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他们几个会一点水性的，挣扎着爬上了河岸，又是风、又是雨，浑身透湿地迎风站在高高的山坡上。狂风暴雨一点没有停的意思，他们只得手拉手爬到一处山岩下头躲雨。
大雨整整下了一夜，几个同学又冷又饿，全靠谌老师背在身上的那一包馒头，打开来虽然全被河水、雨水泡酥了，但一下子就被同学们狼吞虎咽地吃光了。也全赖谌老师父亲的这一包馒头，他们同学几个才熬过了风雨之中的漫漫长夜，才抵住了饥饿和寒冷。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谌老师临近毕业给我们讲的这件往事，但此时此刻这件久远的往事浮上我的心头，我顿感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至今我仍记得，谌老师这么大年纪了，在给我们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他的眼里还是闪烁着泪光。
是啊，没有人晓得我们这些偏远山乡里长大的孩子求学的艰难，没有人晓得我们这些孩子完成学业后要融进都市的种种困惑。谌老师他们那一代人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也是这样啊。自小我们就立志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好人，我们也要像上海人歌中唱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难啊，做人难，做好人更难！
细想一想，佳居实业的这件事，我哪点做错了？我就写了一篇主张正义的文章，狗日的夏中强和那个叫郝微微的女子就要给我塞十万块钱，十万哪，至今那“给你十万”的声音还时常响在我的耳畔，诱惑大得很哪，可我能收吗，我敢收吗，我若收下这十万块钱，不就一脚踏进了班房？
我坚持了正义，把文章发表了，佳居实业竟然把我和报社一起给告了。告就告吧，我要好好地跟佳居实业打这一场官司。
我搅进了三角关系中。恼意和醋意全涌了上来。
2003年9 月16日多云星期二
法庭比我想象的小多了，也没平时电视里实况播出的法庭那么气派堂皇，相反给人的感觉有些逼仄。
不过这也好，这使得我们原告和被告、控辩双方相互之间看得更清楚，也更有一种短兵相接、唇枪舌剑之感。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或者说大出我意料的是，坐在原告席上的，除了试图收买贿赂我的那个阴险的副总夏中强，伶俐的女子郝微微，还有他们雇的上海滩上那位名律师之外，佳居实业的总裁也出场了。当我一眼看到她是个女的时，我已经吃了一惊，没想到经营这么大的一个房地产老总，竟是一个年轻女性。看传票时，也许我太紧张了吧，我竟然没注意对方的性别。而当这个叫乔海贝的法人代表把戴在白净俊俏的脸上那副墨镜摘下来时，我更是大大吃了一惊。这……这位老总不是苗杉做钟点工的那个东家吗，那一次，苗杉约我去豪华小区门口见面，还和驾驶着红色高级轿车的她打过一个照面呢。那个时候，她在我的眼里简直可说是光彩照人，过目难忘。
怎么、怎么会是她呢？ 苗杉嘴里的女强人，“冷面美人”一个非常能干、非常有魄力的女人。
那一回，苗杉不是叫她小英姐嘛。她怎么眨眨眼变成了乔海贝。看样子，就是女强人，住在豪华小区里的女人，照样也是有小名的。怪不得她没摘下墨镜来时，我感到她脸熟呢。瞧她坐着那模样，带着点浅笑，显得十分轻松自如，难道她对这场官司有胜诉的把握？不知为什么，看到她的笑容，我脑壳里头掠过的，却是讲她冷面美人的那些议论。可得留点神。
威震上海滩的那个名律师果然非同一般，在法庭上，他显得胸有成竹而又自信，原告方几乎所有的话都是他讲的，他滔滔不绝，他口若悬河。他说：“记者全小良和《上海都市报》抓住房子质量中的一点点小毛病，在意图要挟遭到婉拒之后，把那点儿小毛病无限量地放大，致使原来卖得十分火暴的佳居实业小区遭受了巨大损失及不安定因素的困扰。老实说，索赔二百万算是客气的，那只是让报社和写稿的小记者接受一个教训。全额索赔起来，就是把报社那一层楼全卖了，也赔不起。金钱事小，名誉事大，索赔数虽然少，但《上海都市报》必须在显著位置刊登赔礼道歉的声明，告知广大读者，这一报道严重失实。”为证明他的话属实，他煞有介事地出示了很多文件，将市住宅发展局颁发的“四高”优秀小区、园林局颁发的“园林式居住区”、政府颁发的“文明小区”奖状一一显示在荧屏上，同时还把房屋质量监管、验收合格的证明复印件也一并提交给了法庭，用以证明佳居实业的住房质量是完全合格的，我和报社之所以在鸡蛋里挑刺，就是想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佳居实业的副总夏中强作了补充发言，他说：“全小良在稿子写出之后，曾主动约请佳居实业公司的负责人到黔香阁吃饭，扬言这个稿子一旦发表，就会像重磅炸弹一样，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言外之意，就是想以我们的质量问题为把柄，要我们花钱消灾；或者说是私下里摆平。说实话，如果只是一点小意思，我们公司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也就满足他们了。谁知道他狮子大开口，我们的私下接触最终不欢而散。”
没等他讲完，我就冲动地想要站起来了。真正是险恶至极。我气得真想冲过去照着夏中强的脸给他两拳。世上竟有如此无耻之徒！
我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脑壳上涌来，脸颊上一阵一阵发热发烫。
夏中强的话音刚落，郝微微就像为证实他的话，当场向法庭出示了那一天在黔香阁用餐的发票。她还补充：“黔香阁是一家专营经典贵州菜的名店，菜肴很辣，之前我们只是风闻，从没去用过餐。上海人大多数都不吃辣，那一天我们怎么会跑去呢，就因为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全小良，是贵州乡下人，喜欢吃辣。请法庭明察。”
这一下，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朝我扫了过来。
就连竹亦中律师也向我这边转了一下脑壳，我看到他的眼角里闪烁着狐疑的神色。
没想到这个年龄和我不相上下，相貌也不差的女子，竟也会当庭撒谎，往我的脑壳上扣尿盆子，往我的身上泼脏水。
夏中强和郝微微这两个商人，我算是领教你们了！我真想狠狠地一擂桌子，跳起来揭穿他们的阴谋。我也懊悔没请苏悦到法庭来。听说今天开庭，她问过我，要不要给副刊部主任说一声，一起来。我说事实胜于雄辩，让她安心上班吧，我能对付他们。此时此刻，若是苏悦在场，也让她看看夏中强和郝微微当庭说谎的嘴脸，让她感受一下法庭的氛围，该是一堂多么生动的社会课，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况且，那天吃饭她自始至终在场，她完全晓得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详细过程，她还能证明我是清白的，该有多好。
但这会儿，追悔已经来不及了，当务之急，是在法庭上揭露对方，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心中明白，这当儿，对于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冷静、镇定。
我顾不得事先说好的以竹律师为主的约定了，在获得法官同意以后，我接过话头，首先向法庭出示了一封信件和几张照片。信是佳居实业的业主写给报社投诉住房质量的，几张照片是我去采访时拍下的，有表明业主因佳居实业质量不佳愤怒情绪的，更有形象地拍下的纰漏、裂缝、渗水等等一系列住房质量问题。我还利用当记者的优势，当场播放了几段录音，证明业主因佳居实业的住房质量问题久拖不得解决、多次反映不得反馈的无奈和激愤。
在充分地用事实和证据有理有节地陈述了以后，我客观地把夏中强和郝微微找到报社来约请我和苏悦去黔香阁吃饭的过程说了一遍。重点说明他俩试图当场行贿及被我断然拒绝的过程。
“是的，我是一个来自偏远的贵州山乡的穷孩子，用贵州话来说是缠溪山里的穷娃儿。”在叙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我又不无感情地补充道，“可我从小就被告知，穷，要穷得有志气，人穷志不穷。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我用功读书，才考上了上海的名牌大学。我才到报社工作没几个月，我深知我的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为阻止我发表自己写的一篇稿子，他们当时要给我十万块钱。天哪，我从来没见过十万块钱是啥子样，那真正是一个天文数字。缠溪乡间的农民，要从泥巴地里刨出多少粮食，要编织多少只竹篾箩筐和提篮，才能赚到这十万块钱。夏中强，你是副总经理，我要在法庭上当众骂你一声龟儿子，实话告诉你，你当时一说出口，我的眼前就出现一条用钱、用人民币铺出的路，铺出的一条通往班房的路。你懂不懂？十万块钱哪，你一出口，我就认定了，你们这房子质量肯定有问题，真像大律师说的没问题，你们肯用十万块钱来摆平？你们别小看人了，别以为我是贵州来的农村娃娃就把我当憨包来蒙了！完了，就请法庭判吧，真判我和报社输，那上海就没公道可言了，那天底下就没理可讲了！”
夏中强冷笑一声：“请问你全小良，你写出了稿子，没登出来，不是你主动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我义正词严地当场反击过去，“如何获得这一信息，你愿意透露吗？”
“我能透露的，就是你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最早给我们打的电话。”夏中强的话一出口，他身旁的郝微微就连连点头。
那个乔海贝总经理却没点头，而只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犀利地盯着我。
“你们佳居实业信息灵通、神通广大，涉及对你们不利的报道，自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我佩服。记得你们给我打第一个电话，我就问，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你们让我不要打听了。我就晓得你们有你们的渠道。”我斩钉截铁地说，“至于到底是我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先给你们打电话，还是你们先给我打电话、又跑到报社门口来堵我。只要法庭想晓得，一深入调查就能明了，电信局里自有通话记录，另外，我们报社大楼的门房间也会记得。”
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法官询问双方，愿不愿调解，我说要调解他们就得当庭撤诉。
佳居实业当然不干。
于是法庭宣布休庭，并将择日宣判。
走出法庭，我竟和佳居实业的总经理乔海贝不期而遇地走在了一起。她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挑衅地瞪了我一眼，我也老实不客气地回瞪了她一眼，心里说，她一定记不起我是谁了，那也好。反正她是苗杉的东家，我知道她的。别看她开着气派的豪华轿车，住在高级小区里，那么多的钱，原来都是昧着良心赚来的，有什么了不起啊！
她主动前来约我； 真是难得。
这个富裕美丽的女人神秘的葫芦里装得是什么药呢
2003年12月13日上海—杭州晴星期六
我知道杭州是好地方，可我不晓得杭州会有这么好、这么高级的地方。乔总这次安排住的是西子宾馆，一进那庭院式的环境，绿树掩映，鸟语花香。一幢幢匠心独具的别墅楼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地座落在宽大的庭院各处，我几乎看呆了。心里说，还需要到啥子景点去玩啊，这里每一处都是景。有山、有水、有亭子，还能眺望到西湖远远近近的湖光山色，就在这庭院里呆着，沿着湖边宽宽窄窄的路慢悠悠地走一走，也是享受啊。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陪同乔总出差，我不晓得她来杭州是同人谈判投资项目，还是参加啥子活动。来之前我一直在猜测，这趟出差会有几个人，我要做些什么准备。看到软席车票的那一天，我斗胆给乔总打了一个电话，问她要我做些什么事，她说你去就知道了，暂时还不需要做什么。我就不敢往下问了。
上了舒适的软席车厢，乔总已雅致地戴上一副墨镜，在她的位子上静静地坐着，我这才明白，出差的就她和我两个。我对了对号，忐忑不安地在她跟前坐下，心头直打鼓，对自己说，可得小心侍候着，别在细节上一下子把她给惹恼了，那就糟了。
车开了，乔总不咋个说话，起先她摘下墨镜，光是低头看着书，那模样一点儿也不像个商人，活脱是个沉静的女学者。看得累了，她时而抬起眼来，瞅一下飞驰而过的车窗外的景致，明澈的江南小河，河面上的小船，收获过的农田，远远近近显出生气的农舍。
我呢，看到她杯中的水少了，连忙给她续一点。看到小车推来了，出售各种零食点心，我便问她一句，想尝点什么？即便不说话，静静地相对坐着，我也能嗅到她身上特有的那一股诱人的香气。
好不容易候着她不看书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乔总，到了杭州，要我事先做些啥子？”
她的目光透过墨镜在瞅我，答非所问地道：“你到过杭州吗？”
“到过。”说着我自个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乔总见我笑，好奇地问：“很好玩吧？”
“哪里呀，我是想起就觉得好笑。”见乔总征询地望着我，我就给乔总说了起来。
我们那种大学生的旅游，哪能和今天陪着乔总出差比啊。记得那是大三的时候，实习期间得了一笔钱，我们几个外地同学，就相约着非得去上海、浙江那些同学吹得天花乱坠的天堂杭州玩玩。其实，这哪叫玩啊，从买票起就像是打仗，坐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