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是上海浦东本地人，想是伴随老先生起家，虽然如此家大业大，却依然保持
着勤俭的本分。有时见她在后弄里收拾些碎布，做扎拖把用。“文革”后期返还抄
家物资，老太太已经故世，在还回家的一张旧沙发中，竟发现藏着有金银首饰，藏
得如此完好，连翻地三尺的红卫兵都不曾发现，结果完壁归赵。这原是老太太积攒
的私房。他家经常有些本地乡下的亲戚来小住，小孩子就到弄堂里来玩，被调皮孩
子嘲笑他们的本地口音，却也不急不恼。老先生平日与二房太太共同生活，老太太
一个人带着一男二女居住在此。长子已娶妻生女，阿大阿二与我年龄相近，是我的
好玩伴。这家的生活显得比那一家平常得多，门户也不顶森严，邻里间来往略频繁
一些。这家的媳妇，也就是阿大阿二们的母亲，也很美丽，是另一种风格，比较古
典，五官特别精致和谐，亦很现代。因是几个女儿的母亲，又有着那样古旧的婆婆，
她的装束比较素朴，印象中从未化过妆，可那一股摩登气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虽
然她家阿大比我还大一二岁，可她却很年轻，似乎与那家的新娘差不多年纪。我们
这幢房子里，三楼住的是一户昔日买办的管家，是这条弄堂的老住户，各家的底细
都知道一些。甚至连我都不知道的，我父亲五七年戴“右派”帽子这事，他家都知
道。他家的外孙女也是我的玩伴，是个任性又嘴快的小姑娘，就是她，告诉我，阿
大的母亲原是某著名舞厅的舞女，阿大的父亲则是个有钱的舞客，在她十九岁时娶
了她，但夫家却极不满意这桩婚事，不允她进门，直到生下第二个女儿，才接纳了
她。不知此话虚实如何，我却很喜欢阿大的母亲。那家的新娘不管怎么说终有些高
山仰止，而她却是亲切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说话风趣，看我们在一起玩得不怎么
高明时，会调侃我们几句。虽然我们只是小孩子，她却也很给我们面子。有一次，
我们找阿大玩，阿大，这位新入学的一年级生正在埋头做作业。我姐姐仗着她二年
级的学历，大胆地替她抄写生字。阿大很紧张，很没经验地不时觑着房门外、在走
廊上忙着的母亲的身影。这事情干得是有些浑，相信她母亲一目了然，但她竟没做
声，放我们过了关。
那时我还没上学，白天一个人在家，十分寂寞。小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可玩
出稀奇古怪的游戏。我大约是想象自己流了鼻血，将一个小纸团塞在鼻孔，不想吸
了进去，心中十分害怕，跑到后弄正在洗衣淘米的保姆跟前求援。保姆也手足无措，
不知拿我怎么办好。这时候，阿大的母亲听见动静走出来，一见这情形，返身进去
取了个镊子，将我横倒在膝上，强按住脑袋，没等我哭出声来，一下子就从鼻孔里
钻出了那个倒霉的纸团。
他们家虽然是大家，但并不招摇，也不神秘，他家保姆也说不了什么闲话，供
邻里们猎奇。只有两点显露出不同寻常的居家生活。一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始，他家
后晒台上，竖起了一杆天线，这表明他家有了一架电视机。在那年头，这是有些招
眼的，所以阿大阿二们对这个话题，嘴封得很紧。有一回，阿二突然说起了昨晚的
一个少儿电视节目，阿大立即用白眼制止了她。那时候，连小孩子都是识相的，一
看这情形，便也不加追问，就此罢了。还有一点则是他家院墙上的一周碎玻璃片。
前面已经说过，我家遭窃是我们弄堂里的头一遭，所以这周碎玻璃片显然不是防贼。
那是防谁呢？是防隔壁弄堂的孩子。隔壁弄堂是条人口拥挤的弄堂，本是不相干的，
可在大炼钢铁那一年，将我们弄堂与他们弄堂之间的隔墙拆去，抽出里边的钢筋炼
钢去了，自此，两条弄堂便打通了。他们弄堂的孩子，总是到我们的宽阔的前弄里
来踢球。球呢，又总是要越过院墙，落进院子。然后他们便十分自然地、身手矫健
地翻过墙头去拾球。为此，经常会发生争端。而有了这一周碎玻璃，他们便不能自
由进出院子。这是一个无声而有效的拒绝，对这些“野蛮小鬼”的尊严是一个挫伤。
“野蛮小鬼”，是我们弄堂对他们的称谓。有的星期天里，这家的儿子，就是阿大
阿二的父亲，便爬上墙头，栽花似地补栽着碎玻璃片。他的态度很专注，也很悠闲，
还带着些玩赏的意思，将这碎玻璃片栽得错落有致，在太阳下光芒四射。这时候，
谁对后来的灾难都是没有预感的。
也像是方才说的，这城市的革命是从剪裤腿、脱皮鞋开始的，我们弄堂里首当
其冲第一人，便是那家读土木专业的大儿子。这一日下午，他赤着脚，拎着皮鞋走
过弄堂，走进家门。他赤脚走回来的样子倒也还可以，并不十分的狼狈，走进门后，
还回头对尾随身后起哄的“野蛮小鬼”呵斥了几句。那帮小鬼见他气焰不减，就吃
不准是怎么回事，竟有些吃瘪地退了回去。可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头，大事情接踵而
来。
我永远难忘在那绸布行业主家中，进驻了整整一星期红卫兵，有一日我走过后
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
使我很惊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
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
并且，她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除去比通常神情严肃一些而外，没有大的改
变。这使我突然的一阵轻松。自从他家进驻了这伙红卫兵，整条弄堂就都笼罩着沉
闷的空气，小孩子不再到弄堂里玩耍，人们即便在自己家里，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
那些喜欢聚集在后弄里说长道短的奶妈保姆们，现在安分地各在各的家中。人们怀
着恐惧的心情，想象他们全家老小这时的情形。有一些可怕的传说在邻里间流传，
说是他家老先生从二房太太处带到这里，七天七夜不被允许睡觉，轮番审问。我们
几乎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心里以为他又老又衰弱，要熬不过去了，这一家也要
熬不过去了。可是，却出人意外的，阿大的母亲竟还在淘米起炊。
不久，他家的生活有了变化，二房太太、三房太太全集中到这幢房子。而底层
则没收去，重又分配进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显然来自遥远的城市边缘，江北人聚
集在棚户区。他们说苏北话，多子女，因申请不到煤气在后弄里生着煤球炉子，烟
熏火燎的。他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安静的弄堂顿时变得嘈杂了，开始接近隔壁弄
堂的气氛。而前边的院子里则堆满了杂物，引火的木柴，花木凋零了，只剩下一颗
夹竹桃和一棵枇杷，兀自花开花落，青枇杷落了满地。而围墙上的碎玻璃早已在第
一次抄家的时候，邻弄的孩子闻讯赶来，欢呼着爬上墙头，扫得个一干二净。玻璃
碴子飞溅起来，反射着五彩阳光。这一刹那有一种残酷的美丽。
这一段日子，真是朝不保夕，说不准什么时候，红卫兵就来了。红卫兵来了，
邻弄的“野蛮小鬼”也来了。不是说过，弄口是一个小学吗？小学虽没有明确指令
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上课是上不下去了。小学生们正感无聊，这时也蜂拥而来，汇
集此处。一时上，简直像庙会一样。里面在抄家，外面墙头坐一圈人，墙下也是人，
又不知是谁领的头，还呼起了口号。和任何革命的时期一样，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下，
进行着一些狗肚鸡肠的小过节。前来助威呐喊的小学生中间，有一个女生特别活跃。
她显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虽然还不是红卫兵，却也穿上了一身洗白了的旧
军装。她革命最积极，并且又会爬墙又会上树，是墙头上唯一的女生。我们都同在
一个小学，她比我低一级，和阿大的妹妹阿二同班。有一回，她正爬在他们家墙上
呼着口号，突然一回眸，看见了躲在自家院子里听动静的我。她刷的一转身，指着
我大声喝到我的名字：你给我出来！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可我已没处逃跑
了，只得拉开门栓走到弄堂里。她纵身跳下墙头，冲到跟前，点着我的鼻子骂道：
是你说我偷东西吗？她的气势完全压倒了我，我很无力地辩解说：不是我说的。她
吼了一声：你还赖！就在此时，我看见她身后有一个人影，畏缩地一闪，心便使劲
往下一沉。这是我们弄内的另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搬舌头，你明明知道她靠不住，
可当她来到面前，甜言蜜语地一说，你又相信了她，告诉了她极其机密的事情。我
确实很不谨慎地和她说过这话，至于是从哪里听来，我自己也忘了，很可能只是空
穴来风的只言片语。我回答不出她的责问，退又无处退，逼得无奈，便很卑屈地瞎
指了一个。这是一个最无权辩解的人，那就是这家的阿二，与这女生同班的同学。
我说：是她告诉我的。她听罢头也不回地冲进他家院子，挤在抄家的人堆里，大声
叫着阿二的学名，要她出来对质。这实在是一个恶劣的诬陷，在这样的情势下，可
谓火上浇油，不知道会给他家带来什么祸事。他们一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她没把阿
二叫出来，随她而来的是阿二的母亲，也就是阿大的。她脸上含着微笑，不慌不忙
的。也不知怎么的，这女生此时也平静了一些，对着我说：她说她并没有对你讲过。
我嗫嚅着，不知道这事该如何收场。阿大的母亲向我微笑着，没有一点追究的意思，
她说阿二的脑子稀里胡涂，说过了也会忘记的，又说算了算了的，那女生竟也敛了
声，放了我过门。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阿大的母亲，感激她的宽容，也感激她替我
打了圆场。
阿大的母亲就是这样，你可以说她会做人，会做人有什么不好？会做人终究是
她照顾别人，别人受益于她，和她在一起，你就会感到放心，舒服，愉快。那时候，
寂寞的我，总是不识相地在任何不适宜的时间里，出现在她家，找阿大阿二做伴。
她从来都对我亲切、和气，有说有笑。我们正处在发育的年龄，胃口特别旺盛，却
苦于时世不好，经济都很拮据。我家的情形略好些，还能有五分一毛的零用钱，我
们就一起出去逛街，到合作食堂喝牛肉清汤。那汤是真正的清汤，什么也没有，可
是强烈的咖喱味和味精味却使它显得味很厚的样子，能解一些馋。喝得胃胀，然后
很激奋地走在马路上，互相挽着胳膊。阿大的天性十分快活，开朗极了，处在这样
不安的困窘的境遇之下，依然不存什么忧虑。这大约也得益于她母亲的遗传，处惊
不变。这一种气质是非常优良的，它可使人在压榨底下，保存有完善的人性。其时，
他家基本已是靠变卖东西度日。我们逛街的又一个内容就是去旧货店看她家的东西
有没有售出。一旦售出就赶紧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在这样发发可危的境况下，阿
大母亲还是生活得从容不迫。她每天一早就去买菜，买菜回来的路上，打一缸淡豆
浆，回到家里，慢慢享用。有几次，她在马路上撞见我和阿大结伴喝牛肉清汤，吃
熟菱角什么的，事后就笑话我们没口味，急煎煎的也不惬意。使得我们很感惭愧。
有一天，阿大兴奋地奔到我家窗下，很神秘地向我展开一张五角的纸币。这可
是一笔大财富，够我们享用一大阵子的了。是阿大母亲给阿大一个人的，还要她保
守秘密，别让阿二等妹妹们知道。从这捉襟见肘的财政中划出这样一笔钱，可是不
容易的，这够阿大母亲喝大半个月的淡豆浆了。其实这是在帮阿大还情，也是给女
儿面子的意思。这一天，我们破例在合作食堂里要了一份两面黄炒面，再加上牛肉
清汤，真是无法形容的满足。
她家的女儿均长得清秀端正，也是得自母亲的遗传。稍成年之后，我母亲就起
意给阿二介绍男友。为什么给阿二而不是阿大，是有人人皆知却不便明言的理足由。
那就是，其时阿大还在农村插队，衣食无着，前途无着，阿二则分配在上海工厂里
做了一名操作工，是可考虑终身大事了。这虽然合情合理，可对阿大多少是个伤害。
虽然非常尊敬革命同志的我母亲，但阿大母亲还是婉言谢绝了。理由是阿大还没有
朋友，阿二怎么能先有。母亲虽然遭了拒绝，但却十分服气。就这样，阿大的母亲
虽然在复杂的世事里应付得很婉转，可却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与
人为善。多年以后，我母亲到沪上一家著名宾馆赴宴，见隔壁餐厅前写着喜宴的字
样，新人竟是他家阿大的名字，便寻了进去。没等母亲从如云宾客中寻见阿大，阿
大母亲就已迎了上来。她特意将新人引到母亲跟前，行了三鞠躬礼。据母亲说，阿
大母亲竟然一点没有苍老，依旧美丽动人，穿着得朴素而得体，一点看不出是这对
晚婚的新人的母亲。他们的婚礼是沪上布尔乔亚的一种，隔墙听来，没有半声喧哗，
只在喜宴将临结束时，齐声唱起“祝你新婚快乐”的歌子。唱毕，轻轻地鼓了一阵
掌，便高尚地、文雅地、礼貌地结束了。
那医生家的，美丽的，高贵的，娇嫩的，公主般的新媳妇，在文化大革命的残
酷遭际当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首先担起了这个
家庭涉外方面的事务。比如买菜，比如里弄里的学习。每当召集有问题的人家开会，
她便提个小板凳走过弄堂，走到那弄堂拐角处，狭小的、漏风的、晒顶的、油毛毡
搭建的小屋里，静静地坐着，领受着照章宣读或者即兴发挥的训斥。她双手放在膝
上，脸色很平静，美丽的眼睛看着门外，并不胆怯地接受着人们好奇的注视。再比
如每周四弄堂大扫除。她身穿高统套鞋，提着铅桶，将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因为天
寒，而在头上包一块羊毛方巾，围到颏下，系一个结。看上去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女
主人公。她看起来还相当有力，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