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即将到来的夜晚，尤其是想到夜晚的洞房与洞房里的那张床，他的心就像刀割一样地发痛。后来在墓地，所有的人都走了，他才在黑夜中跪在奶奶的坟头，想一些奶奶活着时的事情，才开始独自地专心地为奶奶流泪。这一年的除夕，安南在电视里听了一首歌，歌名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那歌名让他一听之下就落了泪。过完年，他就是二十五岁的人了，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二十五岁的自己今后应该怎么办，自己的路在哪里，又能够做些什么。家人也不怎么问他，整整一个正月，他都闷在家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人生竟是如此的艰难，如此的漫长。正月十五一过，在外工作的人都走了。村里的人也都开始忙碌，父亲赶着牛车往地里送粪，母亲跟在车后，扛一把铁钎，大花的头巾在北风里显得十分的伤感。安南在这一天第一次挑着水桶给家里担水，整整一个下午，他把家里的三个水缸都担得满满的。晚上，他对父母说我明天就走了，父亲也不问他去哪里，只说：走吧，在外边过不下去了就回来，家总是家。在离开村庄的那个早晨，他的心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他将要到哪里，更不知道哪里才是他落脚的地方，他只知道：离开是必须的。
我本善良，但生存的需要让我成了一个无耻之人。如果有一天，当我回到村庄，老去的时候，我会为我年轻时的无耻岁月而忏悔，但是现在，我必须得无耻下去。因为，我要活着，为我自己更为我的亲人。可是有谁能够告诉我，生存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牛燕说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就像你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一样，真正无耻的人多了，你根本就算不上，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安南说你以为我现在干的是什么？职业经理人？星级酒店的管理人员？球。不过是一个“鸡头”罢了，靠着经营些卖肉的小姐换饭吃。牛燕说你可以不干呀，又没人逼你。安南说是没人逼，我自己逼自己。高尚与堕落都是我个人的事，和别人无关。牛燕说你别再说这些了行不行？明天我就要结婚了，你就不能说一些让我高兴的话？
2001年的4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牛燕在自己即将嫁人的前一天找他喝茶。安南如今在场面上越来越像回事了，在通阳市的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他熟识的朋友。即使是在这偏离市区的小茶庄，老板也会热情地握他的手，然后带着深有意味的笑脸亲自到他的包房里去添水。牛燕说你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吗？我明天就要嫁人了。安南说我会去参加你的婚礼，为你唱一支歌，就唱那支《想说爱你并不容易》。牛燕笑了，说，你敢？我给韩伟说过你，我对他说我一直深爱着你。韩伟就是她的那个大学生老公，安南说我不相信你会这么说，这歌我也肯定不会唱，不过我真的要给你唱一首，具体唱什么，现在保密。这个下午后来的一段时间，两个人的话都很少，长时间默默地相对而坐，低低的琴声在小屋里柔柔地弥漫着。天将黑的时候，牛燕说我得回去了，从明天开始起我就是有夫之妇了，你能容我再抱你一回吗？安南不吭气，牛燕就站起来，走到他的身后，用双手绕住了他的脖子，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到他的头上。安南慢慢地说：傻牛牛，我不值得你这个样子的。2001年的“五一”，牛燕嫁作他人妇。
就是在这一天的夜里，安南又为一个朋友摆平了一件大事。这事一开始安南并不想插手的，可是又耐不住朋友的泪水相求，就只好答应帮他想办法。
朋友是个生意人，开了一个皮鞋专卖店，生意尚好，也算是个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他有一个女朋友，谈了好几年，感情与金钱都投入了不少，可事情发展到最后却黄了，原因是女方在市政府某部门当头头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于是朋友找了一个最后见面的理由，在他的房里把姑娘强奸了。女方的父亲与城区公安分局的郝局长是铁哥儿们，现在正托了郝局长派人在全城对他进行搜捕。
安南说这时候你还敢来找我？还不快逃？！朋友说我往哪里逃呀？我逃不了。安南说这样吧，你找我是看得起我，帮了帮不了是一回事，帮不帮是另一回事，你先找个地方躲着，我这就给你联系，你留个电话，如果过了今夜还没消息，你就另想办法。
后来安南在二楼中餐厅的贵宾间恰巧碰上了市法院的丰老大，就拉他到墙根悄悄地把这事说了，问他有没有办法挽救。丰老大说这也算事儿？稍带着就办了。丰老大立即掏出手机给分局的郝局长打电话，让他与女方的父亲到酒店来。两个人果然很快就来了，在大堂的酒吧听丰老大的说法。
丰老大说这事不算个事，谁要当事就真成了个事，强奸罪不是靠谁说说就能判定了的，他们俩人热乎了好几年，不愁没人证明，就算是认真追究下去也只能算个未婚同居。我不是帮别人是帮你这个当爹的，你想你抓了他又能咋样？自己姑娘的名声不也坏了？以后还嫁不嫁人？郝局长跟你我都是朋友，他可以当作不知道这回事，你也别再追究，我做主，让对方赔十万块钱给你，这事就算完。
那做父亲的与丰老大并不熟，但是看样子很了解丰老大的底细，所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就看分局的郝局长。郝局长说那个人是你的朋友？丰老大说算是吧，朋友的朋友，你完全可以不给我这个面子。郝局长说那钱呢？丰老大说我这就叫人送来。然后不知给一个什么人打了一个电话，之后说你们在这儿稍候，钱一刻钟之内保证送到，楼上还有弟兄们等着我，我先走了。
安南一直在二楼的围台上等着。丰老大见了，说：搞定，二十万。钱我已先给了，你叫那个小朋友明天将钱还我。
第一章 曾经的居然不是过往 （3）
丰老大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传奇，许多三十五六岁的女人都把他看成是梦中的情人、心中的偶像，视他为通阳市的周润发。丰老大高大伟岸，不是简单一个“英俊”二字就能描绘得了的。四十五岁的丰老大永远开最好的车，喝最好的酒，玩最漂亮的女人，赌最大的牌局，是通阳市黑白两道大哥里的大哥。据说有一回他到“凤凰酒店”去吃饭，一大帮市面上的名人，酒店的女老板来敬酒，对在座的都很熟识，偏不认识他。他就不端杯，别人喝完了他才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想知道我是谁吗？女老板说想。他就给她倒了足足有半斤一杯的白酒，说，你喝完了我就告诉你，然后再给你办一件让你感到最难办的事情。女老板看看左右，说，我实在喝不了啊！他说喝不了没关系，你这酒店也别开了，不会喝酒开的什么酒店！这时候就有人劝她，说，喝了吧，这是好事，丰老大倒的酒你不喝能行？女老板怔住了，惊笑说我眼瞎了，对不起对不起。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丰老大笑了，说，好酒量，刚才是他们说的，现在呢，我就告诉你，我叫丰云康，你可以让我帮你办你最想要办的事情了。女老板说丰哥抬举，我就实说了，西岭煤矿在我这里签单吃饭五十多万，但是煤矿两个月前换了新领导，不认这账，找了好多人也不顶事，我就想把这钱要回来，一半也行。丰老大说吃饭付钱，天经地义，少一分钱都不行，你现在就给这新头儿打电话，就说你是我的伙计，我让你转告他必须在三天之内把钱一分不差地打过来。女老板就照着打了，对方果然一口应承，并无二话，还说这钱早就该还了，惹丰老大过问真是该死。女老板没料到会是这结果，惊喜至极，说，你认识他？丰老大说我干嘛要认识他？他认识我就行了。那天丰老大一行离店时，女老板一脸虔诚地等候在酒店的门口。通阳市说“伙计”的意思就是姘头，丰老大对她说这“伙计“的话你只可说这一回，你太老了，再说出来别人会小看我的。女老板连声说不敢不敢，再这样说我就是给丰哥抹黑了，坚决不能。丰老大在通阳市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最有名的是他一年里铁定的有两次要到通阳市的看守所去一趟，一次是中秋节，还有一次就是过大年。这个时候丰老大总会带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去看守所的每一个排房里与在押的犯人们开怀畅饮，好烟好酒好肉，不说什么，就吃就喝就抽。所以后来有人说，不管通阳市这些年有多少能人辈出，但是只有他，才真正是所有黑道人心中的上帝。不过丰老大有两类人绝不接触，一是强奸犯，二是吸毒鬼，除此之外，任何一个再卑微的陌生人求上门，他都会不惜代价地去相助而不求报答。安南曾怀疑他是否受马里奥·普佐的《教父》的影响，但是后来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好笑，因为丰老大根本就是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的人。
还是在安南刚到龙腾国际酒店给何总做秘书的时候，有一天上午客房部出了事，几个社会人在房间里赌博，抽的烟头把地毯给烧出了好几个洞。部门值班的主管去要求他们赔偿，被恶骂一通，轰了出来。客房部的女经理去找他们理论，居然差点儿被脱了裤子；而且他们还一再声称丢了一部手机，反倒要求酒店的老总出面解决。安南就是在那一次看出了何总的窝囊，他听见何总一个劲地向哭泣的客房部经理询问情况，之后又要派总办的林主任代表酒店全权去解决此事。林主任有明显的为难情绪，安南见状就说我跟你去吧，没啥大不了的。何总就让他带几个保安一起去，他说用不着，现在不是凭拳头硬就可以打天下的年代了。那几个人安南一个也不认识，林主任跟在他身后一进到房间，就有一个面相凶恶的青头汉子喝问：你是干什么的？安南说你肯定是小弟不是大哥，可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大哥的小弟，没钱就别耍派头，传出去会给你大哥丢人的。那青头说王八蛋我练你，就扑过来揪住了安南的领带。安南稳稳地站着，这时其中的一个人劝住了青头，说，不能动手，我见过他。然后就问安南：你是不是认识丰哥？我见他给你递过烟。安南说好像吧，他昨天刚刚去了澳门。那人就拨开青头揪着安南的手，掏烟，问：贵姓？安南说同事们叫我连长，战友们叫我安南，我在这儿打工做事，能给面子的话这事就算了，以后还会遇上的，再遇上了咱们就是朋友，你说呢？那人就说什么事也没有，弟兄们胡闹，不知深浅，晚上一起喝杯酒怎么样？安南说行啊，我请客，一百元钱的标准，多了我掏不起。安南知道事后林主任肯定跟何总汇报了这一过程，因为第二天何总专门找他询问他这几年的生活经历。他对何总说无非就是多认识几个人而已，不值得一提。但是这一件事包括以前的许多件事，都让他觉得自己精心编织起来的这张网在他的生活中确实是起着妙不可言的作用。
其实更多的时候安南觉得他编织的是一把伞而不是一张网，因为他并非是要从中打捞些什么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一种安全的感觉。通阳市曾是全国有名的匪城，而安南从骨子里来讲是一个十足的软蛋，一个只身处在他乡的软蛋生存起来就更会有常人意想不到的艰难，正是那些刻骨铭心的艰难改造了他。有的时候，闲下来，他总是独自地怀念着过去了的一切，一晃十年，十年一瞬间，穿着新军装到部队时的日子就像是在昨天，而明天，或者是更长远地想一想下一年的光景，他又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做些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地摆脱生存的困扰。当然，生活中也有幸运光顾，比如妻子玲，他就觉着这是他这三十几年来的最大收获；还有儿子，更是给了他做父亲之后一刻也没中断过的幸福之感。战友们都说，娶了玲是他一生的幸运，但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一向见异思迁的他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像个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丈夫。
安南在因为撒尿而遭受到处理的那个夏天照常参加了军校的统考，能够参加统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那压抑不住的才情。那时候安南在支队的政治处任报道员，在S省武警部队的整个新闻队伍当中，他是最优秀的一个。所以当时除了他本人之外，周遭的人都清楚支队让他参考无非是想多留他一年，再为部队做些文字方面的贡献罢了，真要是考上了那才是怪事。果然不出所料，那一年安南“不幸”落榜了。落榜后的安南十分的丧气，工作上就提不起劲来，每天疲疲塌塌的，不知在心里头想些什么。蔡政委就来安慰他，对他说还有机会，等明年吧，你就是军事素质差些，十月份有预提班长的骨干培训，支队特派你去参加，强补一下，明年肯定没问题。于是安南就相信了，照样风风火火地在各个中队间奔走，写一些能够体现支队党委一班人工作成果的新闻。第四年的夏天，安南志在必得，他是正式党员，又有了班长命令，而且他还有三个因为写新闻报道而获得的三等功，这在考试当中可以给他增加不少的分数。参加预考之前，安南又给当时的政治处杨主任送了礼：一盒咖啡，几瓶包装精致的保健醋，花了三十八元钱。预考结束后，杨主任对他说你过关了，排名第五。统考也很顺利，他当时的感觉是瓮中捉鳖那样的稳当。因为有了这样的感觉，安南就请假回了一趟老家，对父亲说九月份他就要去上学了。于是一村人都知道了这消息；好多亲戚也都来探望，家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然而那一年支队参加统考的二十二个人考上了二十一个，惟一没有考上的就是他。由于统一复习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相处了不少的时日，所以他对别人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思谋来思谋去，他还是觉得落榜的怎么也不应该是自己。这其中有一个与他同年入伍的老乡，拿到通知书后对安南说他是花了五千元钱才勉强上去的，家里把耕地的牛都卖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一个在总队干部处当副处长的老乡，不然花再多钱也办不成。并提醒安南也去找找看，说不准还有弥补的办法。那副处长安南也认识，但他不愿去找，他觉得这中间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