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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导大队经过扩编和思想整顿后，虽然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但是随着警卫任务的加重和进一步承接中央警卫任务的需要，还必须继续扩大警卫力量。为此，于1940年春将骑兵区队扩充为骑兵中队，下设两个区队，在枣园担负中央社会部驻地警卫任务，同时担负巡逻、短距离的迎接、护送首长和看押犯人的任务。到1940年6月18日，又由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第三中队，中队长方仲实，政治指导员冉法根，该队1941年在侯家沟担负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的警卫任务。1941年1月，又由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第四中队，政治指导员曾策，副中队长马英杰，在枣园担负中央社会部等机关首长的警卫任务。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警卫营又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和首长的任务。1941年11月，警卫营第三连将在杨家岭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这时，警卫营改称军委警卫大队，主要任务是在延安王家坪等处保卫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抗大、解放社、安塞军委二局等。其余部队于1941年11月前往南泥湾进行开荒和打窑洞。
朱德差点儿中毒
中央警备团指战员们除了保卫首长们的安全警卫，心还特别细，特别是担心敌人在首长吃饭、喝水时放毒。
1940年的一天，警卫营的李树槐跟随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到前线视察。他去了一所抗日军政学校做报告，有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台上，请朱德喝。李树槐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他担心总司令的安全，于是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茶水代替了那壶茶。
会后，那壶茶被六个人分喝了，一下子全部中毒，紧急抢救才脱险。原来茶里果然有毒。这并不是李树槐侥幸，而是已经习惯了，总司令出去不管吃什么，他都要先尝一尝，以保证总司令的绝对安全。
李树槐是原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李子洲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陕西省，有三个以人名命名的县，（刘）志丹县，（谢）子长县，还有一个就是（李）子洲县，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这几位陕北红军的创始者。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些高级指挥员需要一些语言通、地理熟的当地战士做警卫，高大英俊的李树槐，就当了彭德怀的警卫。陕西有个说法：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米脂县的姑娘漂亮，绥德县的小伙子精神。李树槐就是绥德的汉子，他的妻子张岚恰恰是米脂的婆姨。
红军渡黄河东征作战归来，彭德怀把表现出色的李树槐，推荐给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当警卫。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延安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和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民学会”的著名诗人、《国际歌》词的中文翻译者之一萧三，写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警卫英雄李树槐》，使李树槐的名字在警卫人员中不胫而走。
李树槐后来又当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卫士。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毛泽东步入会场，那个为毛泽东掀门帘的，就是李树槐。中共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他随侍过四个。1953年，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成立警卫局，这个警卫科便升格为警卫处，李树槐担任处长。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成立中央警备团（1）
1941年11月，中央军委警卫营三连将在杨家岭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这时警卫营改称为军委警卫大队，大队长为王金，政治委员为宋家治。全大队仍为六个中队和一个防空队。但因人员不断被调往前方和各机关、学校，这时全营只有499人了。
1942年10月，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延安地区的具体情况，为了确保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及刘少奇、陈云、彭真、任弼时、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担负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广播电台、新华社和国际友人的警卫，决定加强警卫力量，充实警卫队伍，将保卫中央的中央教导大队和保卫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由吴烈任团长，萧前任政委，王金任副团长，刘辉山任参谋长，张廷桢任政治处主任，宋家治任总支书记，樊学文任供给处主任。在当时任命的连队干部中有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何有兴、杜泽洲、古远兴等人。
成立大会是在10月20日召开的。
一条醒目的红布横幅悬挂在侯家沟球场上空。球场的四周插着彩旗，会场布置得简朴、隆重而热烈。警卫战士张思德所在的军委警卫营（这年的深秋，军委警卫营刚从南泥湾执行生产和警卫任务回到延安，驻在枣园对面的侯家沟）和中央教导大队的干部战士，早早地来到会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会议的开始。
这天上午，天气特好。会场虽然坐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却十分安静。
1942年10月初，经军委总参谋部研究，决定将中央
军委警卫营、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外称十
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图为成立时部分战士合影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叶剑英参谋长亲临大会，并向全团指战员们讲话作指示。叶剑英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和军委，警备团是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部队，警备团是‘钢盔团’，任务是非常重大、光荣而艰巨的。因此，必须团结一致，提高革命警惕，认真工作，刻苦学习，百倍努力地完成警卫任务，确保中央各负责同志的绝对安全。”首长们发完言后，全团的指战员们深刻地认识到警卫部队的任务重大而艰巨，促进了全体指战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提高了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的精神，激发了完成警卫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会后，班长张思德带领全班走回驻地时，中央军委警卫营教导员淳杰走过来对他说：“你让副班长带队回去，咱俩聊一聊！”张思德有些疑惑地问：“教导员，有事吗？”淳教导员说：“今天大会上宣布合编的命令，你听到了吧，我现在不是教导员啦，是警备团的总支书记，不过，你要叫呢，就在前面加个老字，叫老教导员也可以。”张思德说：“教导员，不，老教导员，有什么任务你就吩咐吧！”淳教导员说：“今天，不是给你什么任务，而是给你说一个新情况。”当教导员说要把张思德这个班分散补充到各个连队去时，张思德十分干脆地说：“服从党的需要，上级叫咋干就咋干，没有啥意见！”淳教导员继续说：“合编后，由于工作需要，干部、班长的编制减少了，你要到班里当战士，这个——没问题吧？”张思德十分诚恳地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作为党中央的警卫战士，责任重大，无比光荣。请教导员放心，我保证当好一名战士。”
当晚，张思德和副班长陈耀商量后，开了通信班的最后一次班务会。会上，大家虽然都有点依依不舍，可是，当听到张思德班长也要改为当战士，都感到有点意外，但一看张思德自己呢，却没有丝毫的埋怨和不快。张思德分到了一连二排四班当战士。虽然这样，张思德的工作热情一直没减，工作勤勤恳恳。由于工作出色，他还被中央警备团评为“即知即行的模范”。
毛泽东的警卫员和张思德的战友孙振法曾写文章回忆说：
我是1942年和张思德同志认识的。那年冬天，我奉命去中央警备团报到。当时团部驻地在延安枣园村对面不远的侯家沟村。报到后，经吴烈团长介绍，认识了张思德同志。开始，我在三连，他在一连。不久，又一起抽调到毛主席的警卫班。我们几个在接受任务时，团长指着张思德、王宝成、王意生、邵振才四位同志对我说：“他们都是老红军，你是小八路，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今天调你们去枣园警卫班，保卫毛主席，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又是很光荣的。在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坚决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现在由田书元同志带你们去。”于是我们几个人都激动地站了起来，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在警卫班里，我和张思德等同志朝夕相处，彼此都比较了解。尤其是，我知道张思德是放牛娃出身，和我一样有共同的苦难经历，使得我们两人之间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的接触也就多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张思德同志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他小时没有上过学，到部队后也因为经常处于战争环境，难以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只是有时临时参加一点学习和有关的培训，因此接受的文化教育也很有限。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努力，仍然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能作笔记。他有一个包袱，给我看过，里面装着一叠笔记本，笔记本上边还分别写有“军事课”、“政治课”、“文化课”的字样。在枣园期间，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拿出来，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过去，我以为当兵就是站岗放哨、冲锋打仗这一套，受他的这种热爱学习精神的启发和影响，后来我对文化学习也重视了起来，加上以后毛主席的经常督促和强调，逐渐有了进步。
张思德同志对党、对红军极为忠诚和热爱。有一次，他在整理包袱时，我发现里边有一颗五角星帽徽，感到很新鲜，便问他：这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在陕西三原县改编时，为了联合抗日，上级要求把红军原来戴的帽子换下来，改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大家都对换帽子，特别是换掉帽徽想不通，我在换装时就把原来帽子上的红五角星留了下来。他用手抚摸着五角星帽徽，又对我说，是刘伯承参谋长给我们做了思想工作，大家才想通的。刘伯承参谋长告诉我们：军队的名称改了，但是它的性质没有变，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这个军队就是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的！听了参谋长的话，后来我们就都想通了。说完，张思德同志便凝神坐着，沉浸在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张思德同志的那次谈话、举止和神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知道他是那样地热爱党，热爱红军，从而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张思德同志为人诚恳、朴实，对于担任不担任职务和干什么工作，从不计较。他参加过长征，历尽千难万险，按说资历也是够老的了。到陕北后，又曾在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过通信班班长。以后，还被派往南泥湾去开荒种地，并被部队评选为模范。然而，调到警卫班之后，他只是普通一兵。对此，他从无怨言。在班里，无论是站岗出勤，还是参加生产劳动，他都能积极带头，任劳任怨，绝不计较个人得失。我觉得这种一心为革命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因此，在班里担负各种任务和遇到一些事情时，就很注意向他学习和看齐。
1943年3月，上级根据我的工作情况，调我离开警卫班，专门负责照管毛主席的生活，每天都跟毛主席在一起。这以后，我同张思德同志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只能在见面时打个招呼，但他的身影、言谈等，却一直留在我的脑际，并使我不时注意了解他在警卫班的情况。
张思德是1933年10月，告别养母刘光友，怀着对保卫家乡，解放穷人的信念，来到长胜县红军独立团当通信员的。入伍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部队虽然离家不远，但他每次经过家门都不入，一心只顾工作。这支红军团队后来便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红军长征途中，他负过伤，抢救过多位战友，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战士。
不过，张思德能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这与他的生父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生父张行品对他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行品，1878年11月出生于六合场乡（今思德乡）韩家湾村。从小因家境贫寒，没念过书。他聪明能干，为人忠厚，朴实本分，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别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尽力相助。他以租田务家为主，所租的十多亩薄田瘦地，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交租纳佃，所剩无几，终年辛劳，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打临工、抬滑竿，或担米、担盐、卖水果，挣几个铜板，维持生计。
由于家庭子女多，妻子朱氏体弱多病，长期卧床不起，一家人常有断炊之忧。因此，就在其四子谷娃子刚过七个月时，因妻子去世，就将谷娃子过继给胞弟张行忠、弟媳刘光友为子。过继后，张行品家中仍有五口人，继妻子去世后，其长子、次子都因生活困难，贫病交加，先后去世。那时，只有他和三儿子思明、三儿媳郑氏一家三口，苦度时光。
红军来了，张行品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32年红四方面军攻占了宁强、镇远、西乡三县的部分地方，社会上到处流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部队。”张行品在顶山、瓦子场等地担米，听到消息后，连夜回家，把“红军来了”、“红军是为穷苦人闹翻身”的好消息告诉给弟弟张行忠和弟媳刘光友。
此后，张行品经常到佃户家，或在挑盐担米途中，向亲朋好友宣传红军到来对贫苦人的好处。当时，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宁相齐，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害怕，到处阻止人们传播“红军来了”的消息。
1933年1月，红军分别占领了南江、巴中城。张行品听到消息，兴奋不已。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他专程前往仪陇、巴中等地打听红军的消息。当他耳闻目睹了红军的情况后，心里更踏实了，星夜赶回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