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真的不用象其他留学生那样去打苦工了。
这时，Grame教授兴奋地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祝贺我讲演成功。
紧接着，影响我一生的机会来了，Grame教授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迪肯大学经济系教授RonBreth。迪肯大学是墨尔本最重要的三所大学之一，另外两所分别是墨尔本大学和蒙纳殊大学。Grame教授告诉我说，Breth教授不仅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且是一位作家。
当我听到Breth教授是一位作家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飞快闪过——我应该和Breth教授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如何加强经贸往来的书！
这个念头令我兴奋起来。
我立刻向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说可以考虑。双方商定，三天以后继续讨论，同时他建议我去迪肯大学开讲座，他告诉我他们经济学院的院长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了，学生们也想了解中国。
我真的看到成功的希望了。
那天，我早早就回了家，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Jack，让他一起分享我的成功。
可是Jack回来的时候，比我还兴奋——他拣了一个旧床垫！
Jack拣回来的旧床垫确实令人羡慕，看上去和新的一样。想想看吧，所有人都睡在地毯上，只有他，就要睡上床垫了！那可是席梦思床垫啊！
Jack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当我们羡慕完了之后，他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他“智斗”东北留学生的过程。
他说床垫实际上是一个东北留学生先发现的，或者说，那个东北留学生比他腿快，抢在他前面占有了那个床垫。其实也不是Jack跑得慢，是他这个人有点好面子，不好意思为了一个旧床垫象百米冲刺那样跑，所以比那个东北留学生晚到了一步。他于是很懊恼，于是不服气，于是开始动脑筋斗智。
Jack紧走几步赶了上来，大喝一声：别动！床垫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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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成功第一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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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东北留学生听后一笑：笑话，床垫在我手里，怎么成了你的了？穷疯啦？！
Jack在喊出“床垫是我的”时，其实还没想好下面的说词呢，被人家骂了“穷疯啦”之后心里特不舒服，决心争到底，于是就有了说词。他指了指身后的一个房子说，这床垫是我跟那家人要的！
那个东北留学生狐疑地眨了眨眼睛，又看了看不知有没有人住的房子，表示不信。
Jack一看那东北留学生迟疑了，又来劲了：不信，我带你一起去见那个人。
东北留学生可能是英语不是很好，怕见了“鬼”也听不懂“鬼话”，不甘心地又朝那个房子看了一眼，终于松了手，骂了句“妈了个X地”，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晚上的主题是Jack的席梦思床垫，我便没提在墨尔本大学讲课的事。
我相信，在Jack们的意识中，席梦思床垫远比在墨尔本大学讲一堂课来得实在。
夜里，Jack趟在拣来的席梦思床垫上，兴奋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Jack这么一折腾，问题终于出现了，那席梦思床垫虽然看上去很新，但是里面的弹簧断了，他一翻身弹簧就“咯吱”叫一声，吵的我们都睡不着觉。
Bill骂了一声，操那！一个旧床垫就把你烧成这样啦？你不睡我们还睡哪！
我本来就没想睡。我在想下一步。
第一，尽快和Breth教授联系，敲定合作出书一事；
第二，抽空多拜访一些有可能为我创造机会的社会名流，比如墨尔本市长、企业家、银行家以及大学教授等。
我突然发觉，人是多么的不同啊！Jack拣了一个床垫，就乐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小玉这几天想的则是怎样讨好她的同桌，好让她介绍她去那个越南人开的制衣厂里剪线头；Bill呢？可能在捉摸着进个正规大学读学位吧？可是我，刚刚给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讲了一堂课，现在又在捉摸合作写一本书的事，还要拜访那些不知是哪一天才会用得上的名人。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来到澳洲的第六天，我决定去拜访墨尔本市长。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见墨尔本的市长，是中国人喜欢巴结官的思维定式？还是想去试一试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墨尔本的一市之长。
我就想，先进了城再说。那天是星期四，我第一次搭公共汽车进墨尔本市中心。这些天一直在墨尔本外面转，总觉得澳洲地广人稀，有些象中国的乡下。那天进了城才发现，原来市中心人也很多、也很热闹的，特别是在雅拉（Yarra）河畔，甚至有点外滩的感觉。
我看到很多衣着讲究、举止文雅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街上匆匆走过。
我还看到很多高大的欧式古建筑。
虽然我非常留意，还是很少看到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
一不小心，我的小公文箱碰了一个女士精美的手袋。那个女士立刻停下来，伴随着一个歉意的笑，说了声“对不起”。
我也停下来，说了声“对不起”
然后，我整了整领带，挺了挺腰板。我也是个绅士。我开始想。
这样转着转着，就转到了墨尔本市政府的那幢古建筑前。
我没有任何犹豫，抖起精神，径直踏上那高高的有点威严的台阶。
没有任何门卫，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有很多参观的人。
可是，怎样才能见到市长大人呢？
我看到一个象是问事处的地方，还看到一个衣着光鲜、面容姣好的女子正笑容可掬地望着我。
我走上前去。
我说，我是一个来自中国上海的中国贸易专家，我想见市长大人一面，和他谈一谈与上海进行贸易往来的可能性。
她纠正我说，是“她”，不是“他”。她是在告诉我，市长大人是个女的。
我说，那就和“她”谈一谈。
她反过来问我，您预约了吗，先生？
我说，很抱歉，我没有预约。可是，如果市长大人有空……或者是，我可以现在预约吗？
她又笑了，当然，我可以为您安排去见市长大人……瞧，真巧，她今天就有空！
说句老实话，这位女市长挺漂亮的，她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腿，大大的眼睛，她那样子怎么看怎么不象市长，反倒象是个电影明星！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当然，她的微笑也很迷人。
我不再拘禁，开始和她聊了起来。
我很快便了解到，澳大利亚的市长和中国的市长在权限和职能上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市长权力大得不得了，什么都管，管他的人却不多。在墨尔本，什么都反过来了。首先，墨尔本市很小，只有市中心的那片高楼区归她管辖，我来墨尔本第一天在Peter家研究的那本半块砖厚的《墨尔本地图册》上所展示的绝大部分城区，都另由其它一百多个小的市来管辖；另外，市长肩负的管理职能也是十分有限，只是负责城市规划、绿化和居民生活服务等——无论从地盘、人口，还是从职权上看，墨尔本市长都只相当于上海的一个街道主任，中小城市的一个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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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成功第一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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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市长对澳中贸易并不十分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城市的卫生管理、养花种树以及如何收取城市管理费等等琐事。
这一天，我只是学会了拜见要员的方式：先预约。
回到家里，我马上翻出房东留给我们的那四大本电话薄——两大本《黄页》，两大本《白页》，每一本都比转头还厚、还大。我这才发现，这四大本电话薄简直就是一部墨尔本的“大百科全书”，什么国际大公司、国家机构，全部分门别类，然后再按字典排序摆在那里，而且电话、地址甚至作息时间等信息一应俱全。
我很快找到一些跨国大公司，还联系到一个银行总裁以及几位与中国有生意来住的澳洲企业家，约在明天见面。
我排了个表，几点到几点，去哪里见谁。
来到澳洲的第七天星期五，我拜访了这些大人物。
拜访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发展机会，以及谋求咨询业务。
当天的唯一收获是，“天地（TBT）国际运输公司”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
一晃，第一周就这么过去了。
我一直马不停蹄地跑着，寻找各种机会。我已经摸到一些门道了。
做一个小结：旗开得胜。详细一点说是：虽有近忧，但是却没有太多的远虑了。
许多看来难以达到的目的，当你努力之后还是有可能达到的。关键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我觉得前景渐渐光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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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成功第二击：第30天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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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星期，我把主攻方向放在出书谈判上。
用英文写一本书，并在澳洲出版，这是我那天给墨尔本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讲课后的突发奇想。那天，Grame教授意外把迪肯大学Burwood商学院经济系的Breth教授介绍给我——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且是一位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作家。是他的作家头衔令我萌发出合作写书的大胆设想。
毫无疑问，如果能在澳洲和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国贸易的书，我就真的成了澳洲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了！这样，展现在前面的就将是一条康庄大道——就象那天Peter接我去他家走过的那条又宽、又直、又长的StKilda大路。
说句老实话，在中国贸易上，我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专家。在上海的时候，我虽然也在外贸局干过一段时间，但我真正的专长是中小企业研究，以及领导一个中小企业的能力。
可是现在，在澳洲谁会给我一个中小企业让我领导呢？
我知道，来澳洲的中国留学生，肯定有真正的贸易人才，甚至有些是曾在外贸局工作过的领导。问题是，他们为了保持出勤率和求生存（打工），似乎还没想到要做澳中贸易。所以我就捷足先登了。
若干年后，我成功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贸易问题的英文书籍，又成功创办了下属十几间子公司的“澳中集团”，真的领导起一个澳洲的企业，也真的成了澳中贸易专才，还成功收购了墨尔本市中心的十几幢商业楼宇及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2001年9月1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世界华商论坛》节目，以及2002年3月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商界名家》节目。这两台节目的主持人曲向东和路一鸣都曾向我提过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会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怎么就有把握能在澳洲出版一本有关中国贸易的书籍？为什么其它的中国留学生没有这样做？
怎么会想到些这样一本书？因为澳洲还没有也急切需要这样一本书。
怎么会有把握？我研究过中国的中小企业，办过报纸，英文也说得过去，还给澳洲的《金融综述》写过文章，所以出书对于我不是天方夜谭，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至于第三点，我想，主要是当时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想的都是怎样才能保证基本生存状态，所以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要想保证基本生存状态，就要做到两件事：第一、读书；第二、打工。读书是为了保证85％的出勤率，为接着读书（也就是为了继续呆在澳洲）做准备；打工是为了赚钱，一方面要交房租、填饱肚子，另一方面也要筹集继续读书的学费。
问题是，保证了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前途？
我看不到任何前途。
我相信，当时99％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这样想的。这很正常，人的本能使得人们在面临选择时，总是在众多方案中选择最保守的一种，因为最保守的总是最安全的。读书加打工就是最保守的选择。就这样，读书加打工几乎占去了这些留学生的全部时间，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去想别的、去做别的。
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没有选择最保守、最安全的方案，我选择了风险方案。
风险方案的特征是：要么大嬴，要么大输，没有中间路可走。
我想嬴，又不怕输。我要与众不同。
因为我不想过读书加打工的日子，因为读书加打工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因为读书加打工我看不到希望。我必须为我的梦想奋斗。
我几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出版这本书上面了。
为了出版这本书，我和Breth教授一连见了四次面，我提出一系列方案，详细说明合作出版一本有关中国贸易的书的事宜。我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做《中国贸易指南》。
谈判是艰难的，前后四次加起来一共有16个小时。
对于我来说，我需要尽快出版这本书。因为有了这本书，我才可以在澳洲的经济界、学术界、企业界有立足的资本，及快速奔向未来的基础。
但是，对于他来说，和我合作写一本书却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他是澳洲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他已经出版了多本经济学专著，再出一本或者是不出是无所谓的；何况他并不是中国贸易专家，何况他还不了解我，不愿冒险和我合作写一本他所不熟悉的专著。
我要让他相信我，还要让他见到好处。
我告诉他，写这本书，我有非常多的优势，比如我独特的个人经历，主要是对中国经济情况很熟悉，而且一直在研究和关注澳洲与中国的经济互补性等。我给自己下的评语是，我目前在墨尔本可以说是无人能取代的。我还特别强调，我们合作撰写《中国贸易指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澳洲人也想更多地了解中国，要和中国做生意。就是说，其市场需求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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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成功第二击：第30天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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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本书将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作品。
当然，我也暗示他，这本书的成功，会为他开辟一个新领域——中国经济，这会对他在澳洲的学术地位有很大的提高。
最后，我强调说，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有威望，而且熟悉出版社的情况；我则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说，我们可以互补合作，可以完美地完成这本填补空白的英文专著《中国贸易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