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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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年轮-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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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顽强的表达(通向他者的知识兼容)。即便是唇枪舌剑昏天黑地的论战,如果
不是预设了双方还存在着沟通的可能,如果不是预设了某种超我的公共性标准,
也就用不着那样对牛弹琴白费气力。也许正是有感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才不避重
建乌托邦之嫌,不惧重蹈独断论覆辙之险,提出了他的“交往理性”。他是提倡
讨论的热心人,希望与人们共约一套交往的规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真诚
宣称(sincerity claim )”,即任何话语都力求真诚表达内心。

    他几乎回到了最古老最简单的良知说。这种关于良知的元叙述,这种非技术
主义的道德预设,肯定也会受到一些虚无论者精确而深刻的学理攻伐,想必也得
不到多少逻辑实证的支持。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项有关真诚的共约,我们这一
群因为私利而日渐绝缘——互相看不见也听不懂的人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不
能在吵吵嚷嚷的昏天大战里重返真理之途?在哈贝马斯这个并无多少高超之处的
建议面前,在我想像中他即将遇到的各种高超得多的解构和颠覆面前,我不能不
想起以前一个故事:一个智者有一天居然发现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即便前
者速度是后者的五倍,兔子赶到乌龟原在位置的时候,乌龟肯定前行了距离S ;
兔子跑完S 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5 ;兔子再跑完S/5 的时候,乌龟肯定
又前行了S/25……以此类推,无论有多少次兔子赶至乌龟的上一个位置,乌龟总
是会再前行一点点。差距将变得无限小,但不论怎么小总不会变成无。考虑到这
个小数可以无限切分下去,那么兔子当然只能无限接近乌龟却不可能赶上乌龟。

    智者的这一推理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当然也是让人惊讶和十分荒唐的,因
为兔子事实上一眨眼就超过了乌龟。这只兔子只是给人们一个重要提醒:某些无
懈可击的逻辑过程有时也会成为幻术和陷阱。与智者技术主义的严密推论相反,
将“无限小”化约为“零”,尽管在一般逻辑上不大说得通,但这个非理之理可
以描述兔子的胜出结局,更具有知识的合法性。而这一非理之理正是微积分的重
要基石之一。

    作为来自实践的苏醒和救赎,各种学理总是依靠更高层面的某些非理之理来
与智慧重逢。

    兔子的胜利,是生命实践的胜利。因此独断论也好,虚无论也好,一旦它们
陷入自闭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从种种自我繁殖的逻辑里跳出来,成为一只活生
生的兔子,甚至是只一言不发的兔子。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

    /* 65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1 )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
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
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
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政治和伦理的经纬。但他们无论如何勉力宣示道统和政统,
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
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一

    走进中国南北的很多传统民居,如同走进一种血缘关系的示意图。东西两厢,
前后三进,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脉络分明,形貌和气氛肃然,一对姑
嫂或两个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态,也在这个格局里暗暗预设。在这里的
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声,回声四应,余音
绕梁,一种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油然而生。

    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千年。

    这些宅院会繁殖出更为庞大的村落,如农耕定居的历史枝头挂上累累果实。
高家庄、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几代或者几十代人。即便偶尔有杂姓
移入,外来人一旦落户也热土难离,于是香火不断和子孙满堂也寻常可见。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有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叔、伯、姑、婶、
舅、姨、侄、甥等各系亲戚的称谓不胜其繁,常常令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一
头雾水。英文里有关亲戚的称谓要少得多,于是译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
妹(sister in low )”,译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low)”,
如此等等,似乎直系小圈子以外已经人影模糊,诸多身份有赖法律确认,有一点
法律至上从而“N 亲不认”的劲头。

    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的延续。“父母在,不远游”;即便游了,也
有“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有“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或原居
地的强大磁吸效用,诸多心态与行态都指向家园——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
心。海南省儋州的人曾告诉我,他们先辈的远游极限是家乡山头在地平线消失之
处,一旦看不见那个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较而言,“马背上的民族”
就难有家园,逐水草而居,趋时令而途,习惯于浪迹天涯,即便有较为固定的活
动大区域,“家园”概念也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一个纯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亲
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抚育他在更遥远的另一个地方,他
能把什么地方视为家园?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一曲悲怆牧歌在蓝天
白云间飘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团聚的怀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森林或者一道山梁,常常挡住了他们投向
远方的目光。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亲情治
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
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发现他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孔子对此不以为然,说我们
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里
面。这是《论语》里的一则故事,以证“法不灭亲”之理。《孟子》里有一个故
事更凸现出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孟子说如果现在有同屋人相互斗殴,你应该
去制止他们,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邻居在门外
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关上门户其实也就
够了。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种事态可以有两种反应。
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的标尺可以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
是之谓也。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
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
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
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政治和伦理的经纬。但他们无论如何勉力宣示道统和政统,
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
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
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
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
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
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
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
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
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
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是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神
界连锁店。一六二○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
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
变发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
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
三项最伟大技术,堪称救世和创世的三大发明,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
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实用大多不追究公理,缺乏希腊哲学家从赫拉克利图、德
谟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识传统——这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
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中国缺乏求“真”优于求
“善”的文化血脉,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
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这是
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
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飘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
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
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谛?——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有灼烤得他们坐立不
安。

    中国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
抽象的理念。因此当中国的知识眼界定格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时候,欧洲人却一直
在马背上不安地漂流和动荡,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抽象逻辑的
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

    /* 66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2 )

    二

    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子和叉
子,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人声鼎沸的马戏和斗牛以及集体圆
舞,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的闲暇娱乐。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
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特有的物产。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动不动就拔剑相
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骠悍生活的遗痕。这都是欧洲人可
能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统计资料说,现代美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
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暗涌动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总是不断
启程上路的岁月。

    当然,说欧洲人都是游牧后裔并不全面。他们虽然没有东亚地区那么足够的
雨水和温暖,却也有过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有过农耕文明的繁荣。只是
他们的农耕文明在历史上被游牧部落反复摧毁和反复改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
所变易。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受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
清朝的皇权旁落全国易帜,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
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前
夕的鸦片战争之时,中国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只有独身长
跑式的“绵延”而没有众人接力式的“进步”(钱穆语)。了解这只恐龙,不能
不了解文明源头上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不是造成当今文明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全
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码不应成为人们的盲点。

    一个没有家园的游牧人,有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必须习惯在陌生的地方同
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在利益方面进行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
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已经取消,辈份已经失效,年长也不再能支撑权
威。加上人们都以马背为家,远道驮来的物品总是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
穷不了多少,个人财富同样不足以成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一种因应动荡生活和
平等生活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当然无
可避免。

    显而易见,武力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权威筹码。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
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
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现代西方
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在那时亦见雏形,“长老院”senate至今还是拉丁语
系里“参议院”一词的源头。当时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握有实权,由全体
成年男子平等组成,投票选举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而缺乏武力
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合占人口的90% 却不可能有投票资格。
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女人无法力制男人,奴隶已经降于主子,希腊式民主一开
始就并非全民作主,不过是武力竞斗中少数胜出者们的一席圆桌盛宴,大多数弱
败者因性别、族别等诸多限制而不可入席。

    希腊是民主一个过于冷酷和血腥的光辉起点。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
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随着越洋的拓殖和商业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
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主体。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
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还有美国种族主义奴隶制度的解
除,妇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一些的民主权利。这种欧洲式
的民主当然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肯定,面对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大潮,要处
理贫困、环境、恐怖主义一类全球联动式的挑战,以国家为单元的内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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