只白天鹅飞过水面……”听完一遍她还睡不着，我又把磁带打回去再放一遍。经常是放了三四遍她还睡不着，我倒是被音乐催得撑持不住。她着急起来更睡不着，拉着我也不让睡，我只好拧自己的大腿，拼了命打起精神给她数数；“一、二、三……”快数到一千了，她才躺在那里没了声息。我不敢停一直数下去，数到两千了，轻轻喊一声：“思文。”没有反应，我才停了去睡。她睡不了多久又惊醒了，问我几点钟。我哀求说：“我神经都快断了真的快断了。”她说：“谁叫你把我害得这么惨，又想不负责了吧。”我说：“实在没办法呢，这个学期你休学算了，再这么拖下去，两个人都会拖死去了。”她把我一推说：“这个自私的家伙，只会为自己打算。休学？又拖一个学期，又啊？又把奖学金退回去，又啊？我今年才十八岁，急什么呢，啊？”我坐起来说：“那我还跟你数数。”她也坐起来说：“数也不用数了，高力伟跟你商量，你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我说：“深更半夜的，你给人打电话，人都睡了，不怕吵了他吧！”她说：“那不要你管，你出去十分钟就可以了。”我说：“要我出去我有什么办法，反正告诉你是半夜了。”
我裹了毯子开门出去，听见里面门闩“喀嚓”一声轻响。我就在门口坐下来，楼道里静悄悄的，灯光照在塑料地板上泛出橙色的光。我头脑中刺刺的痛，却又极为清醒。我也懒得去猜想她这个时候打电话给谁，打给谁我也无所谓了，反正不会是打给一个女人。我知道事到如今，我们关系的了结只是时间问题。我对她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正如她对我不抱什么希望一样。我们又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这种尝试看来是多余的，徒然增添了两个人的烦恼，又耽误了她的时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再也无法挽回。人是那么奇怪的东西，他被现实推着走，被现实改造，却毫无反抗的力量，好象他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哪怕爱情这回事吧，也没有力量违抗现实。流行歌曲那种温情脉脉的抚慰，容易打动人却不能认真，经历过了的人才知道那不过是一种人们愿意接受的幻觉。和思文的事情既然到了这种地步，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我没有看透，但我知道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也是一个人的命运。
正这样想着，一只花猫从斜对面的门缝中探出头来，窥视着我。我朝它招招手，它从门缝中溜出来，在离我几步的地方蹲下，望着我。我又朝它招手，它又往前一步、蹲下，望着我。这样对视了一会，我轻轻地把毯子从肩上掀下去，猛地跳起来去追它。那猫来不及缩回门缝里去，一闪就往楼道那边跑。我一直追过去，它在转弯处停下，回头看见我追过来了，又往前跑。它以为电梯口是一张门，往里一冲，碰得“咚”地一响，身子一滚，又往楼道尽头跑。我一直追了过去，把它逼到楼道尽头。后面是安全门，可它过不去。那猫转过身来，前爪伏着地，弓起背后身翘起，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我放慢脚步，盯紧了它，慢慢靠过去，离它几步的地方停下来。我并不想抓它，也不想踢它一脚，它慢慢走过来我也不会碰它一下。可它吓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好玩。我一点点往前移，它想从一侧窜过去，我脚一拦，它又退了回来。我再往前移动半步，那猫身子翘得更高，发出更大的“呜呜”声，在夜的寂静中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僵持了有两分钟，我再往前移动一点点，那猫又把身子往后缩，一冲一冲的想冲过去，我抬起一只脚，做出拦截的样子，它不敢冲过来。我怕猫的主人会寻过来，飞快地一回头，就在那一刹那，那猫一弹，蹦得老高朝我脸上飞过来。我正转过脸来，看一条影子过来，头一偏让开，顺势看去，那猫轻捷地着了地，一溜烟跑了。我慢慢走过去，看见思文站在门口，我问：“有一只猫看见没有？”她奇怪地望了我说：“猫？”我说：“一只猫儿，跑得很快从那边过来。”她说：“谁还管猫儿狗儿，自己人都管不了。”
进了房子，我也不问她打电话给谁了。她望了我似乎等着我问，我躺下去说：“睡吧。”她说：“你生气了吧！”我说：“什么事情生气？”她说：“刚才叫你出去，你生气了吧？”我说：“没生气呢，这一两年在老板那里忍气吞声习惯了，忍来忍去自己人也没个气性了。睡吧。”她说：“就知道你是生气了。”我心想：“我没生气一定要我说生气。”想一想应该说生气才对。于是说：“好，我生气了，生气了。睡吧。”熄了灯躺着，她说：“你也不想问一问我打电话给谁了。”我说：“那我得自觉点是不是？你愿意告诉我还会教我到门外等着？睡吧”。她说：“我打电话去纽芬兰给赵教授，下次电话单来了你可以看是打到纽芬兰不是。”我说：“好，打给谁也可以，睡吧。”她赌气似的裹了毯子，背朝着我。我想做出点真生气的样子也来不及了，于是说：“谁没有点自己的事呢，这不奇怪。睡吧。”她沉默一会说：“高力伟我们完了，我们真的没有一星点点戏了。”我怕她激动起来这一夜又完了，说：“春天晚上还是挺冷的，毯子裹紧点。肚子也饿起来了。”她说：“那你去喝点牛奶。”我说：“算了，让它饿去，睡吧，睡吧。”
五十二
每天跑两个地方工作十几个小时，路上还要两三个小时，晚上又睡不好，我整天头昏沉沉的，四肢骨头相接的地方象是塞了棉花。每天上午出门，象赴汤蹈火似的，几乎没有勇气去想怎么度过这一天。深夜回来，又担心着思文这一夜不能安神。每天出门进门时，都是精神上的折磨，过了那一瞬，倒又有豁出去的慷慨，天它要塌下来我也无法回避。每过去一天，就松一口气，似乎抛开了一点重负，可又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人累得吃不下东西，我拼命多喝牛奶。多少次我想辞了韩国老板娘小餐馆那份工，又想到那会推迟了目标的实现，反而延长了痛苦。每天上工下工，我坐在地铁车厢里闭了眼抓紧那几分钟休息，在心里默记着经过的站数。有时等地铁车没来，我就坐在候车大厅瓷砖地上休息一会，来来往往的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它，反正都不认识。没有体面的人多了一份自由，不必为了维护体面辛苦自己，这使我有点高兴。有几次工作时太疲倦了，我就装作去解手，在抽水马桶上坐几分钟。
这天晚上下了班，我进了地铁站，站在往下去的电梯上，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我以为是停电了，但电梯还在下行。我摸着下行电梯的扶手，竭力睁大眼睛去仰望天花板上的灯，只感到了模糊一片的暗黄色。我心里一惊，记起医生说过劳累过度会出现视网膜脱离。下了电梯我凭印象往一边靠，摸索着往前去，手碰到了冷冷的墙。我靠着墙坐了下去，转脸去看那墙。我记得墙是红色的，现在却什么颜色也看不到。就这么瞎了吗？想到这里我心中还是很平静，好象即使真的有这么严酷我也能够接受似的。我把五指伸到眼前张合晃动，只感到了一个朦胧的影子。一列地铁轰隆隆开过来，在站上停下了，我听到了有人上下的脚步声。我扶着墙站起来，伸了手慢慢摸过去想摸到车厢的门，脚贴着地面向前滑动，怕一脚踩空了掉了下去。还没摸到车厢呢，听见了车门合上的声音，便停了下来。列车隆隆远去，隧道深处传来的“喀嚓喀嚓”声渐渐消失。我退回去靠着墙，想着今晚又晚回去几分钟，思文又要抱怨了。我扶了墙摸着往站台中间走，这样下一趟列车来了我可以摸到车厢而不会踏空。估计到了中间，我又靠了墙坐下去，仰了头竭力睁了眼去看那灯光，仍旧是一片模糊一片的暗黄。我心中那么平静我自己也不理解，什么事情它要来你也没有办法。似乎在那一瞬间就决定了，这双眼真的瞎了，就不必再活下去，解决的方法就是在列车到来的那一刹那，从站台跳下去，一秒钟后就完全解决了。
渐渐的灯光强了，我闭了眼，听见列车声从南边传过来。列车停稳了我睁开眼，欣喜地感到一切都正常了，分明有两个黑人从对面的车上下来往电梯那边走。我看得见了，没事！上了下一趟车我心里害怕起来，如果刚才真就这么毁了双眼，这活着就难了，没意义了。那样回国去是不可能了，不敢见父母也不敢见朋友。死也不敢死，死那么容易，听见列车开过来，近了，往下一跳就解决了。但自己死了父母也得死，至少也得坚持活到他们去世那一天。我想象着自己怎么摸索着写了信回去报平安，人却不敢回去；想象着自己知道了父亲母亲去世的消息反而松了一口气；想象着一个没有了自己这个人的世界一切依然如旧。又想象着自己寂灭了内心一切的想法，每天背了架子鼓下到地铁站“答答”的敲，来来往往的行人怜悯地望着这个盲人，往纸盒中丢一点钱。又有几个小孩跑到跟前来仔细观察，看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见。列车隆隆开来，我知道身边有了更多的人，就“答答”地敲得更加起劲，双手灵活地起落，配合得更加巧妙，鼓锤上缠着红色的布带，在空中划出潇洒优美的孤线。夜里地铁站渐渐寥落，我伸了双手把纸盒中的钱拢起来，一张张摸着辩别是多少，叠好，塞到口袋中去，背起鼓，一根长竿点着路面，平静地咀嚼着生命的悲凉，在霓红灯下慢慢走回去。想到这里不敢往下再想，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又傻子似的自己笑了，记起早几个星期看见一个中国男人在地铁站拉二胡，有不少人把钱给他，又有人告诉我这个人的母亲是某某名人呢。当时我还遗憾自己什么乐器也不会。还是敲鼓好，敲鼓声音大，敲鼓容易。我觉得自己这种构想并不那么拙劣，甚至还是“good idea”呢。
第二天我辞去了那家小餐馆的工作，不敢再做下去，哪怕当自己是头牛呢，我也得让这头牛喘喘气。韩国老板娘很遗憾，问我是不是嫌七块钱一个小时太少了，可以再加五毛钱。我告诉她说，不，我在报社找了一份好工作，每个小时十八块钱呢。她望了我呆了似的，半天说：“You're lucky，very lucky！”
思文的失眠拖了快一个月，办法想尽了也不见转机。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是焦虑过度引发的情绪失衡，保持心理平衡安静就会不治而愈。她越想平静就越平静不下来，对自己生气也对我生气。学校的作业和考试使她焦虑，两人的关系也使她焦虑，现在又多了一层焦虑，不能消除焦虑的焦虑。
那段时间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她，她睡不好已经成了我无可推脱的罪责，因为她情绪失衡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对这一点我不敢辩驳。看她一天天憔悴不成人形，我也着急起来，在无可奈何中总劝她要多喝牛奶，她不喝就吓她说，吃再不补上点身体就垮掉了。有几次我做出很亲切温柔的姿态，她却推开我说：“算了算了，又何必呢。你也别来安慰我，我也不是小孩说逗就逗了，我要就要真的，你又没有。”我搓了手在一边窘迫地笑，说：“要怎样才是真的呢，怎样才是真的呢。”她说：“真的才是真的，你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做得不象，我在心里恨着自己：“别的地方做得也象，做了三年炒锅的牛皮吹了脸也没变色，怎么这就不行！”这个敏感的人，她太了解我了，瞒不过她。哪怕我做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临场发挥总是不行，被她点了出来。我真的的恨起自己来，恨完了还是不行。这样几次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做出那种姿态。我所能做的就是象一个朋友那样去关照她，哪怕是个朋友呢，也得尽做朋友的责任，我只能如此了。这时我对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体会得特别清楚，就隔那么薄薄的一层纸，却鲜明地划出了两种感情的界线。
这天晚上我陪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