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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防部于1965年发表了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度陆军损失的数字：
死亡：1383名
失踪：1696名
被俘：3968名
失踪人数大于死亡人数，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中国军队推迟宣布停火，如果印度士兵了解中国的战俘政策，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
在中国军队停火之后，至少有五千到七干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得以生还。
中国遣返了全部战俘，仅有26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中国方面全部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
七
停火之后，东部军区司令森中将，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第四师师长帕塔尼亚少将，几乎同时向乔杜里参谋长提出了辞职。
乔杜里中将批准了森中将和帕塔尼亚少将的辞呈。他劝说考尔到旁遮普邦从事军训工作。考尔一口回绝了。
尼赫鲁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他在给考尔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毕奇：
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象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
你的亲挚的
贾·尼赫鲁
尼赫鲁事后曾提议让考·尔担任副部长一类的职务。既使这种有职无权，无足轻重的文官闲职，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后来金融资本家特贾博士聘用了考尔，考尔干了一段金融，这一行实在不是职业军人所为，考尔屡试不顺，只好悻悻辞职，从此考尔在军界、政界彻底消声匿迹了。
中印边界战争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能和尼赫鲁比肩相齐。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结盟运动几乎瓦解了。他整日病魔缠身，沮丧不堪。公开化的批评和攻击与日俱增，有人公开叫他下台，人们感兴趣的是谁来当尼赫鲁的继承人。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吴示明、罗光燮、陈代富、张映鑫、库国兴、王忠殿、司马义买买提、周天喜、肖明生战斗英雄称号。边防某部二连六班“阳廷安班”称号。张代荣爱兵模范称号。
八
1962年11月，印度对华战争失败后，陆军于同年12月成立了“紧急委员会”，录用军官1。1万人。为了有效地在印中边境山区作战，在浦那和马德拉斯开设两所特别军官学校，陆军成立了10个专门对付中国的山地师。军费开支占总开支的51％。
中印边境停火后。美国航空母舰中途返航。但是在1963年秋天，英美远程战斗机开到印度，与印度空军举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演习。
1964年1月8日，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尼赫鲁突然中风，左侧瘫痪。1月26日到4月2日，在征得尼本人同意后，秘密为他的健康举行了宗教祈祷仪式。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的心脏病发作，在家中去世。
中国军队后撤后，印军自1963年开始，又逐步地向前推进，继续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政府仍以维护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重，继续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30年来，尽管中印两国进行了多轮谈判，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中印边界问题仍无长足进展。
30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的诚意，历史还将证明多久？
喜玛拉雅山上的积雪，年复一年，依然洁白。中印同为喜马拉雅山脉的两大文明古国。当我们立足世界屋脊，鸟瞰这个风云变幻的旋转球体，中国人民不希望看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黑色烟尘沾染这座圣洁的冰峰。
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卷，镌刻着这个民族不容侵犯的意志和渴望和平的愿望。
喜玛拉雅山上的雪，应该永远是洁白。
1991年4月完稿 于济南
后记
一本书写完了，出版了，作者不应该再说什么了，可是我们总觉得言犹采尽。
放下笔望着窗外，正是春风盎然时，满树的梨花如雪似玉。于是，我们想到了雪，俏洁如去的雪，蜂回蝶舞的雪，喜玛拉雅山的雪。
阖卷长思，这场并菲鲜为人知的战争，即遥远而又近在咫尺。因为历史不过是一瞬间。
那年，笔者还都是戴者红领巾的孩子，听到的故事至今萦绕在耳边。
二十年前，笔者作为一名新兵走进军营的时候，老兵们说，该请作家写写那一仗，咱们老排长就是那一次牺牲的。
新兵咬咬牙，记住了老兵话。
今天，当年的新兵拿起笔来的时候，顿觉笔重如椽，眼前犹如万花筒一般缭乱。
一只破笔加上两条不值钱的腿，这便是全部的家当，还有一股锲而不舍的劲头，有增无减，直撞南墙。
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的一支英雄部队，如今虎锯中原，当我们走进军部大门的时候，站立的年轻哨兵，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军部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大型花岗岩雕塑，士兵面庞的光泽，记载着昔日的硝烟和战火。
北上南下，东进西行，来去匆匆，风雨兼程。有激动兴奋，也有沮丧和失望。
在某部干休所，我们找到了张鹏年师长，当年的主攻营营长，他已得了中风，拉着我们的手，欲诉无语，继尔又词不达意，喋喋不休。他只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当年中央慰问团慰问演出，有一个节目叫“快乐的啰唆”。
当年边防部队某炮兵团政委瞿秉钺已几将半身瘫痪，支撑着病体接待了我们。当他柱着拐将我们送到门口的时候，鼓励又鼓励，叮嘱复叮嘱，我们两个男子汉垂首肃立无语。
和他们相比，我们是微不足道的。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为本书题名和作序的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老首长，其厚爱与关怀，乃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和衷嘱。
我们惟有努力，面对英烈，面对战友，面对前辈，我们应不再惭愧，不再总是说憾事。
在《喜玛拉雅山的雪》出版之际，我们特向徐少贤、瞿秉铰、张鹏年、张志信、刘思浩、孙瑞生、张文台同志致谢。
作者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