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纸堆，终了仍默默无闻。他很看重我，一天他将我单独叫到他的书房里，与我一起讨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考证其中“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两岸都是哪些地方，猿又因何而“啼”。老先生为启发我对古典著作的兴趣，真可谓用心良苦。可是，那时的我或许对文学太急功近利，倒更喜爱外国文学，特别对外国的现代文学，兴趣尤甚，而对学习古文，一点儿劲头也没有。许多年后，当我不得不抱起曾经读过的古文教材，一点点儿重新学习的时候，那种追悔莫及的感觉可想而知。一次，评论家白烨来电话，说完正事后，顺便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我说，我在读王力教授编的《古代汉语》。看看，我又得从头开始了，并且学习效果很不理想。
师专有一个可以借阅到书读的图书馆，特别是当年马步芳遗留下来的一批苏俄时期的藏书，极其珍贵，且占很大数量。我因此得以涉猎到国外许多名作家的作品。由于痴迷于读这些书，可以说在学校的几年里我压根儿就没有按老师安排的课程进行。我就那样依自己的心性，随着兴趣的引导，自己学自己的。也是刚改革开放，图书馆还没有进入正规化管理，只由一个几乎半文盲的老头儿看守着，就跟守自家的菜窖一样，另有一个职工，是土生土长的青海姑娘，对图书管理丝毫不感兴趣。我猜想那姑娘和许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样，到了年龄，一定更感兴趣于如何找个好小伙儿，将自己赶快嫁出去。在工作上，那姑娘听老头儿的安排，于是，我用一双军用手套和一双军用大头靴，成功地贿赂了老头儿，使他从此见了我，就像见了自家的孩子一样，笑眯眯地打开图书室的门，并嘱我在里面不要声张。我于是便提着大提包，像贼一样溜进去，在胡乱堆放的书堆里随意挑选，像一条嗅觉高度灵敏的狗，迅速而仓促。挑完了也不用登记，只一本本地数，下次来如数归还便是。借到书后，回到八人一间的零乱的宿舍里，我往床铺上一躺，便一本本翻阅起来，课也不去上了。那真是我的幸福时光，阳光灿烂的日子。按说我是穿军装上学的军人，但我的纪律性在班上恐怕是最差的。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这里，今天，我得向他老人家道一声歉。他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当众点我的名，批评我的。嘿嘿，老先生啊，你是不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是你最好的学生。你不会记恨我吧。
我在师专读书的那些年头，人民公园就在学校的旁边，但几年里我没进去过一次。在我看来，那几乎是我消受不起的雅兴。为了购书，我花完了部队发给我的所有津贴，以及家中对我的少量资助。直至我从学校毕业，拿到专科学业文凭的时候，还不知道啤酒的滋味，倒是经常从外国文学作品里读到它。几年里，我最大的奢侈只是在市中心的饺子馆里吃了两顿饺子。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的兴趣在读书。伴随思想解放，许多闻所未闻的好书像下雪似的迎面飘来。每一本书的阅读，都会让我有一次心灵的震动或兴奋。
那年放寒假过春节，我没有回家，为的就是多腾出些时间读书。与我做伴的是一个家在陕西咸阳的同学冯康。他因为家里穷得实在太厉害，没有回家的路费，也就只好守在学校里。那个假期，每天早晨，我们从伙房里打一壶开水，买一斤馒头，便是一天的食用。空荡荡的大楼就住着我们两个人。大年初一那天，听到窗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内心的酸苦便一个劲儿地向上涌。我抱着书，啃着冷馒头默默地擦泪。冯康在床上躺着，唉声叹气。我当时想，这就是我们这些农村苦孩子的痛处，也是我们的牺牲，这牺牲从长远看，决不会没有意义。走着瞧吧！
这似乎是一种报复心理。事实上，历史上许多农民英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当他造反成功或是金榜题名之后，都免不了将他过去的苦难变成抵押已久的资本，要加倍地再夺回来，因而一些人很快就走到了他的反面。他所夺回的，往往又是养育过他的土地以及使他羽翼丰满的亲人。所谓的“走着瞧吧”的想法，不仅是我，同时也是许多农民出身的年轻人都应该警惕的情绪，这的确是一种农民式的狭隘。
苦难的经历，成了推动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树立志向、改变困境、走向事业成功的无尽动力，但同时它也常常成为我们取得更大成就的障碍。一个出身于农村工作在城市的年轻人，如果不能从思想上真正脱去农民意识这层“老棉袄”，便不能说他真正成熟。我们在现实中发现无数这样的人，他生活在城市里，精神境界却和一个守着炕头牵着老牛种粮吃饭的老农一样，每日的算计都围绕着自己，一切都从自己出发。路遥在他的小说《人生》里，写到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只是他将一个本来可以写得更深刻一些的社会主题，写成了批判现代陈世美式的忘恩负义。不过在当时，我还是被他感动了，虽然也替他有所遗憾。
农民意识和黄土情结，是许多乡土作家解不开的扣子。
毕业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四五岁了，按道理说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但我仍因丑陋而有些自卑，从内心深处，还是不能解决羞于见人的问题，特别是羞于与女性接触。后来，我与过去的女同学聊起来，她们回忆说，当时的我看上去很高傲，倒是让她们觉着我这个人难以接近。这也许有一定道理。其实，我这个人外强中干，更多时候是我躲着她们。许多出自农村的男性大概都会这样。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八（4）
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她，但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接近。我设想过许多方案，却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实施。直到临毕业前，我给她写了几句诗，夹在还给她的书里。要知道我想她已很久了，能写出几句诗，该是我最后的勇气了。结果，这天晚上上自习课，她将书送了回来，里面夹着她写的纸条，说她要考研究生，要我帮助她。我一看，既气馁又光火，我错误地认为，她这是托词，拒绝了我。从此，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再想她。
说起来，那女孩子并不算漂亮，但很清纯，像玻璃人儿似的，皮肤白得透明。我曾想，她应是老天爷给我的最好礼物，但我没有把握好这个机遇，以至于后来受到更多更深的刺激。当然，从另一角度讲，这或许也成了我深入痛苦的机缘。上帝就是这样，要以这样一种误会的方式，让我可怜而又苍白的人生，变得再深刻一些，再厚重一些。
这几乎成了我独有的一种程式，我和我所爱过的人，都是只有开始而没有后来。也或许这正是一种起码的道德。我只记得，毕业的那天，我早早地就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这个被千万人想起来十分浪漫，而对我自己来说却是连女孩子手都没摸过一下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我曾对别人解释，那时候，我只知道读书，但实际上是谎话。老实说，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还是我没有接触适龄女子的经验和自信。此后我发现，这几乎成了我今生再也解决不好的问题，特别是面对那些闭月羞花同时又没什么阅历的女子，接触起来更是感到障碍巨大。这种窘困，我想，不只是我个人的原因。
在青海师专，我除了读书，便是不断地练习写作。同宿舍里，被我视为兄长、并在言谈举止许多方面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丁斌武同学，他记得我当时在教室里写作的情形。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我：在傍晚上自习课的时候，“磁啦磁啦”一张一张撕纸，用力之大，像和谁有深仇大恨似的。这是他最听不惯的声音。
是的。我写不下去，我为之恼怒。
丁斌武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比我大几岁，显得成熟且自信，皮肤尽管黑点儿，但身材匀称，精干帅气。他的一举一动，都让我这个刚刚放下放羊鞭的农村土孩儿感到赏心悦目。那段日子，一个我，一个睡在下铺的李凌江，他也是部队考来的，我们俩成天跟在丁斌武的屁股后面，形影不离。我至今仍感叹，能遇上这样一位特殊的教员，真是幸运。丁斌武的男中音简直漂亮极了，如今我闲极无聊嘴上常哼唧几声的几首俄罗斯民歌，就是那一时期晚自习之后，教室里剩下寥寥几人的时候，跟着他学的。他站在灯光下的讲台上，就像站在舞台上一样，一边唱一边挥动着手里的粉笔，还将歌词一句一句地写在黑板上。那样子，现在回忆起来，仍是那么潇洒和有趣。我记得那时候，他用最便宜的笔记本，却记下了最有参考价值的课堂笔记，哪位同学误了课，都会讨来他的笔记照抄一遍。他的人品几乎无可挑剔。从他身上，我一点一点地学习着待人的自信和沉稳、做事的有条不紊和充满热情。
我最早喜欢上外国文学，知道皮却林和于连的名字，还是在读了他推荐的《当代英雄》和《红与黑》之后。这些独特而生动的文学形象，使我感知到外国文学的优异所在，而中国文学里，竟没有一个这样果敢勇毅、聪明敏捷的处于恋爱中的男性形象。再联想现实，我已能猜测到，爱情这东西让世间那些优秀男子，在面对女人的时候，有着多大的傲慢和杀伤力。我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最基本的武器，那种每一位年轻女性都为之倾心的东西，无论她最终嫁了怎样一个男人，也无论这男人最终被看清是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家伙。这是女人的天性，女人就是这样本能地选择着。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1）
在师专的时候，为写作而忘记课堂作业，对我已是家常便饭。像在小学中学里一样，一贯的个人兴趣与不能循规蹈矩的个性，影响了我的学业。所以，从小学到大学，我自始至终都没能成为一次三好学生，也没有当过一次哪怕是小组长那么大的官儿。甚至到后来，投入文学之后，我仍以个人的方式前行，时至今日仍没得到过什么团体的肯定，哪怕一根铅笔的奖励。
奖励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我内心深处有着比奖励更美好的奖赏，那就是写作本身。它是那样长久地伴随着我，滋润着我，使我在持久的兴奋中，就像被女孩子爱上一样。不过，作为真正的写作，我想，学校不会培养这样的心灵。
——噢，被女孩子爱上是什么感觉？天啊，我不知道！
上小学时，我从旧国文课本里读到王冕学画的故事，非常之动心。那个画荷花的牧童，骑着水牛，在雨后的彩虹里，在翠绿的河边，其情形和我牧羊时何其相像！特别是他成名后飘然隐世的品质，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总之，那故事将王冕描绘得神气极了。他不近官吏却受到皇帝乃至整个社会人群的顶礼，这让我深羡不已。通过他，我似乎不自觉地将未来的职业，以及连同个人品行的塑造，即心仪的“士”的形象，悄悄地联系起来。
但是，它也给了我错误的引导，致使好多年里让我做梦都琢磨着学画。我先是学线描，套上九宫格，一格一格地对着画；后来又自己做了放大尺。一九九五年夏天回家乡，我居然看见我幼年时同窗好友金坤家的窑壁上，仍然贴着我给他画的一张白毛女画片。二十年过去了，那画片仍像昨天贴上去一样鲜亮。不过从那几笔笨拙的线条上，看不出我在绘画上能有什么出息。这倒让我联想，像画画这样的特殊技能，往往会让和我一样不晓事的农家孩子上当，似乎画画只要聪明加刻苦就足够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非常大的误区。如今社会培训的专业化，更不会给有这种才赋的农村孩子什么真正的出路。他们只能望着背着画夹骄傲地行走在城市街道上的同龄人，徒羡奈何。
画画用去了我少年时玩耍的大部分时间。
上初中时，我又迷上了制作。一次，我到小同伴家去玩耍，他将他大哥的二胡拿出来给我看，然后又“咯吱咯吱”拉了几句《东方红》，这使我大为惊异。从那以后，我天天跟前跟后地随着他，想看看他的那把二胡，或自己也能亲手摸上一把，但很快，这事让他哥知道了，他哥大怒不已，当即把二胡收了起来。自此，我有了拥有自己一把二胡的强烈欲望。对我来说，买一把二胡是不可能的，一把二胡要用去两袋面粉的价钱，而两袋面粉，可是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幸福晚餐啊。后来，我从父亲的木匠铺里找出一截圆木，我看它很像二胡底下的那部分，便决心动手自己做。父亲的雕刻刀是现成的，我就背着家人，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点儿地刻，居然还刻成了。没有蛇皮，我用猪尿泡代替，没有胡弦，我用钢丝代替，诸如马尾、松香等一大堆难题，我也都一一设法解决了。历经一个多月时间，我真的做成了一把“二胡”，并且它真的响了，只不过声音有些古怪。古怪的声音独我陶醉。深秋的天气里，冷风瑟瑟，我独坐在梧桐树下，头顶飘落着最后几片树叶，一边拉一边想，既使它再不好听，也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那年，我只有十二三岁。我制作的“二胡”，自然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
师专读书时，一天，我读到一个外国短篇，名字叫《音乐迷扬科》。小扬科做梦都想得到一把提琴。他买不起琴，便历尽艰难，自己仿做了一把古里怪气的提琴。正当他为自己的“琴”所陶醉的时候，他的凶恶的哥哥出现了，将琴砸碎了。这篇小说震动了我，也许因为经历相近吧，读完小说的那天夜里，不断涌出的泪水打湿了我的枕角，为了不让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察觉，我努力克制着。同学们哪知我这心思？后来我想，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早早就出现了某种说不清的预兆，比如我未来的写作命运，是不是也会如这把古怪的二胡一样，必定要遭受莫名的羞辱和承受巨大的打击？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没能逃过这一劫难。
应该说，写作到今日，我并没得到过多少人的认可。
一般来说，艺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