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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笑泉的叙述风格非常独特，他既不同于格非、余华等先锋小说家那样立足于解构传统，也不像某些“女性主义”小说家竭力搞私语化写作，而是将主观叙述和客观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灵动又冷凝的叙述风格。灵动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形式感，热爱探索各种叙述方式。《愤怒青年》引进了电影蒙太奇手法，大量使用跳跃、回闪，但又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较好地解决了小说探索性和可读性之间的矛盾。《猛虎迷途》则采用了零度叙述，以与生活同构的节奏展开叙述，显得从容不迫。《打铁打铁》则打破现实和传奇的界限，将人物放置于神秘的古城背景中，甚至人物本身也获得了某种超验的力量，从而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奇诡的面貌。《江湖传说》则采用多声部叙述，仿佛四个镜头从四个不同的方位拍摄同一个对象，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人物的复杂性。而不同的叙述手法的采用，都与人物性格相吻合。如楚小龙敏锐多思，适宜于采用内心独白和客观叙述相结合的手法，而虎头简单直率，适合朴素直接的叙述，王一川深沉难测，最适合以多人叙述去揭示他那复杂的性格。在这里，马笑泉为我们展示了一条重要原则：即不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从整体效果来考虑采用何种手法。冷凝，则是因为马笑泉的语感硬冷，在揭示残酷时保持了不动声色，被贺绍俊称为“冷峻到了极点。在这方面，他具有可以和余华相媲美的能力。所不同的是，余华的冷是一种看透后的漠然，而他的冷则是刻意将激情压抑，所以他的文字如火（被刻意压抑而更显汹涌的激情和热血）与冰（被放置于冷调叙述中的残酷事件）相激相荡，动人心魄。” ⑶
“愤怒青年”系列中篇小说叙述的事件是丰富繁杂的，呈现的是芜杂世俗的生活：有不服管理的校园叛逆青年，有游戏人生的街头小混混，有痴情的女子，也有负心的汉子，有缺乏职业道德的小生意人，还有蛮勇有余而头脑简单的进城民工……这些人身上的低劣与粗俗表现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显示了人性的复杂。小说中似乎弥漫和漂浮着一种阴沉沉的宿命感，人物一步步走向深渊，走向命定的劫数。我们知道，恶，这种叫人痛恨的东西，虽能提示人们反观善的存在，唤起人们对苦难与罪恶的“畏惧”，但通过描写“恶”，则更表明了马笑泉对通常意义的真实、对世界本质的怀疑和否定。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边沿人物的“反传统”心态，来源于现实对他们所造成的种种压力：他们从各自的自身需要出发，既相信内心的冲动，服务于灵魂的燃烧，又常常不得不屈服于传统的规范和现实的制约。如家庭面临绝境，备受压抑，最终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的龚建章，既要追求自我生命的价值认定，又常常对各种欲望表现出顶礼膜拜，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种种矛盾，甚至感觉到了整个社会对他们行为的否定，有时却又显得良知尚存，给予这人性恶的世界带来了一抹亮色。如“我注视世界的目光愤怒而冲动，因此我走上了月黑风高的打劫之路”的专吃了难饭的楚小龙，既沉溺于自己无拘无束的性爱游戏，又哀叹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落。如“无论笑还是生气都好看”出生于城里干部家庭的漂亮妹子刘艳梅等。反映到小说作品中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焦虑和疯狂，烦躁和颓靡，在空虚的生活中对人冷漠，自恋自狂。这也许就是在社会转型中“文革”后一代青年的痛苦、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
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作家的根本使命就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假如一旦存在被悬搁，写作也就很可能成为一种可疑的自我玩赏。相比之下，故事似乎更可能显示人类存在的当下图景。这不仅在于故事里有活动的人物及事件，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包含着作家本人的判断力——情感的，或者良心的。”⑷诚然，在马笑泉这组“愤青”系列中篇小说中，一桩桩血腥的事件，一幕幕惊人的场景，现实中的那种诗意人文的生活正远离我们而去，鲜活的人间气息也逐渐消失。作家在小说中将人置于一种梦幻般的世界里，像卡夫卡，也如艾略特。但是，我们发现，在蕴涵作者深深的焦虑与无奈之后，隐隐约约闪现的正是作家对人类苦难的广泛的同情和悲悯。透过作品所展示的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冷硬与苍凉，我们不难看出这背后分明氤氲着来自创作主体灵魂内部的柔润与温馨。正是创作主体所贡献的这份伟大情感，将他笔下所描述的冷硬与苍凉温柔地包裹起来，才使得读者既可以直面人生的荒谬与痛苦，又不至于被这荒谬与痛苦所伤害。
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过的：“现代的愚昧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对流行观念的无思考。”⑸显然，真正的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的现实作出如何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的现实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思考——它体现出的是一种人类生存环境的焦虑，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非人道生活的尖刻反讽，同时，也是对那种人类诗性生活的另一种深切关怀和热烈的期盼！
综观马笑泉的这些小说，确实冷硬得深刻，刚毅得有力度。那画面与情感已把人间的荒谬怆然地引出，这里的人物无法读懂命运——西方非理性的哲学曾向世人暗示过这一点。在萨特的文本中，虚无和荒谬其实正是他的思考的起点——马笑泉把现场记录和人文思考融为一体，用具体的物化的细节容纳抽象的形而上的内涵，以欲望化的形式来呈现出某种精神的深度。作家这种别致的、独特的探索是比较成功和有意义的。
此外，马笑泉驾驭语言的能力不可小觑。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一般用第一人称来叙写故事是个高难度的事情，但他摆弄得不紧不慢，从从容容，很是难得。马笑泉的对语言的讲究不仅在于努力召唤读者的视觉形象，而且还尽可能地展示口语的潇洒自然。他小说中的人物采用的是湘西南方言，它不仅带给读者一种颇为新鲜的听觉体验，而且可以充分体现人物的个性。
当然，客观地说，马笑泉小说视野还很狭窄，基本局限在个人经验所能感知的范围内，这实在难以负载更为深广的历史内容。好在作者还非常年轻，来日方长，修炼和调整自己的机会与空间还很大。我们期待着他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注释：
⑴ 余华。虚伪的作品 （J）。上海文论，1998，（5）。
⑵ ⑶贺绍俊。新人出场 （J）。小说选刊，2003；（3）。
⑷孙绍振。小说与故事（J）。小说评论，1995，（2）。
⑸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张建安 ，1965年生，湖南邵阳县人，现为邵阳学院中文系文学理论副教授。近年来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理论与批评》《理论与创作》《中国文学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
冷硬与苍凉：一种别样的美学形态
——马笑泉“愤怒青年”系列中篇小说论
榆树饯车站（短篇小说）
阿 成
人生之旅是漫长的。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会发生很多变化，也会将预想改变很多。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同样的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年龄段上讲，或者在不同的生活际遇之下讲，味道与结论常常是不同的。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呢？难道这是我们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么？
我是翻日记的时候，想起的小贾。
我和小贾——现在得叫老贾，岁月不留情啊，他现在快六十岁了，应当“残忍”地叫他老贾了。我和老贾是多年的朋友。我们认识的时候，还都是个少年——老贾比我年长一些。但是，十岁和十四岁之间的差别，对少年来说有多大的区别呢？几乎是一样的。不像老年人那样斤斤计较岁数，多说了对方一岁也不成。老贾的家在铁道边上，紧贴着铁道线。一列列火车像屏障一样从他家的窗前驶过，有时候是风驰电掣般地驶过，有时候过得慢一些，慢悠悠的，像小夜曲一样，有一种优雅的抒情之美。这使得他家的那幢房子充满了影视效果。
我家住在柳街的东头上，那条街上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小型的基督教堂。这座教堂的造型很漂亮，像一帧明信片上的风景。基督教堂和老贾家肤连的那条铁道线，成“丁”字型。
按说（从理论上讲），有教堂的地方，周围应当是一片净土。但是，这座基督教堂俯瞰下的柳街，却是一个流氓、地痞和风骚女人聚居的地方。不知道那些欢乐的娘儿们和粗鲁的男人为什么那样心平气和地无视教堂的存在。好像那座教堂不过是一户普通人家。
那时候，小贾不太与我们这些“问题少年”来往，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家的生活条件好、富裕。他的那个总奸诈着表情的父亲不希望他和我们这些穷欢乐的坏孩子搞在一起。当时小贾本人也肯定心怀富裕家庭的那种优越感的。
上面介绍的这些简单的情况，均为“文革”前的形态。我可能说的不那么准确，“文革”之前，同志们似乎对家庭的阶级成份，强调的还不是那么血乎、那么咬牙切齿、那么势不两立、那么怒火中烧。所以，尽管小贾的父亲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商人，但没有人歧视他们，他们自己也丝毫没有低人一等的不良感觉。
小贾的父亲天生就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精明绝顶的商人。在生活中，如果你看着对方不像商人，那肯定就是一个演技拙劣的坏人。小贾的父亲不，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商人。
当年的小贾就是一个小少爷。穿的也好，气色也好，白里透红，精粉面包一样。少年时就是一副福相。那时候他倒是不鄙视我们，只是有分寸地与我们来往。小贾的父亲是一个整天絮絮叨叨的山西人，鹰钩鼻子，瘦瘦的，似乎始终处在愤怒的状态之中，一生都在批判，一生都在挑剔，一生都在不满，一生都气鼓鼓的，而且敏感、易怒、说话旁门左道。总之，他别说话，一说话全是批评，挖苦，鄙夷，加上丑陋的漫骂。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大家并不讨厌他。坦率地说，毕竟那个时代值得批评的事情比较多，只是，别人都在伟大的理想与伟大的工作中幸福着，憧憬着，他却不，他不觉得幸福，他更不觉得满足，他也从未满足过。他觉得生活处处都在和他过不去，所以，他也和生活过不去。但是，他并不作宏观批判，那样子有点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嫌。他不是，他真的是挺爱国的，共产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他没意见。他批判的，全部是微观的，小事情，吃喝屙撒，柴米油盐，针头线脑。总之，他总有许许多多不满之事。
这么多年过去，我逐渐地读懂他了，老家伙毕竟是个商人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六十年代，他一直挣不着大钱，政策也不让他个人干买卖挣大钱。他只是个国营菜市里一个普通鱼摊上的、浑身是鱼腥味的售货员——卖鱼的。的确，只要他回来，从柳街上这么一过，整条街都弥漫着那股浓烈的鱼腥味。鼻子尖的人，还能嗅出他从菜市场带回来的是什么鱼，是海鱼还是江鱼。要知道，两种鱼的体味是不一样的，前者有点像老烟叶的味道，后者则水腥腥的，有一种喝了腐水似的不踏实的感觉。
小贾父亲的女人是二房，大媳妇在山西老家。在他闯关东之前就结婚了。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儿，一个有心眼的小孩儿。但是，有心眼的小孩儿也是小孩儿。解放以后，国家施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大媳妇他就不要了，也不允许他弄俩媳妇。两个人分手之后，大媳妇好像跟了一个革命军人结婚了，然后跟着丈夫南下了。二媳妇很年轻，但非常怕他，什么也说了不算，对丈夫没有任何约束力。这样，他才可以整天地满嘴跑火车，肆无忌惮地批判。
小贾这一家人不大与外人来往，只有小贾偶尔到柳街上去转转。那时候小贾在念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书读得也就那么回事。整个柳街上的孩子书都念得马马虎虎。
柳街是一条不求上进的街。
柳街是一条土道，两边是样子彼此差不多的平房，家家都有一个栅栏院。每家至少有一到两个问题青年、少年和儿童。不过，早年的问题青少年，仅仅是追求行为上的自由而已，都不够拘留、教养的。与现在的砍砍杀杀，无恶不作的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不同。区别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形象的标志，就是，前者，任何一个老人对他们都有震慑力，说话好使，训斥也好使。而后者，老人见了他们也害怕，绝对不敢倚老卖老，或者滑稽地摆出一副长者的风范，幼稚地跟他们讲大道理。
尽管如此，小贾跟我们还是一个若即若离的人物。我们没有一起做过任何坏事情，仅仅是认识，知道他的家在铁道线那儿。
在生活当中，彼此认识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密切起来，这是无法预料的。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固定职业——刚刚从学校毕业，是一名无轨车司机了。我开的那条线路正好从他岳母家的住处经过。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中午，他站在榆树饯街站台上等车，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穿得板板的，上身是一件浅灰色的三开领青年装，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薄薄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当时正是“文革”当中（大约是1971年左右）。70年代青年人的打扮基本上是黄军装。因此，他的这身“文革”前的打扮的确与时代不大相衬，有点另类。可他是�