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一起私奔- 第25部分

　　对于希区柯克的悬疑影片，我有着近乎痴迷的喜爱，很多影片都看过不止一遍。张贴在办公桌前的这张剧照，是他影片中被认为最经不住推敲，却也是公认的一场经典戏。说起来似乎难以理喻，最真实的生活同最好的戏剧一样，确实就是难以理喻的。
　　《西北偏北》的故事围绕着无端之冤展开。主人公桑希尔是一个广告商，意外地被误认为是名叫卡普兰的政府官员。在经历了绑架、谋杀等险境后，为证明清白，在警察和敌方代理人双重追捕下，他逃往芝加哥，企图找到真正的卡普兰，让其证明自己的无辜。他来到一个空旷的岔路口等待与卡普兰见面，结果却被一架神秘的喷洒农药的双翼飞机疯狂追杀。
　　这幅剧照就是桑希尔在田野上孤立无援地逃避飞机追杀的情形。画面极富动感，在宽阔的田野土路上，桑希尔一面慌乱地回头张望，一面拼命奔跑，脚下的路因飞奔已变得模糊不清，而在他的头顶左上方，像巨大蜻蜓的双翼飞机正呼啸着向他俯冲，杀机从天而降，追杀与逃遁不容丝毫迟疑。
　　我喜欢这幅剧照的强烈动感和它因充分的张力所呈现的情节延伸，我没想更多，只觉得它犹如一幅意味深长的象征主义作品，寓意着当代人在出世与入世中无法选择的尴尬状态。
　　据说，希区柯克在后期剪辑时曾想删掉这场戏，因为它经不住深入推敲。比如，在引诱手无寸铁的桑希尔会见卡普兰的过程中，几乎随时都可以杀死他。即使非要安排在这荒郊野外会面，最简洁的方法莫过于派一个人如约而来，拔枪就可将桑希尔击毙，为何要不惜烦琐地安排一架撒农药的飞机呢？桑希尔焦虑的等待、被追杀与逃离是建立于虚无的谎诞真实中。
　　然而，希区柯克最终没有忍痛割爱，使电影史上保留了这一营造追杀氛围的经典。从桑希尔出现在空旷公路上，到焦急等待，再到飞机追杀与逃亡，最后驾驶别人的小货车逃往芝加哥，悬念步步加深，每个镜头都扣人心弦。
　　我把这段精彩追杀称为“虚构经典”，悬疑、神秘、突然的袭击、紧张的奔跑、直至凶猛杀机的最后转移和化解，跌宕起伏，美轮美奂，堪称世界“电影梦幻”的神来之笔。不久前，我从一部欧洲电影里，再次看到了对这个精彩片段的另一种模仿式演绎：一个酷爱表演的英俊青年在一次聚会中表演桑希尔从等待到躲过追杀的过程。他表演得非常投入，在他的脑海里是电影中活生生的每个镜头的再现。然而，他的表演却被现场的观众大肆讥笑，这不怪现场上缺乏电影见识的观众，他们无法从这个英俊青年的哑剧表演中，体会到桑希尔所处的具体戏剧情境。这部影片导演以英俊青年的联想，将《西北偏北》中的这段闪回重放了一遍，我想，那无疑是对希区柯克大师致敬的意思。有趣的是，戏中观众对表演者不解的倒彩，似乎暗示了大师与庸众的意念冲突。
　　事实上，观众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场推敲起来有漏洞的戏，且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享受。我曾有心分析其中的原因，终是不甚了了。朦胧中，觉得是因为暗合了人们对生存现状的通感和对现实危机的化解期待。那阔而无当又无助的场景寓意了人们对生存空间的深重惶惑，神秘的飞机寓意了现代人对难以把握的横空之灾的恐惧，邂逅的不冷不热的候车人和司机寓意着人们彼此之间的隔膜和难以沟通，仓皇的逃离正是在狭窄而危机四伏的环境里现代人无可奈何的宿命。
　　经过这样的分析，对自己青睐此片段似乎也有了最合理的解释：我之所以将这幅剧照复印放大张贴，是因为它反映出了自己的一种真实生存现状，曲折地表达了内心深处潜在的不安和对化解不安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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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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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女诗人温波尔斯卡是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之初，各地的文学刊物曾纷纷译介她的作品，美国著名的《纽约客》和《新共和》杂志几乎同时推出了她的诗歌《诗》的英译，篇名和内容都呈现出有趣的不同，前者名为SomeLikePoetry，后者名为SomePeopleLikePoet，美籍华人学者董鼎山先生将其再分别转译成中文。《纽约客》的译文是这样：
　　诗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引致了/不止一个动摇不定的答复。/但我既不知也不晓，只是抓住它，/好似扶着了救命的栏杆。
　　《新共和》的译文是这样：
　　诗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出，/答复不止一个，都是摇晃不可靠。/我还是继续莫名其妙—抓住它/好似紧握了赎罪的扶手。
　　《纽约客》的译文是在说不懂诗歌的人，仍会抓住它“好似扶着了救命的栏杆”；而《新共和》的译文是热爱诗歌的人对诗歌“还是继续莫名其妙”，抓住这个疑问“好似紧握了赎罪的扶手”。两家杂志、两种翻译，对同一首诗歌的理解如此不同，人们说这就是语言的隔阂，是翻译的问题，按照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法就是“美不可译”。
　　但是，同一种语言的解释照样可以大相径庭。最典型的是关于《诗经》的解读。比如《周南·卷耳》，金启华在《诗经全译》（1984年）中认为，这写的是同一时间处在万里之隔的一对情人的不同生活的真实情景，类似电影中交叉展示的手法。余冠英在《诗经选》（1992年）里解释说：“这是女子怀念征夫的诗，她在采卷耳的时候想起了远行的丈夫，幻想他在上山了，过岗了……”等等，就是说是写妻子思夫时的幻想。两位先生，一位把它看成在直写男人劳苦的地方，另一位却说它是在写妻子对丈夫感同身受的怜爱；一说是写实，一说是幻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两位先生各成其理。虽属同一语言，但有古今之别，隔着岁月之漫漫长河，仍属于一种翻译。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给了一位华裔作家，那获奖作品是我们可以不用翻译直接阅读的，我是硬着头皮啃完了那座“山”，抛开政治的因素，只从文学的价值和文本出发，那作品单薄枯燥不说，只叙述手法的矫揉造作也实在不敢恭维。我不相信堂堂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有太多非文学的考虑，我更愿相信这是翻译之后的误读。
　　那么，让我们来看同一语言、同一时代人的完全不同的视点。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国内外得了不少大奖，评委们无疑是行家里手，认为影片是简洁中蕴涵深刻；但是，以王朔为代表的很多著名作家（无疑也是行家里手）却强烈地指责它的“假装深刻，极其苍白简单和虚假”。美国著名影片《巴顿·芬克》曾是某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大赢家，无论是当时评奖还是至今在国内的评价都是极端的南辕北辙，各执一词。同一影片，同一语言下的同代人，却有截然相反的评价，这肯定不属于“美不可译”的问题了。
　　类似的例子中外都不乏其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叶塞宁、邓肯、毕加索等人的作品都曾遭遇到同一时代截然对立的评价。即使不是截然对立，丰富的作品在他人眼中也是千差万别，“误读”是很普遍的。托尔斯泰对自己作品的理解有的还不如读者深刻，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人的丰富才有如此的千差万别。考察这种惊人的分歧，十分有趣。除去可能对人的偏见因素之外，如将其简单归结到语言隔阂上显然是不够的，所谓“美不可译”，根本的障碍从来不是语言问题，是理解，是不同人的丰富多样的认知，归根结底，是人心的不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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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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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情的时间面前，如果不能超越，就老老实实地复制，经典已被时间定格，望尘莫及的后来者如不想复制就乖乖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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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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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记得这个标题受到过谁的影响，这个念头已在我的心中徘徊了很久，我一向觉得时间的重量是最难清晰表达的东西。翻开自己收藏的任何一本书，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寻找购买或阅读时间的记录，这个记录会油然让我感受到时间长度所产生的重量。
　　一部十年前阅读的书和三年前阅读的书，在我心中唤起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看重时间，它的流逝所表现出的颜色的削减和重量的增加，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读《追忆逝水年华》的书，或看《追忆逝水年华》的电影都是在看怎样表现时间这个无形无影的东西的流逝。在电影里，开始衬托字幕的画面就是落日照耀下的金黄流水（有的影碟居然翻译为《液晶流金》，拗口又蹩脚，简直像部色情片）。这是老导演的一部宝刀不老的匠心之作，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不仅从容地表现了时间的重，更表现了时间的轻。当然，二者也许原本就彼此难分。影片在偏后部分多次出现老年的普鲁斯特躺在床上看到（回想）中年的自己，而穿着燕尾服风度翩翩的自己正凭窗而望；在同一个画面中，中年的他正看着在海滩上戏耍的童年的他。年华的流逝，时间的重与轻，立体地凸现眼前。这种手法，我后来还在希腊大导演安哲罗普罗斯的《永恒的一天》中看到过。
　　时间的重量在一些重拍片的对比中表现得特别鲜明，很少有人能把重拍片拍得高过原片，至多打个平手。有人觉得，田壮壮和费穆的新老《小城之春》几乎像个复印件，我却觉得恰好活现了时间的重量。新《小城之春》在几处处理上是值得圈点的，比如旁白的去掉，比如用火车进站的开头，都让时间有了距离，有了纵深感和岁月的重量。
　　看黑白片《西线无战事》，当然也不会忽略它拍摄的时间，忽略了它，你的评论完全是无本之木、无的放矢。在这部拍摄于1930年的老片面前，所有战争片的后来者都要恭敬让位，这就是时间产生的无可辩驳的巨大力量。
　　在这部经典老片的结尾，守候在战壕里的保罗看见一只美丽的蝴蝶在战壕外翩翩飞舞，他想捕捉住它，拿回去送给妹妹做标本。这时对面的狙击手开枪击中了他，影片只是表现保罗的一只手臂，捕捉蝴蝶的手臂在画外音的枪声中猛然垂落。蝴蝶的寓意和垂落的手臂，这个无声的细节是对荒唐而残忍战争的最强有力的控诉。
　　后来，我看到了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西线无战事》，我把这部彩色影片先放到最后，看它怎么处理结尾。影片也是表现守候在战壕里的保罗，但他看见的不是一只美丽的蝴蝶，而是一只在战壕外飞过的白鸽，爱画画的保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专注地去画那白鸽的速写，结果被击中。
　　看了这个结尾，我就无心再去看这部耗资不菲的新影片了。是这个结尾葬送了它，和那部拍摄于五十多年前的老片比，新片的结尾显然虚假、直露和做作。
　　在无情的时间面前，如果不能超越，就老老实实地复制，经典已被时间定格，望尘莫及的后来者如不想复制就乖乖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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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过麦田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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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麦田都在炫目的金色里闪烁，风过处，麦子在颤动中失去了清晰。麦穗如同一条条短短的鞭子，顽皮地辟辟啪啪互相抽打着。远处是渐渐隐现的荫荫绿树，浓郁而深沉，麦田和田岸的树丛，动静与冷暖的对比，犹如老人与儿童的表情。
　　这是一幅画，名字叫《麦田里的风》，出自伊朗大导演阿巴斯之手。我在一本杂志上印成黑白的图中看到它，它传达出的馨香的气息令人沉迷。这其实是麦收时节乡村的一帧寻常风景，走在北方的麦田边，这样的画面几乎随处可见。
　　我反复思忖，为何成千上万的人在经过这寻常风景时，会淡漠地无动于衷，而只有还原到大师营造的画面时，才蓦然发现其中动人心魄的美？
　　阿巴斯的这幅画作于1984年。十年后，在拍摄他的经典名片《橄榄树下》（香港译《橄榄树下的情人》）时，他又选择到这样一个风掠过麦田的外景地来诠释他对生活与情爱的独特思考。在更早些时候，阿巴斯曾用照相机拍摄过相近的照片，值得研究的是这个主题和构思为何反复出现在他的创作中，不同的艺术因素为何能彼此融为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简单的颜色和光线，一种特别的意义和时刻。
　　在画布或画纸前，阿巴斯常常不知所措，因为他无法表现出麦田里的风在向哪个方向吹。当他选择电影时，这一难题似乎就变得简单多了。阿巴斯在画前的窘态完全是多余的，作为观者，谁会关心麦田里的风是刮向东还是刮向西呢？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原本就不是等同的。在《麦田里的风》中，人们看到麦田与树林瑰丽的颜色所传达出的馨香的气息和劲风掠过麦田的令人心驰的颤动，这就够了。
　　阿巴斯自认为不是画家，用他的话说，他绘画的主要目的是“用绘画疗法”治病。这不禁使人想到疯狂的天才画家凡·高，在凡·高短暂的一生中曾狂热地画过很多人物、风景及物品，他对绘画对象的痴迷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凡·高不厌其烦地画过各种天气下的麦田，应该说，绘画之于凡·高才是真正的“疗法”，没有绘画，凡·高还会存在吗？
　　令人深思的是，通过大师们的眼睛，我们才发现了麦田，发现了我们身边的这平凡中的不平凡。这构成了艺术中的奇特现象：没有高更笔下的塔希提，谁会注意那座沦落天边的热带小岛；没有凡·高反复描摹的阿尔，谁能知道荷兰这座偏僻小城；没有张继的《枫桥夜泊》，苏州河边的枫桥将淹没在千千万万座江南水巷里的玉带桥中……
　　为什么我们总需要透过大师的目光去另眼看世界呢？
　　大师所发现的美，就在周围，它们每天出现眼前，如果说世界从来不缺少耐人寻味的风景，那么，缺少的究竟是观察的眼睛还是一颗纯净而审美的心？
　　思考这个问题，使我想到欣赏三维立体画的体验。你必须用一种双眼相对而聚光的方法，带一点视力的错觉方可看到三维甚至多维的美妙立体的画面。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