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军发现挡风玻璃上有一道印儿，便指给他看，李真抱怨说：“甲开我的车了！”
显出主人的样子，虽然是抱怨，但心里特别舒服。
紧接着就为舒服付出了代价。
有人写信举报车的问题。他的信息是很灵通的。他对李军说：“必须赶快把车
处理掉。”此后他就一直否认有这件事，即否认有私人小汽车，说举报信是无中生
有，连他最好的朋友吴庆五问他：“到底有这事没有？”他也回答：“绝对没有此
事！”这时候他已经把车卖给卢鹰了。
卢鹰是大野集团总经理。报人出身，却极会钻营。李真的前妻柳絮后来到卢鹰
的大野集团工作。她到新加坡以留学的名义去定居，就是大野集团出的费用，算公
费留学。群众举报了这个问题。
李真的目的不在于留学，而是要通过柳絮把钱财转移到境外去。不过1997年他
和柳絮离婚了，钱财的转移又有了别的渠道。
卢鹰是必须买李真的车的。李真把他叫到家里说：“我的朋友那儿有一部新的
原装进口的凌志400 型轿车，价格是62万元，你把这部车买了。”
卢鹰立刻就答应下来，虽然大野集团刚刚买了3 部同样的凌志400 型轿车，每
部价格才45万元。
李真很高兴，马上挂电话联系“那部车”，并把接收汇款单位的名称和账号告
诉了卢鹰。
卢鹰回到单位就把钱打过去了。车提回来一看，根本不是新的，而是翻新的。
但越是吃亏，卢鹰心里越高兴，用他的话来讲“李真是个权势人物，我一个外地人
在石家庄搞项目早晚要用得着李真，所以别说李真要62万元，就是报价再高，我也
答应，根本不能讨价还价。”
一部汽车使很多人得到了满足。甲为朋友帮了一次忙。乙报了救命之恩。卢鹰
在权势人物面前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对立面捞到了一个告状的证据。
比较起来还是李真不幸一些。他得好好地擦屁股。
他找到吴庆五说，接受乙一辆轿车的事，的确属实。吴庆五大吃一惊，原来那
么否认，不对他讲实话，现在为什么又讲实话了？
因为需要他出马了。
李真说：“如果这件事查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是个问题。他们感到问题越来越多了。
从1999年底开始，李真不断地找吴庆五商量事情，因为被举报的信息不断传来，
他需要不断地应付，不断地想对策。拆东墙补西壁，拆壁补壁。好多事都是他、吴
庆五和乙一起干的，而乙跑到外国去了，所以只能找吴庆五商量。
不过凌志车这件事是他和乙单独干的。
李真说：“庆五，你尽快和乙联系上，让他承认这部凌志车是他公司买的，以
后不用了，就通过北京的朋友卖了出去，这部车与李真一点关系也没有。”
吴庆五说：“好吧。”
不久，他就在电话里把李真的意思告诉了远在国外的乙。
乙说：“既然李真让我这么说，我就这么说。”
然后吴庆五就告诉李真说：“我已经和乙联系上了，把你的意思告诉了他。他
讲这事由他来承担，与你没有关系，请你放心。”
这时候李真已经不太容易放心了。放心下这个，放心不下那个。八个油瓶七个
盖，盖来盖去盖不全。他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走到这步田地。
腐败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他被“两规”了。角色的转换非常之快。
青年得志而形成的傲慢，在“两规”初期是很难去掉的。好像是井落在吊桶里
了，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就显得很不适应。他不仅哼歌，还要求看电视。
电视不能给看，说还是把看电视的心思和时间用在思考问题上吧！
思考肯定是少不了思考，只是不交待问题。他在等着外面有人救他。他不是救
出过乙吗？乙是肯定救不了他的。但有人会救他，可是没有结果，他一直不能离开
这里。
中央纪委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检察机关对李真采取司法措施。
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第四章
4 、要工程总造价的六个点
因为他是河北省人大代表，所以对他的逮捕是经过河北省人大召开常委会讨论，
通过提请许可逮捕后，才执行的。
时间是2000年3 月30日。
他的企图得到“营救”的希望再一次受到打击。
掉下井里，鼻子是钩不住的。
但仍然不交待问题。不能就此认输。他进行了超乎常人想像的持久的抵抗。
当然他最终还是沉痛地写下了《心灵的忏悔》。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先
引用一下。他写道：“在事业上我曾有过昨日的辉煌，可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今天
的阶下囚。此时我深为失去自由、亲人所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
这真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哀叹！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就这样夭折了。
他于1962年5 月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1981年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果树场
当教师，后又到张家口市电子研究所、市油漆厂工作，1989年调任省建设投资总公
司办公室主任，1990年至1993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1994年任省
委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1997年任局长。前后没用几年，
就裤衩改背心———上去了，成为“省委和总局的双重后备干部”，发展势头很不
错。
“曾被多少亲人和朋友引以为荣”，他写道，“哪知道却是一棵受了病害的苗
子，在权力、荣耀兴盛之时，我却因经济犯罪走进了监狱的大门”。
因为他从根儿上动摇了。根儿都没有扎牢，还不得夭折吗？
根儿是什么？根儿就是吸收精神营养的大脑。
大脑不是一个人的梢儿，而是一个人的根儿。
与植物正好相反。大脑里观念、信念的东西坚定了，人就坚定了。平时我们所
说的“站稳立场”，不是让你用脚去站，而是让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
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他没有站住，他就夭折了。他为什么没有站住呢？他吸收的营养不对。营养就
是信仰。他把信仰这样的大问题搞错了。灵魂不再纯洁了。
他在《忏悔》中写道：对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这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而是对共产党的理想、
信念产生了动摇。错认为这是党内的机体腐化，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扭转乾坤。共
产党完了，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
备，如真有不测也万无一失。”
这种从根儿上的动摇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了理想、信念，那就只有钱了，只有
欲望了，个人的欲望，贪得无厌的欲望。灵魂扭曲了，成了肉体欲望的帮凶，使其
千百倍地发酵和膨胀。
他认识了丙。那是1995年，丙是北京某公司总经理，要承揽某市百货大楼装修
工程，求李真向市领导打个招呼。李真就用电话跟市领导说了一下，说北京有个好
朋友想干百货大楼的工程，并且把这位朋友丙的来历说明一番，那来历是很不简单
的。领导说，找我吧，没问题。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李真说，我平时和那位领导也
没有什么往来，更没有经济上的关系，但看在我这省委秘书地位的份儿上，肯定是
要帮忙的。
丙带领施工队到了某市，领导请他们吃饭，然后介绍给百货大楼的经理，工程
就承包给那个施工队了。完工后，丙在北京跟那个施工队的吴经理一起吃饭，吴经
理说：“工程没赚什么钱。”丙说：“都是朋友，你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啊！”几天
后吴经理给了丙15万元。
丙把这15万全部给了李真。他是为了下一次再从李真那里揽到工程。
李真尝到了甜头。
1996年夏，丙带着某工程局的项目经理李某来到石家庄，想要省国税局办公大
厦的工程，但来了一看，大厦已经封顶了，没有工程了。李真说，我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看别的工程了。说话中透出还要在北戴河建一个培训中心。这时候李真已经是
省国税局的副局长了。
过了不久，丙找到李真，要这个工程。李真先不说给不给工程，而是大谈工程
质量的要求，要甲级资质的施工队等等。丙一一保证，说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放心”应该是一语双关的，一是工程质量没问题，二是吃“回扣”没问题。
而前一个没问题，正是后一个没问题的保证。所以李真才要大力强调。越强调越是
证明他想把这个工程给他。第一次合作是很愉快的，这一次的合作保证更让他愉快。
这一切意思，都在“放心”二字中体现出来。
李真感到安全系数还可以，就答应把这个工程给某工程局。丙很高兴，但李真
的“进步”也很使他吃惊。第一次李真没提要多少钱，你看着给就行了。这次李真
居然成了内行，说要6 个点。丙一愣，这真不少，工程总造价6 ％的提成，这个工
程预计造价2500万元，“回扣”就应该是150 万元啊！但丙二话没说，立刻答应了
李真，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并且说：“今后多帮我联系些工程，中介费你多拿一
点，我少拿一点。”李真说：“不用多给我了，给我一半就可以了。”就此制订了
“游戏”规则。
李真为什么要给省国税局在北戴河建个培训中心呢？可以写到书面上的理由当
然很多，但李真有自己的想法和用途，只是不好摆到桌面上来。
1996年夏，他到北戴河，住在国家税务总局培训中心，总是感到有诸多不方便，
不自由。秦皇岛市副市长来看他，他就提出建一个培训中心的问题。副市长说，正
好有一块空地，离京沈高速公路很近。
他回来就把建培训中心的想法跟当时的省国税局郑局长说了。郑局长就主持召
开局长办公会研究。郑说这块地比较低洼，不适合搞建筑物。但李真说没关系，可
以建。其他局长也都同意李真的意见。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意一把手的意见，但在
省国税局有点特殊。
散会时李真安慰一把手说：“郑局长你就放心吧，这事我一定弄好。”当年11
月份签订了施工合同。
下期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
全方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
复杂而不敢查了？
第五章
5 、大师没算对
12月份一开工，李真就催丙，说已经开工了，该兑现了。
这又是一个进步，先把好处费拿到手。
丙就让那边汇款，然后给了李真75万元。后来工程又追加了1000万元的造价，
丙就陆续给李真增加钱，最后达到105 万元。
李真坚决而持久的对抗，对专案组是一个考验。
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
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
而不敢查了？向群众交不了账。
向上边更交不了账。初步调查李真有严重问题才立了案，怎么专案组却不能把
问题一项项地查清落实呢？那就反过来证明李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赶快放人
吧！
能放吗？不能放。不放，又没有进展，这算怎么一回事？
专案组负责人、中央纪委六室副主任刘森在思考着，谋划着。他是“文革”前
入学的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计算精准，给善于杀伐决断
的朱保成主任当副手，可谓黄金搭档，最佳人选。
但是，“计将安出？”一个多月过去了，李真就是什么也不说。
审讯人员都是从全国抽调来的精英，是“多国部队作战”，轮番上阵，却在李
真这个顽固堡垒面前受阻。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时陈晓颖还在外围执行任务，取个证，追个人什么的，没有机会到审讯核心
中来。
李真倒比一开始放松多了。
他是个人物，专案组对他的审讯格外慎重。逼供信当然是不能搞的，其他方面
也比较宽松，惟一可以紧镙丝扣的就是政策攻心。可是李真在这方面为了以防不测，
提前搜集积累了许多经验，心术已定，软硬
不吃。
专案组的攻心战也不弱，大到过硬的道理，小到细微的人情，都跟他讲了，但
就是穿不透他的心理屏障。
这个屏障很厚实。他不相信自己就这么完了。
他差一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是的，只差一点，具体说就差一天。
本来3 月2 日他就要到北京参加会议去了，到了北京就进退自如有了回旋的余
地，一切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必备的各种证件、物品都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但是3 月1 日下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到省委大院去开会。
为了以防不测，坐的是那部后备箱里装有必备物品的汽车。
已成惊弓之鸟的李真，时刻做好了准备。
出发之前，他向熟人打过好几个电话，问是不是下午要开会，到底有没有这个
会。
别人都说不知道。
他就有了警惕———噢，他一直是警惕着的，当时更高了，但仍然还是轻敌了，
觉得还不至于吧，可能是个极小范围的会吧，他是经常享受这种待遇的。
开会的消息是午前11点多钟一位省领导打电话通知他的。由省领导亲自打电话
通知，时间又这么紧，肯定是个小范围的高级会议，一般的人怎么能有资格参加呢？
的确没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