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医生认识我。那年她才十六岁。十六岁就堕胎，你想想，我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那年初冬，天开始冷了，我将她的棉衣棉裤都拿出来翻洗了，又新絮了些棉花。我到处打听她，只要是她可能去的人家我都留下了话：告诉桑桑回林惠娴家一趟。我没有留话说让她回爸爸妈妈家，我特意强调让她回的是林惠娴家，因为我怕她的逆反心理，而我又太想见她一面。我的话果然奏效，有一天刮着刺耳的西北风，天黑了，我和她爸爸已经吃完了晚饭，桑桑回来了。她瘦得可怕，嘴唇冻得发紫，还穿着秋季的衣裳。我给她做了一顿热汤热面，然后端给她，她乖乖地一言不发地吃光了它们，后来还用舌尖舔汤勺玩。吃完饭，她用十分平静的口气问我：“林惠娴找我有什么事？”我克制着愤怒对她说天冷了，让她回来取棉衣。她一挑眉毛用嘴吹着手指甲说：“就这？”我说还有其它的事想和她谈谈。她讳莫如深地冲我一笑，说：“我知道，你要忏悔了，你终于要承认你们不是我生身父母了。”我说：“恰恰相反，我们的确是你的生身父母，否则也不会这么关心你。”我说出了她隐瞒我堕胎的事，我说：“你才十六岁，你这么早就……”我希望好言相劝使她改变生活。不料她气急地一拍桌子说：“我堕胎又不是你堕胎，你操什么心？我爱这么干，有什么办法？”结果她爸爸又一次失去控制，他上去打了她一巴掌，桑桑怪里怪气地看了他一眼，也不反抗，后来她回到她的房间，我们在外面把门反锁上了。“让你在家蹲监狱，也比流窜到社会上害人强。”她爸爸收起钥匙，发誓不让她再离开家门半步，就是不上班也要看着她。我们听见她在房间又跳又叫地骂我们，然后用脚踹门，夜深时才安静下来。我们以为她折腾累了，美美睡着了。我和她爸爸愁得一夜未睡。第二天早晨，我们做了早饭，我打开房间唤她出来吃饭，可我发现她居然兔子般地逃掉了。屋子里很冷，一扇已经封好的窗户被打开了，从暖气管向窗外飘着一根用床单接成的绳子。她将一条好好的床单撕成了碎条。我们住在三楼，她是用这根绳子荡下去的。她很灵巧，她跳起舞来总是那么轻盈，我知道她这次一走恐怕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为她辛辛苦苦翻新的厚棉衣棉裤被她给立在墙角，尤其是棉裤，挺壮实地矗在那里，像是谁的腿被人截断了。桑桑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辛长风、林惠娴二位同志，你们休想把我当成人质扣在家里，我的世界非常广阔。林惠娴做的棉衣棉裤傻头傻脑的，笨得要命，瞧瞧它们都能立在地上站着，这能叫棉裤吗？是铁打的吧？以后林惠娴给亲生女儿做棉衣时别絮那么厚的棉花，冬天没有那么可怕。
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也没有去过学校，她已经用不着学校开除了。后来我听说她跟人去了广州，整天跟男人泡在一起，嘻嘻哈哈，不拘小节。后来就发生了卖淫那件事。她并不是因为手里没钱，她在被审讯时声称她只是想看看男人付钱做爱时的嘴脸，她便挺而走险。她入狱的那年春节我和她爸爸伤心得连团圆饺子都没吃，我们真想去看看她，她小时候是那么可爱，可她伤透了我们的心。
如果她在异国他乡不是因为要死了，也许她还不会给我来信。她写信仍然对我直呼其名，虽然她不称我为妈妈，但我觉得写信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她的一种妥协。她从那么小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出生，而且对着周围的世界不抱信任感，充满反叛情绪。她不喜欢一切常规的东西，她自由自在，对这社会遭人唾弃的一切事物怀有由衷的兴趣。我常常想，假若她五六岁前我们对她的教育更恰当一些，不那么纵容她，不要让她觉得一切得到的东西都是天经地义的，也许她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她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在大剧场上跳芭蕾舞的女演员，成为一个男人的好妻子，可她轻而易举就毁掉了这一切。她似乎更喜欢酒吧间的空气，喜欢为几个对她有兴趣的男人跳舞。她在信上还说男人们骂她“臭婊子”时她特别开心。她寄来的那几张照片的背后还沾满了化妆品的痕迹，可见她仍然喜欢浓妆艳抹。也许死亡是对她永久的一种解脱，她活着是一种痛苦。
桑桑这么激烈决绝地认为她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我不知道这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么多年疲惫地过去了，我也忽然觉得辛桑桑不是我的女儿。她身上没有流着我的血。是谁把她带到这个世界的？她怎么跟我如此相停？有时候反过来又一想，如果我是桑桑，我怀疑生活在我身边的人不是我母亲，我会激烈地反抗他们吗？我想我不会。可桑桑这么做了，也正因为她是桑桑。
……我可怜的女儿就是这副样子，她出生在初春，她刚……三十出头……她很喜欢……金黄色……她喜欢跳舞。
芦苇把我带入一个世俗、嘈杂、烦扰而又温情脉脉的世界。我开始操心他的一切事，长了几颗牙，能对什么举止做出何种反应等等。有一次他感冒发烧，我和于伟深夜带他去医院，直到第三日他退烧后我才有心情吃点东西。一个人的成长真是奇妙，我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他的变化。他喜欢水，脾气有些急，有时他醒来饿了，林阿姨冲奶稍稍迟了一些，他就哭个不休。
我第一次打芦苇是在二月末的一个周末。那是因为吃奶。他睡醒后林阿姨忙三选四为他沏奶，奶斟进奶瓶后递给他，他便气急地用小手去拍林阿姨的脸，并且将奶瓶打翻在地。我不由分说从林阿姨怀中夺过他，然后将他放到小床上打他的屁股。我每打一下林阿姨就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行了，他知道了！”芦苇哭得几乎抽噎过去。不过事后他再接奶瓶时就现出俯首帖耳的样子，我可不想让林阿姨自幼纵容桑桑的悲剧在我们家重演。也正是由于这件事，我和于伟之间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那天他下班回来我沾沾自喜地报告我如何制服了芦苇，“他这么小就知道动手打人，而且他饿了，就因为迟了一些就抗议吃奶，这还了得？我一次就把他打服了。”我边说边指点着芦苇。那天晚上芦苇明显打蔫，看我时现出很生气的样子。于伟听完我的话气白了脸，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当着外人的面给我难堪：“你以为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能制服一个不足一周岁的孩子是件光荣的事，是吧？”他指着我的鼻子颤声说，“他这么小你就限制他的个性发展，你想把他塑造成什么人？道德上的伪君子？女里女气的太监？你不能拿你成人的观点去约束一个婴儿，这太不人道了！”
我屈辱而自尊地反驳：“他能拒绝吃奶，就能拒绝一切他本该接受的东西。恶习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
“你是不是希望他一出生就会很深刻地拿起画笔？”
“请你别嘲讽我的职业。”我哭了，“也许他在农村更利于他的成氏，他有小姐姐，小哥哥，有小院子和蟋蟀，他会懂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来之不易而倍加珍惜。” 我歇斯底里地哭诉，“我们能给予他什么？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冷漠的城市、狭窄的街道、骨灰盒一样的死气沉沉的屋子。不错，农村孩子没有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他都应有尽有了，可他却失去了良好的空气和质朴的亲情。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推开奶瓶吗——”我不知怎的冲口而出，“他想要衔他亲妈妈的奶头！”
林阿姨面如土灰地抱着啼哭不止的芦苇回房间了。我的头嗡嗡地响。天哪，我说了什么？我在对别人说芦苇不是我的孩子，可他是我的孩子啊，他的一颦一笑都给我带来激动与欣喜。也许桑桑的故事带给我的负担太重了。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许久，于伟才说出一句道歉的话。可是这种道歉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林阿姨已经明白了芦苇是抱养来的孩子，她会怎么看我呢？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画家？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卧室，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黑暗的画室看着窗外。窗外也是黑暗的。为了维护我的自尊，朋友们一旦问起我们为什么婚后多年不要孩子时，于伟总是用幽默的口吻说他太爱我，不想让一个小孩子来干扰这种爱，而我则搪塞说想在年轻时过一段轻松自由的日子，为了抱养孩子，于伟甚至做了一个天真设想，让我一年前就回乡下的亲戚家过一段日子，好对外界说我怀孕了在乡下休息，谁也不会在意你怀孕了几个月，然后你会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婴儿神秘地回到家。我当即就拒绝了这个计划。但芦苇的到来还是使我在朋友们面前陷入尴尬的境地。不久前有两位一年多不见了的画友来访，忽然见到了童车上的芦苇，都狐疑地问我：“儿子都这么大了？”我自然也不做任何解释，只是笑着点头，在他们惊奇的目光下和芦苇咿咿哇哇地对话，俨然是母子情长。于伟在公司，也不说抱养了一个孩子，只是称他有了一个儿子了。他们公司的所有朋友都认为白絮飞是一个神出鬼没的人，那么他们突然有了一个孩子又有什么奇怪呢？也许大家在背后有种种猜测，但当面都现出糊涂的样子。而我和于伟也正需要这种糊涂。这种糊涂是透过窗纸的温柔的光明，它给我制造了一种梦幻的感觉，而谁一旦捅破这层窗纸，泄漏进来的耀眼的光明也许会刺痛我的心。我没有想到是自己捅破了这层窗纸，这层纸是如此脆弱。
夜深了。偶尔还可以看见窗户上有微妙的光束一明一灭，那是街上仍有车辆在行驶。我觉得彻骨地寒冷，我的眼前开始闪现出桑桑的形象。当林阿姨在那个冬日的午后泪流满面地讲述桑桑的故事时，我的心一阵阵地抽紧。桑桑因为怀疑自己的出生而一步步走向极端，如果芦苇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会怎样呢？他会离我们而去吗？他会自暴自弃吗？
画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是林阿姨。她放慢脚步走到我身边，然后坐在我对面的矮凳上。黑暗中她那衰老的形象看上去是如此打动人心。
“芦苇睡了。”林阿姨嗓音沙哑地说，“睡觉时鼻子还一抽一抽的，他是受了大委屈了。”
林阿姨也在责备我。
“也许那天我不该给你讲桑桑的故事。”林阿姨缓缓地说，“如果我知道芦苇不是你们的亲生孩子，我绝对不会讲桑桑的故事，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
我没有答话，我想听听她还会说些什么。
“桑桑这种人在生活中是个例外，很难见到她这一种女孩子。我常常宿命地想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天性。她即使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不会循规蹈矩地过正常人的日子。有人天生就喜欢堕落和吸毒，很难说是生活所迫或者是受到诱惑，有人就愿意这样做，谁也抵挡不住。”林阿姨停顿了一刻，用舒缓的口气说，“我最近老是这样想，桑桑其实从骨子里认为我们是她的生身父母，只不过因为她的行为方式与我们格格不入，她想从根本上摆脱我们，所以她便设想我们不是她的生身父母，为她的叛逆找到一种借口。”
“你是说她是故意给自己设计陷阱了？”我说。
“开始会是这样的。可是到了后来，她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事实，于是她相信了这个莫须有的事实。”
“可你说过，她小时候特别受到娇纵，没有人会件送她的意愿。如果不让她自幼就那么随心所欲，也许她长大后会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
“可芦苇不一样。”林阿姨说，“他还不到一周岁。”
“可他却知道拒绝他本能该接受的东西。他那时是多么饿呀，他想吃奶，可是奶送来得稍稍迟了，他就会动手打翻奶瓶，这无论如何不是好兆头。”我忧心忡忡地说。
林阿姨一时语塞了，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能依稀分辨出脸的轮廓，但是从她的不均匀的呼吸声中我能感觉出她的激动。
“你不用担心——”林阿姨说，“我不会把芦苇的事情说出去。他其实已经是你们的孩子了，你不要往别处想。”林阿姨迟疑了一下接着说，“于伟对你太好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么体贴妻子的丈夫，他要是话说重了。你别计较了，何况他也认错了。”
我没有回答她什么，林阿姨起身离开了。我陷在黑暗中觉得头昏脑涨。我打芦苇这还是第一次，我打他时是那么心安理得，其实我已经把他看成自己的孩子了。我下手是否重了一些？他明天是否会拒绝我抱他？
天还没亮我就悄悄离开家。冬天太阳出来得很晚，街面上的路灯惨淡地亮着。很少有行人，车辆也稀稀落落，我朝长途汽车站走去。我很想一个人去鱼塔镇苍茫的原野上走上一刻，也许那上面奔跑的羊群会给我信心和温暖。
只有去楚天坝的长途汽车才路过鱼塔镇，而那班汽车要八点以后才能发车。我瑟瑟发抖地钻进汽车站旁一家私人餐馆。里面光线黯淡，桌和椅都不干净，几个早起的民工正在喝热气腾腾的豆腐脑。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婆娘，因为起了大早，她面色疲惫，呵欠连天。她见了我并没有现出很热情的样子，仿佛她的生意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我坐下来，问她有没有豆浆和油条，她肿着眼泡无精打采地回答说： “没有。”
“那有米粥和酥饼呢？”我说，“鸡蛋羹也可以。”
“没——有——”她拉长了声调说。
“那有什么？”我接着问下去。
她懒得再和我说话，而是抬起浑圆的胳膊指了一下那几个吃饭的民工，意思是说他们吃的就是餐馆有的。
豆腐脑、馒头、花生米和威菜挺经典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恶作剧般地大声吆喝：“来碗豆腐脑！”
老板娘被吓得激灵一下，起身为我去端豆腐脑，待她转身的时候我又大喊一声： “外加一个白面馒头！”
几个民工发出窃窃的笑声。
老板娘端来了豆腐脑和白面馒头，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然后她歪着身子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