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钱来为自己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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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投资地产的三块“试验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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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个人，他后来发展成一个很大的地产商。2004年他29岁时，手下有三十多个地产代理公司。而他的爸爸最终成了给儿子打工的，整天给帮助儿子干一些修修补补的事情。
我经常想，有一些海外中国人为什么发展不大？就是老观念在作怪，不喜欢从银行借钱。怕借债，怕压力，心里缺乏安全感。其实，在一个法律完备的国家里，向银行借钱是很安全的。犹太人为什么会非常成功？因为很多犹太人都是金融高手，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是穷光蛋，可是自己后来都开始放高利贷了。
在澳洲就有一个说法：看上去一幢楼很破，可是占地很大，一定是犹太人的。
目前在澳洲，从经济实力上来说，各个移民族群中间，犹太人第一，意大利人第二，华人只能排第三。
我经常思考移民文化。我发现移民总是要比当地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具开拓精神和创业精神，所以移民都比较容易成功。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参加一个婚礼，新娘是上海人，新郎是浙江人。再一细问，原来新娘是新郎的秘书。这说明在上海，很多高级白领都是外地人。在移民国家也是一样，是移民推动了现代社会和大城市的进步，移民不仅带来了异地文化，更重要的是移民的艰苦创业精神和生机勃勃的活力。人口要流动，有进有出，才会有生命力，社会才能发展。
我们华人企业要想做大，没有现代金融概念是根本不行的。
华人在某些观念上一定要进行一场革命，一是要善于利用外来资本；二是要有更多的合作的精神。
我相信在未来10年里，一定会有更多的华人移民出来创业。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身智慧与勤劳的优势，再和西方现代社会规则接轨，就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第二块试验田——还是为了节省租金
买第一个诊所的不动产本来是为了节省租金，结果第三年就涨了50％！
这样的结果完全是一个意外。
然而，这个意外并没促使我马上全面向地产界进军；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个偶然，甚至可能是我拣了个便宜而已，并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毕竟给了我一点甜头。
我于是决定，再买一个诊所的不动产。
能不能升值我不在乎，也没指望；起码，可以节省租金吗。
我这人也是运气好，地产代理又帮我找一个愿意出售诊所不动产的房主！
那个诊所在Doncaster，才刚刚开业不久。那块地比Burwood的更大一些，有1200平方米，但房子没Burwood的好，开价24万澳元。我还是象Burwood一样算了算，觉得值，就买了。那是1993年。（该项目现在已获批准。）
现在，这块地已经值46万澳元了，差不多翻了一倍。
当时买那块地时，除了考虑到可以省租金的因素外，还因为那块地很大。
这块地我一直没卖，那间诊所一直开着。我在等机会。我去地方政府查了一下，那块地有一个限制，只允许建一个房子，不过，如果有合适的理由，或者是在适当的时机下，通过法院把这个限制去掉，是有可能允许建多个房子的（按当地标准，这么大的地是可以建四个房子的）。如果真的这样，这块地现在就值70万澳元了。那就是翻两倍了！
我就想，投资地产可真是太妙了！诊所不赚地也赚啊！
第三块试验田——原本是要建房子养老的
连续在1992年和1993年两年内买了两个房子，觉得有点意思了。
于是想到，看来地产投资还是有的赚的。
于是决定再买块地。1994年，我第一次在没有考虑省租金的因素的情况下，花了100万澳元买了三块地。这三块地是连在一起的，三块地加在一起有2200平方米，而且靠着一个湖。
一下子出手100万我还是第一次。
当时敢于投100万澳元，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靠着一个湖。
我这个人对水有感情，我的青年，从18岁到22岁，在江苏靠海的一个农场一直呆了四年。这四年培养了我对水的感情。
我想在这儿造几个花园洋房，给自己也留一套，老了的时候搬过来住。
后来，我去咨询了一下，才知道造房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的工作十分繁忙，没有时间能够搞自建房屋，决定暂缓建房。
那三块地就那么空在那里，还得每个月派人去剪草。
当时手里有现金，就没在乎它。
这三块地在我手里放了整整两年，直到1996年，当初卖给我地的那个地产代理又来找我，他问我：你那块地升值了，现在值200万澳元了，你想不想卖？
我听了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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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投资地产的三块“试验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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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愁不知该怎么处理这三块地呢，居然有人要出双倍价钱买它！
我连犹豫都没犹豫，就卖了。赚了100万澳元。
从此，我才认定投资地产真的是赚钱的。
以上三个发生在三年里的三个例子，之所以被我称之为“试验田”，主要是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地产投资中的窍门。那三处地皮没有一处是从投资角度运作的。但是都赚了。
我于是想，如果我一心一意地去做地产，资本的增长速度岂不是可以大大加快？
从1996年起，我真就这么做了。我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详细告诉大家。
三块地的增长故事，让我明白土地是会增值的。澳洲土地是私有的，而且市区能够建房的土地始终有限，所以土地的价格就会不断上升。当时我心中以后计划要在10年内将澳中集团从人力密集型的企业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当时有一位商界的朋友听了我的设想后，以开玩笑的方式说：谁不想这么做，但关键是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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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六年了，回中国看看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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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于是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的11月1日，澳洲政府一次性解决了1989年前后进入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的身份问题，无条件给了他们澳洲的永久居留权。
很快，便在澳洲掀起一个回中国热。
是的，总算是可以回中国了！不用担心回去后就回不来了，也不用担心没“混出个人样来”让亲戚朋友笑话——有了澳洲身份还不算就有了“人样”吗？
那时，澳洲身份还是蛮值钱的。
于是，中国留学生再也不管自己叫留学生了，改叫“新移民”了。
于是，“新移民”们开始忙着订机票，买礼品，开始张罗回国的事了。
有人回国，是探望亲友；有人回国，是去找生活的伴侣；有人回国，是想回去找机会——听说国内现在机会很多，而且这些人手里也算是有了几个钱。
那时，大家一见面，谈的就是：回中国看看去！
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场变化应该是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开始的，他的这次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南方巡视，推动了徘徊和观望中的中国，使之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朝前走。“六四”事件之后，我就不断地在澳洲的各种场合讲过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的中国绝对不可能因为一次政治动荡而重新走上闭关锁国的路。现在，这股蓬勃的气息正从遥远的中国大陆吹到澳洲，使很多华人感到了振奋和激动，也印证了我当初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经济在高速发展，西方的报纸都在这样说，我在中国的朋友也在电话里这样告诉我。我在国内的那些朋友本来很少打电话的，原因很简单，付不起昂贵的电话费；可是现在，他们在电话里哇啦哇啦地讲个没完。好象他们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
中国的朋友三番五次地来电话，要我回中国去赚大钱。
他们告诉我，现在中国特兴炒原材料，只要是你能够通过关系弄到“条子”，就可以转手发大财。我的朋友们都鼓动我回去，他们说我脑筋灵活，回去一块儿干，不发财才怪呢！
我真的动心了。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到，中国大陆正在掀起一股巨大的经济建设浪潮，有不少人在炒钢材、炒木材、炒边境贸易，甚至是炒洋垃圾，最后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有时一天都会收到好几个电话，要买澳洲的原材料，好像他们人人都有批文，都有很多钱。我告诉他们我对原材料不熟悉，他们说你能否试试，我说很抱歉，不熟不做，我没时间试。
是的，我动心了。可是我不想学那些“厨师”后面也跟着“炒”。10亿人口9亿炒，人人都在炒原材料，这很不正常，这个热潮早晚会落下去。我决定走自己的路。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已经把目光转向了热气腾腾的中国！
1993年的一天，我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身份是澳洲集团总裁。
离开中国整整６年之后，我首次回到上海，真是有些百感交集。父亲和母亲表面上很平静，可是内心里十分欢喜，母亲还为我做了我最爱吃的河鱼河虾。他们的身体还不错，只是老了些。
我看到上海正在以一种超常的速度发展，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密集的吊塔。
上海真的是变了！
我想起来当初离开中国时，我曾暗下决心，假如我在澳洲干得不成功，我就永远不回上海来！如今，我也算是小有成就了，多少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有些脸面可以回到故乡上海了。但是，当我看到上海的那种变化的气势时，我还真是被吓了一跳。
到了上海几天之后，我就决定成立澳中集团公司上海办事处。
虽然我的想法还没成熟，可是，我已经意识到，我绝对可以在中国和澳洲之间做一些诸如经济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事。就象我到了澳洲说我是中国经济专家一样，现在，我也可以说我是澳洲经济专家了。确实，这是我们这些从海外回来的人的唯一长处。
我在上海的那些朋友听说我在上海设的办事处主要业务是做咨询，就对我说：想在中国发展，还是应该做实业，比如投资办工厂。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办工厂，是中国人在最近一两百年来被认为是最能赚钱、最有面子的事，因为是在投资实业。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流通领域的钱要比办实业的钱更好赚。
我的上海朋友们俗话对我很失望：那你就很难做大、做强了。
我知道，中国内地对各种咨询业和中介公司抱有偏见，把他们称做骗子，皮包公司。
我不这么认为。我告诉他们，在国外，赚大钱的主要不是生产企业，而是进出口商，批发商，零售商，金融业最赚钱，可是他们一台机器，一个厂房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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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六年了，回中国看看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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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澳中集团上海办事处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风风雨雨，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体制和手续的问题，不过最终还是解决了。
我的澳中集团总算是在上海站住了一条腿。我可以在澳洲和中国之间做很多事情了。
回到澳洲之后，我在大陆看到的一切仍旧让我兴奋不已。
我觉得，我们新移民和新华商的确可以在澳洲和中国之间干很多事，也可以因此赚很多钱。不过，为了今后的发展，应该把澳洲的华商组织起来，一起做事。
我的想法很快便得到澳洲很多华商的热烈响应。
1993年7月24日，“澳中工商会”正式成立。我被正式选为会长，其他几位华商发起人沈天馨、汪保铭、沈永伟等当选为副会长或理事。当时，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中的优秀企业家和商业管理精英，都进了我们的工商会。澳洲移民部长和一批国会议员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这意味着新华人移民，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文化族群，正在受到澳洲政府的强烈关注。
可以说，澳中工商会树立了我们新华人移民现代企业家的形象。
在这个成立大会上，我再一次提出：新华人移民中，将很快产生一批百万富翁！
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观点。
会后，有一位老侨领有些吃惊地问我：金先生，我觉得你是不是过于乐观了？难道你不了解你们新华人移民的实际情况吗？你认为那些连一杯可乐都喝不起的新华人移民会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成为百万富翁吗？
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新华人移民里现在已经有百万富翁了。
他听了一愣：金凯平，你太夸张了吧？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本来想告诉他，在我们的“澳中工商会”里就有百万富翁。可我没说。
我知道，一些老华侨，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打理一个小店面，甚至一个店还会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他们确实是无法想象新华商在澳洲是如何创业，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快速积累起老一辈华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财富的。
看来，要澳洲社会看到新华商的力量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后来，我接受了来自悉尼的中文报纸《澳华时报》记者戴不的一次专访。在这篇专访中，我第一次透露出我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
报纸发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专访的标题是——《他想做的，就一定能成功》。
仔细地回想起来，来澳洲短短几年，确实，只要是我认真想过的，我又努力地去做，成功就总是垂青于我。
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在完成这个等了三年的采访的时候，我和金凯平先生正在墨尔本街头的马车上肉闲人般游览都市夜景。清灵的蹄声恍若音乐，被细雨滋润过的路面在听觉中显得无比光滑。我几乎没有游览的情绪，仿佛依然沉浸在对金凯平短暂创业史的游历之中。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未完成感；关于他的所有故事，似乎仍无法让我廓清对他内心的认识，以便在他的成功背后找寻一点性格的影子。然而，真正的实业家往往没有一个多余的表情……
我喜欢这个结尾。
在1993年，我还没有真正进入地产界，澳中集团公司的主营业务仍旧是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