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下，以一天一夜的时间，抢修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保证了中央首长及大会代表每日往返会场的便利。
劳动英雄杜林森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开幕。
为了确保大会的安全，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警卫处由陈龙任处长，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负责整个大会警卫的领导工作，下设内、外两个警卫小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处选调干部组成，专门负责会场内的招待和首长的随身警卫；外勤组长由中央警备团第一营营长刘辉山担任，负责礼堂各大门以外的警卫和防空的组织指挥和检查等工作。
这次大会警卫采取的是多封闭、少半公开，多固定、少游动，公开武装与带暗枪的半公开武装相结合，固定与游动相结合，内部警戒与外围警戒相结合的形式。中央警备团根据大会会址杨家岭中央礼堂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治安情况，采取了对外严密控制，加强对空监视和巡逻警戒，对内加强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担负这次大会警卫的中央警备团第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检验入场证件、检查修理防空洞和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第二连、第三连分别担负杨家岭礼堂围墙以外的山头、后沟隐蔽地点的控制，代表驻地、往返路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戒任务。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防止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骑兵连担负中央领导和代表经常通行的路线巡逻、护送等任务。
在这次安全警卫任务中，纪永昌等同志担负着守护延河桥的安全保卫任务。纪永昌是中央警备团出了名的劳动英雄，他1919年出生于河北，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被评为劳动英雄，并出席过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一天，延河水猛涨，汹涌的河水冲击着桥身，使本身就不坚固的延河桥开始晃动。一旦延河桥被河水冲垮，将直接影响代表们的通行。在这紧要关头，护桥的纪永昌毫不犹豫地跳入河水中，冒着生命危险，勘察地形，检查桥柱，探索办法。突然，一股激流奔腾而来，把他卷进了漩涡，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纪永昌凭着坚强的毅力和较好的水性，摆脱困境，终于找到了桥身晃动的原因。
上岸后，他把河中的地形情况和造成桥身晃动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向战友们作了阐述。大家觉得纪永昌分析得正确，办法也可行。于是他们运石块，装沙袋，展开了一场加固桥柱的战斗。但由于河宽、人少、水流湍急，他们在桥柱下每摞一次沙袋，就被急流冲垮一次。怎么办？纪永昌急中生智，决定在桥柱下先打木桩，而后再填沙袋、摞石块。这一招真灵，他们成功了。就这样，几名守护桥的战士，在纪永昌的带领下，经过一天多的艰苦奋战，先后加固了所有桥柱的根基，稳固了桥身，保证了延河桥的安全。当大会警卫处长陈龙等领导同志检查安全时，发现他们连夜加固桥柱的感人事迹后，当即给予表扬。肯定了他们为大会安全警卫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由于这次警卫工作充分动员、严密组织、明确分工、密切与各方面的配合，在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历时50天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就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党中央接着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中央警备团的警卫能力再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三千米处。中共中央在此领导了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领导解放战争。这里修建了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及百余孔窑洞、百余间房屋。1942年5月在这里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讲座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里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及中央各机关旧址等。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此迁往枣园，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仍留驻这里，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
护送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神州大地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场面，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有了自己的如意算盘。8月14日这一天，蒋介石发出了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紧接着，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出了两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延安作何反应？延安作何对策？延安要不要和平？顿时，全国人民的视线全部聚集到了延安。
8月22日，《大公报》社论开头第一句就写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
实际上，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并不是真正希望和平，但他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原因十分简单，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的帽子扣到延安的头上。
接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电的第二天，毛泽东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挑战”，复电重庆：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不过，毛泽东主席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已经把一切工作都布置妥当了。
第一，他借美国的飞机已经将各大战区的主帅从延安送回了他们的岗位；
第二，他将自己的党中央主席岗位也做了安排，指定在他离开延安期间，这个岗位由刘少奇代理，同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虽然毛泽东主席的安全已有苏联、美国作了担保，但毛泽东主席还是做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准备。
自然，作为贴身护卫毛泽东主席的中央警备团对此高度重视。全团指战员知道这个消息后，谁也不相信蒋介石会有诚意同我党和谈，都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而担心。此次去重庆任务重、情况复杂，且要求跟随的警卫人员十分少。中央警备团只有优中选优，选出几个政治思想十分过硬，军事素质好，并有为革命为毛主席献身的准备的官兵。
1945年8月26日深夜，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突然接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电话，通知他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有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延安来，要中央警备团的防空部队不要射击，在延安东边机场周围布置警戒。吴烈团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情况。
8月27日下午两点，从延安的西南方向飞来一架标有美国字样的运输机。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后，从里面走出不少人，其中有1944年11月曾来过延安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治中。他们的到来，人们都非常怀疑，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些家伙不知耍什么花招；还有的猜测说，会不会又来搞瞒天过海的所谓“调停”之类的骗人的鬼把戏。
赫尔利与张治中是来接毛泽东主席的。
8月28日，延安阳光明艳，宝塔山显得格外壮观雄伟。但中央警备团，甚至延安、全国的解放区的军民们，都在高度关注着。虽然不是战争，这种氛围却远远胜于战争。
没多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赫尔利、张治中，以及几名中央警备团的警卫人员一同出现在机场上，机场内早已有数千人在等候着为他们送行。
8点左右，毛泽东主席站在机舱门口，面带着笑容，挥动着帽子向欢送的人们告别。
飞机起飞了，向重庆方向飞去，渐渐在天空中消逝了。
来到延安10年了，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离开延安，这也是他第一次坐上飞机。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旅行者的轻松和愉快，因为他此行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一言一行都受到世人的注意，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自从毛泽东主席离开延安去重庆的那天起，中央警备团的全体指战员每时每刻无不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战士们每天早晨不约而同来到连部、营部、团部门口，等着看解放日报，争着看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消息。
枣园、侯家沟一带的群众，对毛泽东主席的安危同样十分关心，每天都有很多老乡，到中央警备团团部来打听毛泽东主席的消息。一天，两天……成千上万的人一直等到10月10日。
重庆谈判，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毛泽东怎么着，还眼巴巴地看着毛泽东挖自己的墙脚，却又不能公开反对，因为毛泽东是他请到重庆的，目的又是和平谈判。
中央警备团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主席全程警卫任务。
毛泽东主席回来后不久，美国五星级上将马歇尔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身份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在延安迎接来访的马歇尔，党中央特地指示我军驻南泥湾某团组织一支仪仗队。从全团精选500名年轻、精干、姿态好的战士，编成三个连，组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仪仗队。队领导向大家讲了执行这次任务的重大意义，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我们以这样的形式欢迎马歇尔，表明了我党要求和平的诚意，表明了我们的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他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因此，这项工作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讲明了意义的重大，使大家心胸豁然开朗，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仪仗队员穿着普通的军衣，许多战士的衣服都打了补丁，直到执行任务那天，才换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1946年3月4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陪同马歇尔在延安机场停机坪检阅了这支仪仗队。仪仗队三个连队呈横队排列，每连排头是炮班，其次是机枪班。战士们穿着崭新的军装，紧握从日寇手中缴获的武器，昂首挺胸，精神百倍，向马歇尔行了注目礼。受阅后，他们回到原部队，担负起保卫延安的任务。
中央警备团分成两个团（1）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打败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决定：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从中央警备团抽调第二营的第五、第六两个连和团机关的一部分干部共220名，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学抽调一个连（这个连100多人均系干部），共400多人，组成先行中央警备团，由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任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同时，配给先行团一部电台（台长、报务员、机要员、摇机员共6人）。同时，延安中央机关和学校有几十名干部，分批去东北，也随先行团一起行动。
接受任务后，中央警备团进行了思想教育，稳定大家情绪。会上，吴烈耐心地对大家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到前方去，是革命的需要，留在延安，同样是革命的需要。一个革命战士，要以革命工作为重，要服从组织决定。”同时，吴烈团长还讲了保卫好党中央和延安的重要性，使一些同志改变了不愿意留在延安，要求到前方去的想法。表示留在延安，安心工作，完成好警卫任务，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吴烈等人在做好留下同志思想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了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思想动员，明确了任务，讲了行军途中注意事项，准备了行军宿营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和冬季被服等物品。李富春副秘书长还批给先行团一部分陕甘宁边区的钱和粮票，作为路费。
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后，留在延安的团，由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刘辉山任团长，政治处主任张廷桢任政委，二营教导员张耀祠任政治处主任，团部参谋兼警卫队队长古远兴任副参谋长，军需股长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
1945年10月1日上午，在延安枣园一片茂密树林下，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接见了先行团成员。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分别讲了话，作了重要指示。他们指出：为了党中央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准备搬迁到承德去，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达目的地。
此时，吴烈虽然暂时离开了自己钟爱多年的警卫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吴烈与警卫事业已经无缘了，相反，他的更好机遇还在后头。1949年8月31日，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成立，主要担负警卫中共中央首长与机关、民主党派负责人、其他重要民主人士，以及外国驻华使馆等任务，吴烈当上了司令员，并兼任第一师师长，他又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身边，1959年1月，北京卫戍区成立，吴烈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卫戍区司令员。吴烈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警卫事业，这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1945年10月2日一大早，先行团从延安出发，经清涧、绥德县到碛口东渡黄河。当他们在穿越晋西北行军宿营途中时，接到中央的电报，通知他们毛泽东主席由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胜利回到了延安。吴烈团长立即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全团指战员。大家听后，欣喜若狂，异常高兴。有的说，毛主席平安回来了，也就放心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